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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空中作战中心 1 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所有军事空中行动的指挥所。这座不伦不类的无窗建筑坐落在庞大的乌代德空军基地（Al Udeid Air Base），该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以西20英里的沙漠上，而卡塔尔位于一片伸入波斯湾的康涅狄格州大小的沙滩上。联合空中作战中心负责指挥任何飞行的东西，从军事飞行到导弹发射，跨越东北非、中东、中亚和南亚20个国家，其面积比美国本土的48个州还大。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后，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力量不断增加的刺激下，建设工程于2002年7月开始，于2003年2月完工。一个月后，美国军队入侵伊拉克，发动“持久自由行动”，旨在推翻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政权，并在伊拉克境内搜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美国在该地区部署大量指挥和控制设施的决定表明，美国军队将驻扎很长一段时间。这也是一种外交姿态，表明了我们对卡塔尔的承诺。启用20年后，乌代德空军基地的联合空中作战中心仍然是美国及其盟军从地中海到喀布尔的空中力量各分支的主要枢纽。
2016年10月，在DIUx工作五个月后，正值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ISIS空袭最激烈的时候，拉杰与国防创新委员会的成员 2 一起访问了这个曾经的秘密基地，国防创新委员会是一个由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领导的咨询小组。其成员都是顶级技术人员，他们前往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询问服役人员需要什么技术，并向国防部部长报告他们的发现。国防创新委员会和DIUx是互补的。国防创新委员会发现了技术可以变革的地方，而DIUx提供了解决方案。为了进入这个领域，我们采取了一种硅谷的方法。在硅谷，你不会从一个产品开始，你是从客户开始的。你需要发现一个客户关心的问题，然后从那里开始逆向工作。
联合空中作战中心乍一看似乎令人印象深刻：一个巨大的两层开放式房间，看起来像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任务控制中心，墙上有巨大的屏幕，几百人坐在一排排桌子旁，跟踪叙利亚、伊拉克和其他热点地区上空的数百架战斗机、加油机、无人机和预警机。然而，仔细一看，联合空中作战中心并不是最先进的。事实上，它的技术已经过时了。用胶带和创可贴修补的系统给人们的工作带来了不必要的困难。技术应该让事情进展得更快，让人们用更少的钱做更多的事，从而提高效率。联合空中作战中心的技术恰恰相反：它阻碍了人们前进，减缓了事情的进程，而且——不夸张地说——将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联合空中作战中心是“管制员舱”的现代数字版本，管制员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指挥空军和拦截雷达系统的伦敦郊外地下掩体，通过老式的固定电话网络连接到本特利修道院（Bentley Priory）的战斗机司令部总部。在英国战役期间，英国军事领导人每天都在主控室制订拦截德国战斗机的计划。它是管理一系列系统的神经中枢，包括防空炮、阻塞气球、雷达站、空中观察员、救援船和战斗机组。在这个小房间里，辅助空军的女性成员用推杆在地图上推动标记，更新敌机的位置以及争相拦截它们的战斗机的位置。彩色灯泡使管制员对情况一目了然。
卡塔尔的联合空中作战中心也有类似的目的，不过它的建造规模要大得多。该设施耗资6000万美元，涉及超过67英里的高容量光纤电缆，创建了美国空军所谓的历史上最先进的作战中心。在袭击伊拉克的第二天，联合空中作战中心协调了1700次联军行动的飞行任务和对伊拉克目标的导弹发射，每小时有71次打击。美国对领空的控制是绝对的。从花费的资金和取得的成果来看，联合空中作战中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3年后，联合空中作战中心仍然不间断地运行，做着它所设计的工作，事实上处理的飞行流量要大得多。只是到了2016年，2003年以前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技术（当时平板显示器还是一种新奇事物，Wi-Fi和蓝牙刚刚开始流行，Windows XP是主流操作系统），已经变得非常过时。国防创新委员会小组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人们使用美国在线（AOL）拨号调制解调器的时代。飞行员仍在使用带有命令行界面的系统，程序在小型计算机和大型机器上运行。拉杰打趣道：“有些软件可能比使用它的人还老。”
卡特于2016年创建了国防创新委员会，责成埃里克·施密特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评估国防部的技术能力，并就如何实现军队现代化和为未来战争做好准备提出建议。埃里克从2008年竞选伊始就是奥巴马总统的支持者。
奥巴马在华盛顿组建新政府后，决心更新政府使用的技术，并引导其解决复杂的问题。然而，2013年秋天，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的门户网站 HealthCare.gov 在推出当天就崩溃了，技术官员的情绪随之恶化。正在进行的修复该网站的斗争与政府精通技术的形象形成了尴尬的对比，促使托德·帕克在帮助卡特重启DIUx之前几年就开始了门户网站的修复行动。开发 HealthCare.gov网站的最初预算为9370万美元，但在其推出一年后，监察长办公室报告称，该网站的总成本已达17亿美元。政府采购软件的方式出了很大问题。
