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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为南宋一朝政治划定几个关键词，“恢复”“道学”“权臣”应该位列其中。
恢复，在南宋时期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特定指称的词汇，意谓恢复中原，也就是收复为金朝占据的中原地区。
自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对于新建立的南宋王朝来说，恢复中原就成为历史赋予的使命。恢复在南宋有着近乎天然的政治正确性，至少在原则上很少会有人公然否定恢复诉求的合理性。但南宋君臣留给后世的突出印象，则是“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因循苟且，不思进取。围绕恢复议题的论争贯穿南宋始终，其中不仅包括在对金政策上是和还是战的问题，还包括通过何种途径来实现恢复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构成了探讨南宋政治的重要线索。道学是宋代在思想学术领域对后世做出的重要贡献，道学的影响也超越南宋一代而绵延数百年。但后世很长时期对于道学的评价颇为负面，道学常被目为空谈心性道德而不切实用的学问，甚至被冠以“清谈误国”的罪名。权臣频出是南宋一朝突出的政治现象，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四人专权的时间累计长达七十年，占据南宋一百五十余年历史的近一半。权臣在南宋和后世的形象同样负面，前述四位权臣除史弥远外悉数进入《宋史·奸臣传》中。史弥远虽侥幸逃脱，但指责其为“权奸”的文字亦连篇累牍。权臣专权乱政与道学清谈误国，一起被视作导致南宋不能实现恢复，进而走向衰亡的重要因素。
对于权臣、道学与恢复问题的具体看法容有争议，但三者对于理解南宋政治的重要性却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上述三个主题并非孤立存在，在现实政治中它们很多时候是联系在一起的，相互纠缠，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了南宋政治的面貌。
本书选择南宋中期作为集中考察时段，通过对该阶段南宋政治演变过程细致深入的梳理，观察三个主题相互之间的关系，以求揭示三者对于南宋政治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本书所说的南宋中期，起自孝宗初年“隆兴和议”订立，讫于宁宗朝前期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跨越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大约四十年时间。这是南宋最为漫长的一段和平时期，客观上宋金和平成为主流，但在和平外表下南宋内部却经历了一系列政治、文化、思想学术等方面的变化。相较于此前的高宗时期和此后史弥远专权的宁宗朝后期，这四十年的政治演进呈现出更为密切的内在延续性，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单元。
前面提到的南宋政治的三个主题在这一时期都有着突出体现。
首先，在经历了高宗、秦桧君臣的力主和议后，南宋终于迎来了一位有志于恢复的君主。孝宗满怀热情地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推动恢复事业，意图成为“中兴圣主”，但终其一生却未能真正意义上迈出恢复步伐。孝宗去世十余年，出身外戚与近习的韩侂胄却举起了北伐旗帜，亦以失败告终。孝宗在位的二十八年向来被视为南宋最为兴盛的时期，享有“乾淳之治”的美誉，加上孝宗对于恢复的热情，如果说南宋有机会实现恢复，孝宗朝似乎是最有可能的时期。然而，孝宗为何始终未能迈出恢复步伐？反倒是被视作权臣的韩侂胄最终举起了北伐旗帜。促使韩侂胄走向恢复的原因何在？又何以失败？如果我们能够解答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就能够洞悉南宋偏安东南的真正原因。
