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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作为南宋最有志于恢复中原的君主，却终其一生都未能真正意义上将恢复付诸行动。个中原因，论者多已指出高宗的反对、妥协苟安势力的阻挠、国力的不足、金朝无机可乘等因素。
在反对恢复者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一批道学士大夫，他们在高宗时期以及孝宗即位之初曾积极批判秦桧，主张恢复，此时却公然站在了孝宗的对立面。出现这种转向的原因何在？张维玲认为这是孝宗时期两种不同恢复主张的冲突：一属“急进派”，一属“稳健派”。前者包含了近习和与之合作的宰执，以及一些迎合恢复者，强调“要把握时机，随时都有可能夺回中原”；后者则主要由道学型士大夫构成，强调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内修政事”，“准备充分才能谈恢复”。孝宗更倾向于“急进派”。但在道学型士大夫看来，“急进派”所为“多只是迎合上意，而非对恢复有一谨慎、切实的计划，若将之付诸实践，不但恢复无成，还可能陷南宋于危亡”，所以选择站到了孝宗的对立面。
不过，所谓“急进”与“稳健”的区别，是否仅仅在于恢复时机的早与晚呢？道学士大夫的反对是否仅仅因为“急进派”中多为迎合上意之“小人”呢？或者“急进派”果真没有一个谨慎、切实的恢复计划吗？胡斌的研究更为深入，他揭明孝宗朝在通过内修政事以谋求恢复的“自治”旗帜下，形成了以孝宗为代表的“功业自治”论和以道学士大夫为代表的“德化自治”论，前者讲求富国强兵的实际功效，后者则将推行仁政、改善国内治理水平作为“自治”重点。两种不同的“自治”理念与实践，成为影响孝宗朝政治演进的重要因素。
两种“自治”理念的提出颇具见识，不过文章将重心放在对孝宗“功业自治”理念与实践的探讨，对道学士大夫“自治”理念在孝宗朝政治上的影响，对两种不同“自治”理念分歧的症结，以及由此带来的孝宗与道学关系的变化，似皆可作进一步分析。文章将淳熙八年孝宗转向“安静”之政视作对“功业自治”实践的结束，亦值得重新思考。此外，将孝宗“自治”未能收效归咎于君主官僚体制亦失之笼统，阻止了对孝宗本身思想的进一步反思。对于孝宗朝的恢复论争及其对当时政治之影响，似仍有继续深入探讨之余地。本节将先就孝宗秉持之恢复路线的内涵及其利弊得失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