埃里克·施密特自2011年辞去谷歌首席执行官一职，成为谷歌执行主席以来，他在硅谷和华盛顿之间轻松穿梭。
他比大多数人更清楚，有一项技术即将爆发并会改变战争规则，即人工智能。从历史早期到埃里克的整个任期，谷歌一直在向人工智能研究投入资金和人才。让用户更容易搜索的大多数改进（自动填充搜索框；语音搜索和命令；谷歌翻译上的图像识别，可以让人们用手机对准一个物体，就能找出它在外语中的名字），植根于人工智能科学，该科学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但只有在进一步的开创性工作后才能进入市场。谷歌在自动驾驶汽车的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工作被认为领先于世界上大多数机构。
当埃里克在2016年召开国防创新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时，他敏锐地意识到，一些人工智能创新在未来十年推出时会给公众带来震惊和敬畏。埃里克是一名软件工程师，他的职业生涯始于贝尔实验室的程序员。贝尔实验室是一家传奇的研发机构，晶体管、激光器和光电池，以及Unix操作系统和C语言、C++编程语言一起发明于此。曾作为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的软件工程主管，他深深地扎根在软件代码和硬件的双重世界。在担任曾经强大的网络巨头Novell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期间，他在与微软的斗争中学到了活生生的商业经验。2001年，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在谷歌雇用了埃里克，埃里克开始在硅谷崭露头角。
15年后，在国防创新委员会的领导下，埃里克做了软件工程师在设计新系统之前要做的第一件事：走出去与客户交谈，找出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一次赌注更高了。埃里克致力于保护生命，加强国家安全。
埃里克和国防创新委员会的成员们在拉杰或克里斯托弗的陪同下，与国防创新委员会精力充沛的执行主任乔希·马库斯（Josh Marcuse）一道，在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去了世界各地的美国军事基地，与士兵、水手、飞行员和海军陆战队进行了交谈，这些人是国防工业开发并由国防部购买的武器平台的最终用户。国防创新委员会的建议将直接提交给国防部部长。当国防创新委员会发现商业技术有机会可以转型时，DIUx通常会去找公司来构建解决方案。
2016年秋天的某一天，当国防创新委员会团队在乌代德空军基地参观联合空中作战中心时，拉杰转过一个拐角，瞥了一眼侧室，看到了一些东西，他停下了脚步。“一定是在开玩笑，”他对埃里克说，“那些东西不可能还在这里。”
还记得当年英国战役期间，那些在伦敦地下掩体中推动地图上的标记的女性成员吗？2016年，联合空中作战中心——一个由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军队运营的空中指挥中心，每天协调十几个空军基地的数千次飞行，覆盖的地区大小相当于美国——两名空军调度员站在白板前，在网格中移动磁性棋子。白板上的棋子上写着战斗机和加油机的名字。这就是他们安排空中加油的方式，使用的系统或多或少与70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前辈使用的系统相同。这个现代的“算盘”就是后勤团队如何进行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计算，使数十架加油机能够与数百架战斗机交叉，并在飞行途中进行加油。更棘手的是，不同的喷气式飞机有不同的燃料连接器，只能与某些加油机“配对”。此外，不同的喷气式飞机以不同的速度、不同的高度和不同的配置加油。空军每天在阿富汗、叙利亚和伊拉克上空进行1500多次加油作业，而所有这些管理都是通过这种笨拙的手动过程来完成的。
世界上每一家财富500强公司——航空公司、制造商、航运公司——都使用计算机进行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学运算，以计算出为其运营提供动力的物流。UPS快递和联邦快递没有一人在白板上移动棋子。但在联合空中作战中心，世界上最先进的空军成员正在手工完成这项工作。当两名空军调度员四处移动棋子时，另外两人坐在笔记本电脑旁，使用Excel电子表格，其中一人从屏幕上读出数字，另一人将数字输入第二台笔记本电脑。他们甚至无法以电子方式共享数据。第三个人观察两名笔记本电脑操作员，并仔细核对数字。负责的空军调度员被称为“巨人”。将数据输入笔记本电脑的调度员被称为“贡客”，贡客将信息输入“贡库拉特”（gonkulator），这个名字来自旧情景喜剧《霍根英雄》（Hogan's Heroes），意思是一个无用的设备。这一点黑色幽默表明，即使是空军调度员也知道这个系统是一场闹剧——“眼镜蛇”杰夫·哈里根中将也如此认为，他是领导该地区空军行动的三星人物，其职责包括监督联合空中作战中心。哈里根回忆道：“我当时在那里，看到这些家伙在工作，我想：‘你们在开玩笑吗？’他们用14个应用程序做一些本应该由机器对机器做的事情。” 3 哈里根后来成为美国驻欧洲空军司令，并以四星上将的身份退役。
人们很难理解联合空中作战中心任务的艰巨性。2016年，也就是拉杰访问的那一年，美国空军向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派出了超过2.6万架次的攻击机 4 ，每天超过70架次。这是空军历史上最激烈的轰炸行动——在其鼎盛时期，摩苏尔（Mosul）的ISIS目标每8分钟就被攻击一次。要维持这些打击，需要18000多架次加油机和近10万次空中加油，每年空运的喷气燃料总量超过2亿加仑。联合空中作战中心的团队还管理向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数万架次空运和空投任务。除此之外，联合空中作战中心还有17个其他国家需要操心。