其次，这一时期也是道学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时期，道学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如朱熹、张栻、陆九渊、吕祖谦、叶适等，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的思想学说在这一时期发育成熟，他们对政治的影响力也在这一时期集中展现。这种影响大致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道学中人亲自投身政治产生的影响，二是作为一种政治思想的道学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当然，这两个层面很多时候是结合在一起的。然而，至迟在孝宗朝后期，各种反道学事件开始频繁出现。宁宗初年兴起的庆元党禁，成为南宋一朝反道学运动的高潮，是道学群体与现实政治冲突的最激烈表现。道学的政治关怀何在？他们如何介入现实政治？又产生了怎样的政治回响？这一时期无疑是观察这些问题的最好窗口。同时，朱熹等道学领袖在政治上的作为成为后世道学中人追随与效仿的榜样，他们在这一时期的作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道学群体的政治性格，对于我们理解整个道学群体在南宋的政治作为有着重要价值。
第三，孝宗继位后，鉴于秦桧专权的教训而刻意强化皇权，孝宗朝也由此成为南宋皇权较为强势的时期。宰执大臣频繁更换，近习势力活跃，皆被视作其标志。然而，孝宗去世后不久韩侂胄迅速崛起为新一代权臣，加上紧接其后的史弥远专权，构成了一个延续四十年的权臣专政时期。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权臣如何出现？权臣专权如何延续与崩解？权臣的真实面貌究竟如何？这些问题也可以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演变中寻求解答。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南宋中期的恢复论争、道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以韩侂胄为代表的权臣政治等问题，皆已积累了相当的学术成果。本书是笔者在《南宋宁宗朝前期政治研究》一书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两书在关注时段和探讨主题上皆存在部分重合，鉴于以韩侂胄为代表的权臣政治问题的既有研究情况在前书中业已予以较为细致的梳理，
故这里将着重就其他两方面进行一些简单回顾。
第一，南宋中期的恢复论争。
南宋中期的恢复论争主要集中在孝宗朝与宁宗朝开禧北伐两个时段。开禧北伐的研究情况笔者在《南宋宁宗朝前期政治研究》中亦有回顾分析，不再赘述，这里着重就孝宗朝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
孝宗向来被视作南宋诸帝中最有志于恢复者，并因此而备受后世好评，孝宗恢复问题也成为孝宗朝政治研究的焦点。在完颜亮南侵之际即位的孝宗，一度有意趁完颜亮兵败身死的时机北伐中原，却因符离兵败严重受挫，最终不得不与金朝签订隆兴和议。孝宗初年的和战论争、隆兴北伐、隆兴和议由此成为探讨重点。任崇岳指出隆兴和议的签订，是宋金双方经济、军事、政治力量对比下的产物，有其必然性。
这一观点也为一些学者所认同，进而影响了对相关问题的评判，如何忠礼、汪圣铎等人就倾向于认为孝宗初年的宋金双方实力大致均衡，南宋不具备恢复中原的条件，故在张浚与史浩的和战论争中，肯定史浩的主张更符合南宋现实。
崔英超、张其凡指出，在隆兴和议前后，南宋此前的主战派阵营中分化出了新的主守派，形成了主战、主守、主和三派既斗争又联合的新局面。
陈希丰则从军事角度探讨了隆兴和议前后南宋边防格局的变化，并深入反思了造成隆兴北伐失败的宋军统兵体制、组织方式等方面的原因。
随着隆兴和议后宋金和平局面的恢复，南宋的恢复活动转向两个方面：
一是在外交领域与金朝展开了一系列斗争，其中关于“受书仪”的外交斗争最为激烈。隆兴和议中宋金关系由此前的“君臣之国”变为“叔侄之国”，政治地位趋于平等，但南宋皇帝起立接受金朝国书的仪式并未得到相应调整，由此引发出宋金外交领域中的“受书仪”之争。赵永春、范有芳梳理了自孝宗至宁宗朝宋金之间围绕“受书仪”展开外交斗争的过程，强调决定宋金地位的关键在于双方国力对比。
吴淑敏认为“受书仪”之争作为孝宗朝宋金博弈的主要内容，从侧面反映出南宋朝臣在“恢复”议题上主流意见的变化。
此外，胡斌探讨了乾道初年宋金围绕取索“俘虏”和侍旺叛乱余党而展开的外交博弈过程，指出隆兴和议得以长期延续的前提在于宋金两国内部维护和议的力量均占上风。
许浩然考察了淳熙十四年孝宗借助高宗去世事件与金朝在外交领域展开的政治角力。
二是孝宗将恢复的重点从此前的对外用兵转向内政整顿。董春林指出隆兴和议前后，孝宗朝政治发生了一次明显转向，即孝宗从即位之初锐意恢复的政策路线转向内修以图恢复的长远政治谋略。