“我不确定很多人是否理解它的复杂性。”哈里根将军回忆道，他当时负责指挥美国及联军在1900万平方英里范围内的空中行动，“我们一直在支持地面上的美国陆军部队、我们的特种作战人员，还有伊拉克人。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保护平民，保护妇女和儿童，保护这些家庭，我们在这个非常复杂的环境中作战，这要求我们不能因人为错误而犯错。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情之一，因为我们提供给空军调度员的工具增加了这种风险。我想改善他们使用的工具，降低这种风险，因为这不仅可以拯救美国人，还可以拯救伊拉克人和我们支持的任何友军。”
手工安排这些加油需要一组训练有素的专家每天累计工作60个小时。这个过程很不完美。当意外（恶劣的天气、机械问题、战斗机切换到另一个目标）发生时，棋子和白板的计算速度无法适应这种变化。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联合空中作战中心不得不在跑道上紧急调派一架备用加油机，让其为战斗机加油。加油机的大小相当于波音767，载有212000磅
的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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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紧急调派需要花费25万美元。他们每天要这样做3次，以确保地面部队得到全天候的空中支援。手工计算导致空军每周浪费500多万美元。
更糟糕的是，这种低效的系统正在危及生命，包括美国特种部队及其所属的联军官兵的生命，以及我们试图保护的数百万陷入战火的平民的生命。我们的空袭目标是ISIS武装分子，他们在伊拉克犯下暴行，对囚犯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实施种族灭绝，奴役成千上万的妇女。在摩苏尔，ISIS劫持了70多万伊拉克百姓作为人质。我们的战斗机和无人机每天都在24小时不间断地打击ISIS部队。联合空中作战中心甚至阻止了21世纪最大规模的种族灭绝企图，在2014年挽救了5万名雅兹迪（Yazidi）妇女、儿童和男子免于死亡。ISIS将目标对准了库尔德宗教团体的成员，因为他们信奉前琐罗亚斯德教信仰而被视为异教徒。
随着空袭的继续，我们能拯救多少人不仅取决于喷气式飞机的火力和飞行员的能力，还取决于十几名空军调度员的技能，他们挤在南部1000英里外卡塔尔空军基地的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用手在白板上移动棋子。
手工计算的空军调度员知道，创建一个基本的优化程序不会太难。他们一直呼吁需要有人来做这项工作。他们没有与敌人作战，而是在与一个破碎的系统作战。不过，解决方案还需要等待，因为联合空中作战中心正在对其使用的每一个应用程序和系统进行自上而下的技术大修，由马萨诸塞州汉斯科姆空军基地（Hanscom Air Force Base）的一个团队监督。两地相距6500英里，跨越8个时区。军方通常会雇用国防承包商来管理技术项目（在这种情况下，承包商是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花费远远超过类似商业解决方案的成本。不幸的是，这些国防承包商交付的东西太少、太晚也是很常见的，尤其在软件方面。这就是自2008年以来联合空中作战中心一直发生的事情。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为期十年的技术大修由史蒂文·沃特（Steven Wert）负责，他是一名在空军服役过25年的老兵，后来成为政府高官。当拉杰访问汉斯科姆空军基地时，大修已经进入第八年，已经比计划晚了三年。最初估计的3.74亿美元预算已经膨胀到7.45亿美元，还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来展示的成果。尽管如此，空军还是要求国会再拨款6500万美元。
在DIUx的几年里，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有人有一个简单的问题，本来可以用相对较少的资源解决，但考虑到军方及其国防承包商合作伙伴开发技术系统的方式，快速解决是不可能的。五角大楼的项目经理们仍在使用一种过时的系统工程方法，而硅谷在20年前就抛弃了这种方法。在旧模式中，该项目是自上而下设计的，这意味着一群产品经理决定了软件的外观和功能，而不是询问使用该软件的人需要什么。产品经理可能会花一年或更长的时间来起草规范。然后，他们会邀请承包商提交投标书，再选择一个赢家——这也可能需要一年或更长时间。然后，中标者再花一年或更长的时间编写和测试代码。整个过程花了很长时间，以致当软件投入生产时，它已经过时了。就联合空中作战中心的项目而言，需求是由沃特在汉斯科姆空军基地的团队制定的，代码是由使用老式开发方法的程序员编写的。更糟糕的是，他们很少涉足联合空中作战中心，这局限了他们对空军调度员如何工作的第一手知识。
在硅谷，程序员早就放弃了这种做事方式，采用了由DIUx支持者、企业家史蒂夫·布兰克（Steve Blank）开创的所谓“精益方法”。DIUx就是这么做的。在精益方法中，程序员首先与将使用该软件的人交谈。他们将大产品分解成小块，进行为期六周的冲刺，分别突破每一个小块。编程人员制作出一个“最低可行的产品”，向用户展示，获得反馈，再创建新的迭代，从而获得更多的反馈，如此等等。编程人员可以在几个月或几周内完成一个程序并将其投入使用，而不是几年，而且他们可以用十分之一的成本完成。
埃里克看到了使用白板来安排后勤工作的荒谬性，认识到这在军事俚语中被称为“FUBAR”——无法修复。埃里克也知道硅谷的团队能够以多快的速度构建解决方案。他难以置信地看着两名空军调度员向“贡库拉特”口述数字。
“拉杰，”他说，“这是我见过的最令人震惊的IT滥用。你们需要立即解决这个问题。”
哈里根对此也表示赞同。
所以，我们决定创建一个应用程序。
加油机加油项目让我们有机会展示DIUx的能力，也让国会增加了一个不将我们归零的理由。该应用程序是一个小项目，我们可以快速而廉价地完成，它将产生真正的影响。拉杰甚至不用等到回家。当天晚上，在他住的酒店，他打电话给恩里克·奥蒂（Enrique Oti）。恩里克是一名空军上校，也是山景城DIUx团队的成员。“从明天开始，”拉杰告诉他，“让我们尽快做出一些东西，把工程师带到联合空中作战中心与加油机调度员会面，马上开始行动。”
“交给我吧。”恩里克回答，没有错过一个节拍。 6
恩里克是这份工作的最佳人选。他40岁出头，是一名空军军官，毕业于空军学院，专门研究网络战。第二天早上，他开始组建一个团队。DIUx已经有少数现役空军调度员是熟练的软件工程师。其中一位是韦恩·斯塔尔（Wayne Starr），他刚刚从罗切斯特理工学院毕业，加入空军担任少尉。这是他在空军的第一个正式职位。空军在得知他有软件工程背景并在微软工作了一年后，将他送往DIUx。斯塔尔这样的人在武装部队中很少见，武装部队将成员分为150多个“军事职业专业”（简称MOS）人员。军队有很多技术MOS职位，但没有专门用于编程软件的职位。他是在军队意识到需要程序员并开始在军队中寻找程序员的时候来到这里的。斯塔尔说：“空军中有很多人会编程。但当他们入伍时，部队真的不知道如何识别他们。” 7
除了斯塔尔和其他几位DIUx程序员外，恩里克还从旧金山的软件开发公司皮沃托（Pivotal）雇用了几位软件工程师。恩里克虽然不是一名工程师，却是一位出色的经理。他也是中国技术战略（包括网络能力）方面的专家，曾在中国学习，还会说普通话。恩里克于2015年在我们接管DIUx之前被分配到这里，他是我们保留的前团队成员之一。
一周后，当拉杰回到山景城时，恩里克的团队已经在研究那款应用程序了。埃里克本人提出了解决方案，这一事实增加了该项目的紧迫性。斯塔尔说：“这给修复加油机的加油系统带来了一点推力。即使我们所做的只是提高白板和Excel电子表格的效率，我们也在增加价值。”
精进软件方法的一个原则是，你首先要与使用该软件的人交谈，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将皮沃托公司和DIUx的程序员运送到卡塔尔。在正常情况下，要把一群蓬头垢面的旧金山程序员送到海外空军指挥中心执行军事历史上最高级别的空中行动，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获得安全许可。但我们有“国防部部长这么说”的通行证，这让我们能够迅速通过审批程序。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获得一项特殊豁免权，以便皮沃托公司的程序员可以使用他们习惯的Mac电脑，而不是政府发的装有五角大楼认证应用程序和安全软件的Windows电脑。那里不允许外部设备进入联合空中作战中心。当人们工作时，个人手机、iPad、笔记本电脑都存放在储物柜中。因此，当哈里根将军批准了我们的请求，让程序员把他们的Mac电脑带进去时，这是一件大事。DIUx的一名年轻空军士兵花了一整天的时间购买、包装iMac电脑，然后通过联邦快递将iMac电脑从我们的办公室寄到卡塔尔的空军基地。
我们并不是为了改变规则而改变规则。我们不得不让皮沃托公司的程序员进入基地，因为我们的空军程序员无法独自完成工作。此外，我们希望我们的空军程序人员向使用现代开发工具和方法的皮沃托公司程序员学习。把硅谷的程序员带进空军基地还有另一个目的。正如阿什顿·卡特于2015年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中所说的，我们的部分任务是改变军队文化，开始在军队和商业部门之间钻孔。卡特希望我们将硅谷快速发展的精神注入五角大楼——教会一个庞大的组织如何像初创公司一样思考和行动。这意味着要果断行动，对新想法持开放态度，勇于冒险，容忍失败。这意味着不要拘泥于过去做事的方式，以致被未来拒之门外。
DIUx和皮沃托公司的程序员在联合空中作战中心待了一周，以确保他们理解问题所在。这就是在军队最激烈的现代作战行动中，六名穿着牛仔裤和T恤的旧金山程序员与一队身穿制服的空军调度员在作战中心坐在一张桌子旁，一起解决问题的原因。这段经历对皮沃托公司的程序员来说有点文化冲击——不仅要应对空军基地的怪异，还必须应对空军调度员的直率和粗暴。他们称自己为“皮沃托人”，他们的座右铭是“永远善良”，他们在与自己人打交道时很有礼貌。斯塔尔回忆道：“空军调度员认为皮沃托公司的人看起来像邪教成员。他们会在同一时间起床，同一时间吃午饭，并在同一时刻开始和停止工作。”反过来，皮沃托公司认为空军的技术比空军调度员更粗暴。
斯塔尔回忆说：“我们对指挥中心的情况感到震惊。我的意思是，从外面看，你会看到这些空军的高科技广告，他们说：‘这不是科幻小说，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当你走进去，他们却在使用微软办公软件来运行武器系统。这非常令人失望。这可不是什么花哨的高科技，这只是工作流程和微软办公软件。”
哈里根回忆起与皮沃托公司程序员及其空军同行一起工作的情景：“我过去常常回到那里问：‘嘿，给我看看你们在忙什么。’他们会说：‘哦，酷，指挥官来了！三星将军和我们一起工作呢。’他们会给我看他们在做什么，我会说：‘哇，这真的很酷。’”哈里根对皮沃托团队如何致力于任务印象最深：“他们中的一些人非常淳朴，试图理解我们在做什么。他们成了战争的一部分，成了团队的一部分。这是我唯一能说的。他们明白这是严肃的事情，我们需要把这件事做正确，他们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需要他们深入研究。从他们的眼神中，我很清楚他们明白了这一点。”
在离开基地之前，DIUx和皮沃托团队成员就已经在做一些基础的编程工作。回到山景城，他们花了六周时间创建了一个最低可行的产品——一个粗略的应用程序版本，基本上就是一个空军调度员可以评估的用户界面和菜单结构。程序员听取了他们的反馈，编写了更多的代码，上传了新版本，然后再获取更多的反馈。正如斯塔尔回忆的那样，他们有一个优势，因为加油应用程序不依赖联合空中作战中心技术堆栈中的任何其他系统。“最棒的是，我们不需要接触他们的系统。我们可以打造一个独立的应用程序，它不会有任何我们需要依赖的第三方依赖关系。”
几个月（准确地说是132天，我们并没有算日子）后，程序员们有了一个可运行的产品。起初，空军调度员在运行软件的同时继续使用白板，但几个月后，他们完全停止使用白板。韦恩·斯塔尔和他在联合空中作战中心的战友们用雪茄庆祝。