论者围绕孝宗在内政治理上采取的各种举措及其效果进行了论述，并进而分析了造成孝宗不能实现恢复的原因。这些研究虽然也认识到孝宗本身存在的局限性，但对其施政总体上还是持肯定态度，将孝宗不能恢复的原因更多归结为其本身之外的因素，如太上皇高宗的抑制、妥协苟安势力的阻挠、国力的不足、金朝无机可乘，等等，
对孝宗自身在恢复上秉持的思想理念甚少措意。这在最近的研究中得到了一些改变。近年针对孝宗朝政治研究的最重要著作当属胡斌的博士论文《宋孝宗时代的“自治”与内政整顿（1155-1181）》，该文将高宗绍兴二十五年至孝宗淳熙八年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元加以考察，认为自秦桧死后高宗更化朝政所形成的新的权力格局、官僚群体，以及整顿内政行动，皆与孝宗朝政治的展开直接相关，构成了孝宗时代的先声。论文的主体意在考察孝宗朝在“自治”旗帜下展开的内政整顿过程。所谓“自治”就是通过内修政事以谋求恢复，但不同的政治势力对“自治”的目标、路径的认识各不相同，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自治”路线，即以孝宗为代表的“功业自治”论，讲求富国强兵的实际功效，和以道学士大夫为代表的“德化自治”论，将推行仁政、改善国内治理水平作为“自治”重点。两种不同的“自治”理念与实践，又进而牵动孝宗朝君臣权力格局与朝中政治群体的变迁，成为影响孝宗朝政治演进的重要因素。文章在肯定孝宗朝内政整顿功效的同时，将内政整顿未能达到预期目标的原因归结为君主官僚体制。
该文从孝宗朝的恢复论争中提炼出两种不同的“自治”理念，体现出对孝宗朝政治的深刻理解。
第二，道学与政治的关系。
长期以来，对于宋代道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哲学史、思想史领域，不同学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宋代道学的形成源流、发展演变、派别构成、哲学思想等方面分别进行了探讨。
对于道学与南宋现实政治的关系，学界的看法经历了一个显著变化过程。既往不少学者将道学视作心性义理之学，故将关注焦点集中在哲学、思想层面，倾向于认为其是一种较为脱离现实的学问，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亦未产生实质性影响。美国学者刘子健就指出，道学中人专注于性命道德的内省之学，对政治较为冷漠，统治者对道学的利用也多是名大于实，这些道学家对于政治的影响十分有限。
关长龙也认为道学在两宋之际呈现出内倾化趋势。
这种看法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孝宗与道学关系的认识。
孝宗朝是南宋的兴盛期，同时也是道学迅速发展的时期，朱熹等道学名臣皆活跃于这一时期，但道学之不受孝宗待见亦是不争的事实。孝宗何以对道学心存成见？论者对此多有阐述，大多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道学空谈道德性命、正心诚意而不切实用，与孝宗为图恢复而崇尚综核名实、经世致用的政治取向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不过，与刘子健认为道学中人对政治较为冷漠不同，这些论者在强调道学讲求性理不切实用的同时，还是看到了道学介入政治并产生相当影响的一面，如程志华就认为宁宗朝庆元党禁的出现是长期以来道学与反道学之争的结果，是学术对立投射到政治斗争中的产物。
高纪春也认为孝宗与道学中人在政治主张上的分歧，导致了事功型、才吏型士大夫与道德型、清议型士大夫之间的冲突，构成了庆元党禁的重要渊源。
推动学界对道学与政治关系予以重新审视的，是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该书直接针对刘子健“道学转向内在”说提出了挑战，指出南宋的道学家固然特别重视对内圣领域的建设，但最终关怀仍在天下国家。他们对现实政治的关心与介入实际上颇为积极。他认为，自孝宗朝后期开始，朝廷上逐渐分化形成两大政治集团——道学型士大夫集团与官僚集团。前者意在革新朝政，重建秩序，后者则纯粹追逐权力与私利。两大集团的冲突构成了孝宗朝后期至宁宗朝前期政治演进的主线，并在庆元党禁中达到高潮。
相较于此前论者对道学中人在政治上作为的负面看法，余英时描绘的形象显然更为积极，更为正面。在该书的论述中，道学中人由政治的冷漠旁观者，一变而为甚至能够左右朝局走向的深度参与者。但就对孝宗朝及其以后政治的论述来看，该书还是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一是两大政治集团的划分一定程度受到了道学叙事的影响，在抬高道学地位的同时，忽视了其他因素对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二是在强调道学群体政治理念的同时，将站在其对立面的官僚集团完全视作为追逐权力而不具备任何政治理念者，亦可能失之偏颇；