该软件可以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为战斗机匹配到最佳的加油机，之后，如果需要，规划人员就可以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仔细检查并完善解决方案。空军调度员很喜欢这款软件，哈里根将军也是。该软件可以如此迅速地制订每日计划，甚至当情况发生变化时，空军调度员可以在飞机飞行过程中重新计算时间表，这意味着联合空中作战中心不需要经常紧急调派加油机。在使用该工具之前，每当我们的部队与叛乱分子接触时，他们都需要寻找“增援”加油机支援。美国的加油机和飞行员驻扎在该地区周围，随时准备出发，他们平均每天行动两到三次。如前所述，每一次紧急调派需要花费约25万美元，还不包括飞机或机组人员的损耗。而使用我们的新工具，他们只需按下一个按钮，60秒即可重新进行计算。我们花费150万美元完成了整个项目，这意味着该应用程序运行三天就为自己支付了成本费用。空军作战能源办公室后来计算出，该应用程序将作战效率提高了10%，每年可节省2500万加仑的喷气机燃料。 8
很快，联合空中作战中心就请DIUx开发应用程序来解决其他问题，包括一种动态配对工具，该工具可以帮助空军在给定可用资源的情况下优化实时配对。也许现在，五角大楼的官僚机构不会再试图关闭我们的小组，而是会增加我们的预算，让我们在更多、更大的项目上施展拳脚。
然而，没有。
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当我们开发加油应用程序时，资深空军军官史蒂文·沃特试图关闭我们的项目，他是汉斯科姆空军基地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项目的经理。沃特在汉斯科姆空军基地管理着一个3500人的技术采购组织。他知道他的联合空中作战中心项目遇到了麻烦。他可能认为，也许正确地认为，如果空军允许我们通过安装加油应用程序来站稳脚跟，这可能会导致他失去整个项目。
为了挽救他的计划，沃特给空军最高级的军官参谋长大卫·戈尔德费恩将军发了一份三页纸的备忘录，试图说服他把我们赶出联合空中作战中心。我们本来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这件事，因为大约在这个时候，戈尔德费恩碰巧参观了位于波士顿的DIUx办公室，并向拉杰展示了这份备忘录。拉杰说服他让我们完成这个应用程序，哪怕只是为了展示我们的能力。但鉴于那些官僚们已经对我们出手了，拉杰决定反击：他建议，如果我们的应用程序成功了，戈尔德费恩就应该把整个联合空中作战中心项目从汉斯科姆空军基地移走，并将其交给DIUx。
拉杰说：“这些人已经干了8年，他们几乎做不出什么东西，而且已经烧掉了7.5亿美元。我们可以在硅谷雇用程序员，用十分之一的时间和十分之一的成本完成整个项目。”
戈尔德费恩不愿意做到那种程度，但他还是让我们完成了加油应用程序。当这个程序启动并运行时，联合空中作战中心的每个人都喜欢它。虽然沃特当时并不高兴，但他后来成了DIUx的真正信徒和坚定支持者。这一事件凸显了两个世界之间缺乏信任和理解，还缺乏建立工作合作所需的时间。
“拉杰，我们真的很感谢你的帮助，”沃特说，“你们在这个产品演示上做得很好。”
“这不是演示。”拉杰说，“这是现场直播。它很有效，大家都很喜欢。”
“当然。但这只是一次性的。它并不适合我们正在做的其他事情。也就是说，你们有一些很棒的主意。我们肯定会把你们其中的一些想法融入我们更广泛的计划中。”
我们很不高兴。使用该应用程序的空军调度员如此，哈里根将军也是如此。我们的软件帮助他的空军调度员管理历史上最快节奏的空军行动。他不可能让他们关掉这个程序，然后重新使用白板。但空军不愿放弃既定计划。老实说，我们对事情的发展并不完全感到惊讶。我们在五角大楼待了很长时间，知道游戏是怎么玩的。在这个地方，如果你建造了一个更好的捕鼠器，那么世界不会找到通往你家的路，而是可能会把你的门钉死。沃特团队的工作比计划晚了三年，超出了预算，并且已经在这项庞大的项目上花了八年时间，他们不会让一群局外人破坏他们的计划。
作为《星球大战》（Star Wars）的粉丝，拉杰喜欢把DIUx视为反抗军联盟的一部分。当我们交付加油应用程序时，我们感觉就像卢克·天行者（Luke Skywalker）把一枚质子鱼雷扔进了死星的排气口。但这种兴奋是短暂的，我们现在发现自己处于银河系的偏远边缘，在一个被冰雪覆盖的星球上。
此时此刻，媒体援引克里斯托弗的话，称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战略思维薄弱”。美联社的新闻报道发生在周日晚上，这是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竞选主席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被黑客入侵的大量电子邮件中的最新消息。“维基解密周日发布的被盗电子邮件 9 显示，2015年3月30日，克里斯托弗给希拉里竞选团队高级助手约翰·波德斯塔的一封电子邮件对美国最高军事领导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故事开始了。
“维基解密”事件被认为是俄罗斯旨在影响美国2016年大选的虚假信息行动。当年早些时候，一个昵称为“幻熊”（Fancy Bear）的俄罗斯网络情报组织入侵了波德斯塔的Gmail邮箱。在《侵入好莱坞》（Access Hollywood）的录音带曝光30分钟后，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对女性使用了贬损性语言，维基解密将波德斯塔的2万页电子邮件倾倒在公众面前。这是一部经典的消遣剧。媒体没有像这位候选人所说的那样只报道特朗普的“更衣室玩笑”，而是大肆报道波德斯塔从竞选战略备忘录到他制作奶油意大利饭的技巧。
记者花了三周时间才找到克里斯托弗早就计划只发送到波德斯塔白宫账户的电子邮件。当波德斯塔担任奥巴马总统的顾问时，克里斯托弗曾为波德斯塔工作。波德斯塔是一个对军事事务感兴趣的人。他曾征求克里斯托弗对四位入围者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诚恳意见。克里斯托弗写了一份备忘录，他知道波德斯塔很可能与奥巴马总统分享其中的内容，也可能与希拉里·克林顿分享。如果希拉里当选，那么她将延续奥巴马关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人选。
波德斯塔在白宫的最后一天是一场疯狂冲刺。他挑灯夜战，疯狂地试图清理完在白宫的事务。他第二天早上要离开希拉里竞选团队主席这个位置。那天晚上，克里斯托弗坐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办公室里等波德斯塔浏览这份备忘录，里面充满了克里斯托弗近距离观察四位候选人时搜集到的坦率意见。八点钟到了，接着是九点钟，接着是十点钟，接着又是十一点钟。“克里斯托弗，”波德斯塔的助理最后说，“他午夜之前不会处理这件事。直接发送到他的Gmail邮箱吧。”
克里斯托弗停顿了一下，心想——鼠标光标悬停在发送按钮上：“这是个非常糟糕的主意。”把如此敏感的评估发送到非政府账号是不可能的。克里斯托弗已经和他的老上司波德斯塔分享了他的看法，但没有和他的新上司国家安全顾问澄清。但是此时已经很晚了，他已经精疲力竭了，他该怎么办？波德斯塔既是奥巴马总统最亲密的顾问，也是希拉里的竞选主席。他想要这份备忘录。
随着美联社的报道引起了其他人的关注，记者们开始给克里斯托弗打电话，来自华盛顿各地的朋友们惊慌失措地伸出援手。“奥巴马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干预军事事务”不是那种高层可以掉以轻心的指控。
当克里斯托弗的DIUx搭档拿起电话时，克里斯托弗开始说：“拉杰，我们有麻烦了。”
“好吧，”拉杰在听到细节后说，“我猜我们会把你藏在约瑟夫·邓福德（Joseph Dunford）的办公室里很长一段时间。”
随着真相和篡改的电子邮件同时被泄露，波德斯塔即刻被QAnon式阴谋论包围。克里斯托弗现在尝到了美国政治中涌动的暗流。死亡威胁涌入他的收件箱，威胁电话打到了他的手机上。距离大选还有七天，特朗普将赢得大选。波德斯塔将不再具有影响力，现在奥巴马总统选择的邓福德将军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读到了DIUx成员对他的真实看法。
DIUx能挺过来吗？
戈尔德费恩会不会忘记我们的加油机项目，以免惹恼他的新老板邓福德呢？
但是，在经历了几个月的艰难时光之后，联合空中作战中心项目——以及DIUx项目——迎来了一个幸运的突破，这是华盛顿的命运。2017年春天的一天，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高级助手、前战斗机飞行员马特·多诺万（Matt Donovan）——别名“大猩猩”——突然访问联合空中作战中心。哈里根将军是一位精明的操作员，他向多诺万展示了我们的软件，并解释说，他等待汉斯科姆空军基地团队的交付已经等了八年，但我们的DIUx团队仅仅在三个月内就完成了一个产品，只花了100多万美元，而且已经开始运行，空军很喜欢这个程序。当多诺万问哈里根他对汉斯科姆空军基地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一直在搞的大修有何看法时，这位将军直言不讳：“是时候终止它了。”哈里根坚持要让我们的程序继续运行。“我们要拯救生命。我们要让用户体验更好，最终我们才会更有效。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会在这件事上反对我。”哈里根还告诉多诺万，他希望我们在联合空中作战中心做更多的项目。“这很好，我们可以把它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这让我们有机会看到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多诺万回到华盛顿，告诉麦凯恩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做了什么。麦凯恩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高级成员，该委员会控制着五角大楼的预算。碰巧，他正在权衡沃特和空军提出的再拨款6500万美元以维持联合空中作战中心大修项目的请求。
多诺万对麦凯恩说：“你应该和DIUx的拉杰谈谈，他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据我所知，他是一个为了完成任务而不怕改变规则的人。”
麦凯恩说：“好吧，让他来吧。”
对国防部雇员来说，与麦凯恩谈话就像与教皇会面。在一般情况下，这种会面需要数周的时间准备。参议员和国防部部长的各自立法助手要商讨会议的议程以及谁将出席。国防部部长办公室的人将决定五角大楼可以发布哪些信息。考虑到麦凯恩对五角大楼钱包的铁腕控制，我们需要制作一个完整的活页夹，里面包括谈话要点和背景材料，以确保没有人偏离剧本。随员们会做大量的笔记。
最重要的是，根据普通的管理规则，国防部部长的立法事务将由空军的立法事务工作人员管理。但如果我们那样做，那些试图阻止我们的人就会试图取消会议，或者设置足够多的“处理点”确保我们的信息不会被准确传递。
所以，我们什么都没做。
相反，拉杰在没有与任何人协调的情况下直接飞往华盛顿，并在指定时间独自走进了麦凯恩位于拉塞尔参议院办公楼的办公室。房间里的另一个人是麦凯恩的高级国防助理克里斯蒂安·布罗斯。墙上挂着麦凯恩家人的照片——他的父亲和祖父的肖像，他们都是四星上将，还有麦凯恩从越南被俘归来的著名照片。麦凯恩在越南被关押了六年，遭到殴打、虐待，导致终身残疾。麦凯恩当了30年参议员，是政府中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但他身上仍然有一些水手气质。
麦凯恩说：“所以，布罗斯告诉我，你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
“是的，先生。”
“海军？”
“空军。”
“空军？好吧，不必太尴尬。你们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软弱。”
关于空军飞行员的刻板印象是，他们是彬彬有礼的绅士，生活谦逊，遵守规则，并在“主力部队”服役。与此同时，海军飞行员是满嘴脏话的粗人，他们可以以每小时150英里的速度在晚上或季风季节里将战斗机冲向300英尺长的航空母舰甲板。