三是余英时更多关注的是道学中人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对现实政治的影响，虽然书中也提到了道学中人有志于革新政治，重建秩序，但原则上这差不多是两宋道学士大夫的共同理想，具体到某一特定历史时期，道学的思想理念与现实政治如何发生关系，并未作进一步探讨。
与余英时强调道学型士大夫与官僚集团的对立不同，张维玲更关注道学型士大夫与孝宗朝近习的对立。她认为道学型士大夫与孝宗朝以来形成的近习势力的冲突，构成了孝宗朝至宁宗朝前期政治演进的主要线索，庆元党禁则是两股势力的最激烈对决。这种政治对立格局直接影响到了孝宗朝的“恢复”议题，近习对恢复的广泛、深入参与，加之在恢复上的“急进”立场，使得“恢复”在道学士大夫心目中发生变质。他们不得不放弃“复仇”论调，转向以内政整顿为中心的“稳健”恢复路线，以与近习的“急进”主张相抗衡。
文章提醒我们注意近习势力在南宋中期政治上的重要角色，同时也阐明了在恢复问题上近习代表的“急进”路线与道学主张的“稳健”路线的对立，并认为后者正是在前者的刺激下形成。近习作为皇权的衍生物，他们的“急进”恢复路线自然也是孝宗的主张。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文章所说的“急进”路线差不多等同于对金用兵，而“稳健”路线则大致等同于内修政事。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孝宗恢复路线更为丰富的内涵，也未能真正揭明道学恢复路线的特色所在。
此外，对于道学中人在恢复问题上的思想主张，学界亦有关注，但更多是针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道学人物，如朱熹、陈亮、叶适、薛季宣等，
对浙东学派、永嘉学派等特定学术群体亦有所论述，
但较少涉及作为一个群体的道学士大夫在恢复上呈现出来的共同特征，目前所见仅有前面提到的胡斌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此有较为深刻的论述，他将道学群体的恢复主张概括为“德化自治论”。道学群体之所以能够形成一股较为有力的政治力量并发挥其影响力，显然更多源于他们在诸如恢复等特定政治问题上思想理念相近性带来的团结一致，因此在探讨道学对现实政治的影响这一主题时，关注道学群体在思想上呈现出来的共同性较注重各个学者的思想特色似乎更有价值。
本书除前言和结论部分外共分为八个章节，大体安排如下：
第一至第三章主要探讨孝宗与道学群体各自所坚持之恢复路线的具体内涵及其产生的政治后果。指出孝宗倡导的富国强兵与道学群体宣扬的裕民为本，构成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恢复路线，进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直接导致双方在施政方向、用人策略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对立与冲突，孝宗朝的反道学问题即可以在这一对立冲突中寻求理解。
第四章重点探讨孝宗淳熙后期政治转向的内涵与意义。指出孝宗后期虽然暂时搁置恢复目标，由前期的“急进”恢复转向“安静”之政，但富国强兵式的治国理念并未根本改变。道学中人有意趁高宗去世的契机劝说孝宗革新朝政，然孝宗虽对现状颇有不满，却将革新的希望寄于后来的光宗。
第五章关注光宗朝的政治变动。指出光宗即位之初，道学群体积极推动政治革新，在宰相周必大、留正等人的支持下，道学势力的政治影响力不断提升，但光宗有意延续孝宗后期的“安静”之政，成为道学革新的主要障碍，绍熙内禅则在某种程度上为道学中人消除了障碍。
第六、七章从宁宗朝前期的政治格局来探讨庆元党禁的发展演变，以及韩侂胄权力危机出现的根源。指出党禁的兴起是以京镗为首的反道学势力、韩侂胄，以及作为皇权代表的高宗吴皇后和宁宗，三方合力的结果。三者在政治体系中的位置不同，利益诉求也不尽一致，决定了他们对党禁的程度及未来走向有着不同的心理预期。其中，韩侂胄与京镗为首的反道学势力经历了从合作无间走向分离冲突的过程，韩侂胄的权力基础受到侵蚀。
第八章从韩侂胄决议北伐的时间、北伐时的舆论环境，以及北伐发动的过程三个方面，探讨开禧北伐如何成为现实。既注重促成韩侂胄北伐的内在动力，亦不忽视推动其北伐的外部环境。指出开禧北伐的形成，虽源于韩侂胄面临的权力危机，但金朝遭遇蒙古侵扰而呈现衰亡之势营造出的舆论环境，也构成了其将北伐视作可选项的重要原因。而发动北伐的具体经过，则昭示出韩侂胄北伐背后的投机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