麦凯恩说：“你们有那些漂亮的空军基地，还有不错的高尔夫球场。”
“还有长长的跑道。”拉杰说。他以前听过所有的笑话。
“对。”麦凯恩笑着说。他转向布罗斯：“我喜欢这个家伙。他很好。”
麦凯恩示意拉杰坐在他对面的皮沙发上：“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你们是谁？你们是做什么的？”拉杰介绍了DIUx的一些背景，以及阿什顿·卡特赋予我们的使命，即找到实现军队现代化的方法，并以硅谷的速度推进。随后，他解释了加油应用程序是如何工作的，以及空军调度员和负责联合空中作战中心的哈里根将军是多么喜欢这个程序。
“但汉斯科姆空军基地负责联合空中作战中心技术项目的人想把你赶走。”
“没错。”
“他们正在吸收你所做的事情，试图称之为演示，让它下线，并打算像往常一样接手剩下的业务。”
“是的，先生。”
“那么，你想要什么？”
拉杰不确定是否要碰碰运气。但后来他想，为什么不呢？“老实说，先生，我想让我们接管整个项目。不仅仅是这个应用程序，还有整个联合空中作战中心的大修。我们可以大修整个地方。我们将在两年内完成，费用是他们支出的十分之一。”
“你能做到吗？”
“当然。但至少我希望你能阻止他们放弃我们已经完成的工作，并确保其余的大修使用现代软件工程实践，而不是纳税人迄今为止购买的过时方法。”
麦凯恩看着布罗斯，布罗斯耸耸肩。麦凯恩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好吧。”
“真的吗？”拉杰大吃一惊。
“我已经对这些人感到沮丧。他们已经花了7.5亿美元，现在他们又要6500万美元，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做过去八年一直在做的事情。据我所知，什么都没有完成。就是这样。他们完了。”
麦凯恩站了起来，这是会议结束的信号。
他说：“你要不断地完成你正在做的事情，我会确保你得到你需要的所有资源。”
拉杰走出拉塞尔大厦时感到有点恍惚。那是刚刚发生的吗？真的有那么容易吗？可以肯定的是，他会因为规避了规则，鲁莽地走进参议员办公室而不告诉任何人而受到立法事务人员的指责。也许他可以装傻。或者，他可以指出，他耍无赖的行为正是阿什顿·卡特雇他做的。这是硅谷的方式：与其请求许可，不如乞求原谅。
一周后，麦凯恩主持了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场预算听证会。空军代理部长丽莎·迪斯布罗（Lisa Disbrow）做完了她的陈述报告，当她提到要追加6500万美元的请求时，麦凯恩断然拒绝。她不会再有额外的资金了。大修可以继续，但前提是沃特及其团队要与DIUx合作，并学会按照我们的方式工作。
那是在2017年4月。几个月后的7月，保留DIUx应用程序的决定被公开。麦凯恩和参议员杰克·里德（Jack Reed）发表声明，抨击大修项目：“不幸的是，空军在过去十年里已经花费了7.5亿美元……但该项目并没有提供任何有意义的能力。更不幸的是，该项目只是国防部在软件密集型系统方面令人不安的记录的一个例子。” 10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场大胜利。可以肯定的是，麦凯恩并没有让我们负责联合空中作战中心的大修。沃特及其团队仍然负责，但必须与我们合作。这会很尴尬。沃特不喜欢我们背着他接触麦凯恩。与此同时，我们一开始就对沃特游说将我们踢出联合空中作战中心表示不满。
为了平息一切，我们求助于莫菲特机场的职业空军军官恩里克·奥蒂，他组建了工程师团队，开发了加油应用程序。恩里克在空军服役20年，精通五角大楼的外交艺术。尽管我们有很多关于编写软件的东西要教空军，但恩里克知道，只有我们一起帮助沃特“捡起碎玻璃”，我们才能有机会。为了促成和平，他邀请沃特及其团队前往旧金山，并在我们位于莫菲特机场的办公室为他们铺上红地毯。我们希望他们看到我们是乐意和平的，我们可以对他们有用。我们的办公室看起来像一家初创公司，而不是空军基地。入伍的空军程序员穿着牛仔裤和连帽衫（完全不是军人着装规范）在开放式桌子上工作，而不是在隔间里，使用现代软件工具和精益方法进行项目合作。克里斯托弗的金毛犬在大厅里来回游荡。 11 演示我们的软件的那个女人有一头蓝色的头发，这绝对不符合军方的仪容仪表标准。
也许沃特认为他别无选择，只能与我们合作，因为麦凯恩参议员站在了我们一边。或者，也许他真的在硅谷重生了，并对我们编写应用程序的速度印象深刻。无论是什么原因，沃特及其团队都同意与我们合作。他们采用我们的方法，并开始像初创公司那样编写软件。
更进一步，沃特及其团队与恩里克坐下来，决定在波士顿创建一个空军“软件工厂” 12 ，就像科技初创公司一样运作，由空军和文职程序员混合使用现代软件开发工具和精益方法。沃特很快从我们的克星转变为DIUx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合作者之一，这进一步证明了国防部的大多数人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试图做正确的事情，但被困在一个制造不正当激励的官僚机构中。沃特和恩里克将这个团队命名为“凯塞尔之旅”（Kessel Run）。这是指汉·索洛（Han Solo）在《星球大战》中吹嘘的速度记录：“你从来没有听说过‘千年隼号’（Millennium Falcon）吗？这艘船在不到12秒的时间内完成了凯塞尔之旅！”空军参谋长戈尔德费恩将军对我们的加油机加油项目印象深刻，他任命恩里克为凯塞尔之旅的第一任领导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在沃特的支持下，凯塞尔之旅程序员和国防部内外的其他程序员合作重建了整个联合空中作战中心系统，并于2022年年底完成。
2021年8月，在喀布尔撤离期间，一位名叫沃拉米娜（Worahmeena）的阿富汗妇女和她五天大的儿子穆斯塔法（Mustafa）被一架C-17运输机运出哈米德·卡尔扎伊机场（Hamid Karzai Airport），飞往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Ramstein Air Base），最终前往美国。他们刚刚与数千名希望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时逃离塔利班的难民一起在户外度过了四天，这也是穆斯塔法生命的最初四天。现在他们睡在飞机库的地板上，但很快他们就会开始“新的生活”。“我计划在美国为我的儿子及其兄弟姐妹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沃拉米娜告诉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记者。 13
有一点她可能不知道，但她和其他数万名成功逃离喀布尔的人，在一定程度上要感谢凯塞尔之旅的一小队程序员，以及他们为处理卡塔尔联合空中作战中心的规划行动而创建的一款名为“闪击”（Slapshot）的“任务和飞行架次流组织者”的软件应用程序。 14 与我们的加油应用程序一样，“闪击”取代了空军调度员以前使用Excel电子表格和甘特图的笨拙手动流程。该软件使联合空中作战中心能够协调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战斗人员疏散，当时有超过12万名美国人和阿富汗人从喀布尔空运过来。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飞机每45分钟离开一次哈米德·卡尔扎伊机场。“闪击”在拥挤的空域跟踪飞机，维护乘客名单。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受到了失误的影响。但在华盛顿发生的所有指责中，美国普通军人在ISIS恐怖分子和美国其他对手的巨大压力和持续袭击风险下，完成了历史上最大的后勤壮举之一。那些服务人员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感谢和认可。
在距离喀布尔6000英里的波士顿，凯塞尔之旅的程序员在空运期间夜以继日地工作，更新“闪击”应用程序，并在使用中迭代，以适应新的和突然增加的需求。这些软件工程师有着罕见的、难以形容的令人欣慰的经历，实时看到他们的工作在拯救生命。虽然软件工程师可以在谷歌或脸书赚很多钱，但如果那样的话，他们永远不会感受到那种拯救生命的感觉。
凯塞尔之旅的总部位于波士顿金融区附近的一栋办公楼里，风险投资家会误认为这是一家早期初创公司。自2018年推出以来，凯塞尔之旅已在汉斯科姆空军基地和兰利空军基地（Langley Air Force Base）开设了办事处，目前雇用了1200名员工，其中400人是程序员，远远超出了我们最初在DIUx的40人团队的梦想。一些程序员是空军预备役军人，他们曾在科技部门工作，回到现役后在凯塞尔之旅服役两年。凯塞尔之旅工程室里的一块白板上提醒着该组织雄心勃勃的——也许是大胆的——愿景：“随时随地提供能够感知和应对任何领域冲突的作战能力。”
在喀布尔空运期间，凯塞尔之旅的指挥官是空军上校布莱恩·比奇科夫斯基（Brian Beachkofski），别名“比奇”（Beach），他拥有工程博士学位和麻省理工学院MBA学位，还拥有科技风险投资家和创业顾问的经验。当克里斯托弗在2021年年底访问比奇时，凯塞尔之旅指挥官试图表现得很积极，但他承认他经常感到沮丧。他和他的团队不断地陷入我们所遇到的“冻结的中间层”——在那里，高层的将军和底层的程序员就一个计划达成一致，但中间的人会挡道。与五角大楼的官僚机构斗争是令人精疲力竭的。即使人们有良好的意愿，也很难用如此多的复杂性和层次来完成任何事情。当人们不认同你的想法时，这种僵硬的中间层会提供无限的阻碍机会。
2022年4月，在克里斯托弗访问比奇几个月后，凯塞尔之旅指挥官在掌舵两年后离职，成为一家体育博彩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和我们一样，比奇一直想有所作为——他确实有所作为。但最终，一个被设计成跨越体制界限的角色让他疲惫不堪。
就我们而言，我们努力专注于积极的一面，并希望文化会逐渐改变。
事实上，当DIUx在联合空中作战中心工作时，还有数十个其他项目正在进行，从太空到网络，从机器人到人类表演。第一年，我们专注于在董事会上提出观点，为作战人员提供创新，并向四个国会委员会中负责DIUx的预算上级证明我们存在的合理性。在签署了一份又一份合同后，我们于2016年在波士顿和奥斯汀开设了新的办事处。拉杰继续对国会工作人员进行魅力攻势，每周飞往华盛顿。
美国财年从每年10月开始，每个部门都需要在10月1日前由国会通过并由总统签署拨款法案。但是，国防部的预算很少能按时通过——这种情况在过去的18年中只发生了4次。国会通常会通过一项持续性决议，防止政府关门，但也阻止了所谓“新开始”的立法。不幸的是，这阻碍了国防部按时启动和资助新武器项目的能力。
2016年的预算战和随后的持续性决议给了DIUx关键的几个月时间来推翻拟议的“归零”。拉杰从根本上认为，国会领导人希望并理解我们军队现代化的必要性，但DIUx在误解和不信任之间陷入了困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部长的立法人员不愿意在DIUx 2.0推出之前与国会进行直接透明的对话。
2016年秋天，拉杰打破了常规：他与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马克·索恩伯里（Mac Thornberry）进行了一对一的会谈。索恩伯里最初并不是DIUx的忠实粉丝。他质疑，既然国防部已经有DARPA，为什么还需要DIUx。他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是一个虚荣的项目，为我们的部队带来改变的能力有限。索恩伯里让拉杰过来，他们两个人开了一个小时的会，双方都没有请工作人员参加。拉杰解释了我们的愿景、我们最初的成功以及为什么商业创新的参与对国防如此重要。这奏效了。索恩伯里当场承诺帮助推翻伊芙琳和埃德对DIUx预算的“归零”。他同意支持我们，并确保我们的预算增长，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将我们的愿景变成现实。 15 与麦凯恩的会面一样，拉杰不得不“耍无赖”，独自与国会山“交战”。
索恩伯里回忆起那次会议时说：“我很欣赏拉杰对该组织的愿景，他愿意来到我的办公室，直接向我解释为什么这对美国纳税人来说是一项很好的投资。我很自豪能支持他，也为DIUx为我们的军人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