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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的访问给我们带来的光环并没有持续多久。
在这一消息公布两天后，国会山（Capital Hill）的一位朋友给拉杰打电话，告诉他一个灾难性的消息。
“嘿，拉杰，”我们的消息来源说，“我有件事需要告诉你。”拉杰根据对方的语气，猜测他即将听到一个大消息。
“我刚结束一个会议，”我们的“深喉”（Deep Throat）
说，“他们刚刚把你明年的预算搞砸了。”
“好吧，”拉杰说，“他们削减了多少？”
“就是这样，”“深喉”说，“他们削光了。”
“削光了吗？”拉杰问道。
“是的，全部。”“深喉”说。
由于未知的原因，我们在下一个财年的3000万美元预算——仅用了四个月——减少到了零。在华盛顿，他们称之为“归零”。这是政府第一部门国会让作为老二的行政部门下地狱的最有力方式。
五角大楼的新闻界仍然忙于撰写关于即将彻底改变军事技术的新的神话故事，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已经快要淹死在水里了。
我们的第一次华盛顿之行本应是一次胜利之旅。在美国国防部部长宣布他亲自将权力授予我们后，我们将与国防部的整个军事和文职领导层会面，实实在在地施压推进。这包括监督每一个军种（海军、海军陆战队、空军和陆军）的文职秘书以及最高级别的四星级军官（海军作战部长、海军陆战队司令、空军参谋长和陆军参谋长）。我们还将看到了各军种的首席采购官——这些官员可能是我们能够提供最多帮助的人。
虽然这些会议对我们迈出正确的步伐至关重要，但这次旅途的重点是止住损失。如果我们不拿回这笔预算，那么我们的远大航行将在开始前结束。
国会并不是唯一已经出手的机构。旅途中，当我们的飞机飞到一半时，我们的政府信用卡被停用了，我们预订的酒店通知我们需要用新的付款方式重新预订。这份见面礼来自所谓的一流的行政支持团队，他们让我们的前任没有办公家具。作为从我们的指挥链中被剔除的回报，他们取消了我们的信用卡，而不是将其直接转移到新的团队。
与拨款委员会已经向我们发射的重炮相比，冻结信用卡只是一颗呼啸的BB弹。卡特和罗森巴赫没有提醒我们下一财年的预算有风险，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个消息。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他们就不会把我们带到硅谷的舞台上了。他们会推迟宣布，并派遣立法人员前往战斗岗位。
时机再糟糕不过了。
在这个错综复杂的预算过程的后期阶段，卡特无法单方面解决“归零”问题，国防部无法控制自己的钱包。国会通过系统地限制其将支持和不予支持的决定来做到这一点，这些决定一旦做出，就无法逆转。当大多数人想到华盛顿的春天时，他们会想到樱花和学校开放日。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成千上万的预算官员挤在政府大楼里，正在一块一块地拼出巨大的拼图。
我们进行了一些快速调查，得知将DIUx归零的决定是由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两名国会工作人员做出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们称他们为“伊芙琳”（Evelyn）和“埃德”（Ed）。我们无法想象这些人是如何在77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中找到我们的3000万美元的小项目的，更不用说他们为什么要剔除它了。为什么两名国会山的工作人员敢于挑战国防部部长，并削弱我们现在领导的组织？这是我们第一次体验到这个帝国会如何巧妙地反击，以及我们需要如何巧妙地战斗以实现我们的使命。
在波托马克（Potomac）河畔
即将到来的预算季，上演谋杀悬疑剧是常见的事。它的规则源于开国元勋，他们创建了行政和立法机构作为平等的政府部门。为了确保由民众选举产生的代表能够对行政部门进行问责，国会要对行政部门各项计划支出的每一分钱进行审批。“钱包的权力”在实践中的含义是，众议院和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少数工作人员对联邦预算拥有巨大的权力。虽然最大的决定是由白宫和国会领导人做出的，但大部分细节是由委员会层面决定的。正是在这里，委员会工作人员积累了巨大的、功能上不受制约的微观管理权力，只要他们的个人决策不太出格，并且能够持续获得他们所服务的国会议员的信任。
五角大楼7000多亿美元的预算只由少数工作人员——大约20人——管理。这相当于每350亿美元中只有一名员工——一个人的责任之大令人震惊。在他们看来，他们正在做创始人的工作，控制那些能说会道的政府任命人员，并在他们推进的举措与委员会工作人员稳定的制度智慧之间取得平衡。虽然大多数员工有丰富的经验，并且是承担巨大责任的优秀管理者，但总的来说，该机构不乏没有在“环带”（Beltway）
以外工作过的人，他们对在其他地方从事职业不太感兴趣。相当多的人以前在他们监督的机构工作，通常在前几年担任较低级别的职位，这种有时很危险的组合给了他们一种虚假的过度自信感，尽管他们认为自己的信心来之不易。这些工作人员中最糟糕的人等了好几年才能从联邦政府中分一杯羹，并乐于用此给曾经是他们上级的军事和文职官员添麻烦。他们至少能有这种感觉。
我们开始意识到，虽然卡特重视我们，但他在华盛顿的保护范围是有限的——可能比我们预期的要小得多。我们刚刚向硅谷宣布，DIUx已经重新开业。然而，我们没在寻觅合作机会，反倒在2435英里外迎来一场击战。如果这是我们工作的第一周，那么下一周会发生什么呢？我们还不知道，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们中的一个人或两个人几乎每周都会飞往华盛顿——需要灭的火太多了。拉杰在担任管理合伙人的两年里共计坐了55次红眼航班，另外5次是为了建立DIUx 2.0，每次都乘坐经济舱。我们成了常客，有一次，当卡特部长在两周内两次在五角大楼E环办公区从我们身边走过时，他停下来大喊：“嘿，我付钱是让你们去西边工作的。”“我知道，先生，”拉杰毫不思索地回答，“我们不得不经常来这里，让你们的官员不要挡我们的路。”
于是，我们开始在华盛顿杜勒斯（Dulles）机场降落，在五角大楼健身房洗澡（8美元，比提前入住酒店的费用便宜，政府不报销），换上西装，然后在太阳升起时出门，去推倒有人给我们设置的最新障碍。第一次去华盛顿时，我们睡眠不足，也没有办法用政府信用卡支付那天早上去国会山乘坐的优步的士的费用，我们推开了哈特大厦办公楼405室的门，上面写着“拨款——国防小组委员会”。
“嗨，我们是DIUx的，”我们对接待员说，“我们是来见伊芙琳和埃德的。”
“等一下。”接待员给了我们一个冷冰冰的回答。
接待员最终把我们领进了大堂外的一个房间。几分钟后，我们的对手走了进来。
伊芙琳是一名退役军官，在成为国会工作人员之前在五角大楼工作。在公共事务办公室工作期间，她曾监督军队一年一度的生日庆祝活动，有蛋糕和军乐队的那种。埃德曾经也是一名军人，在国会山待的时间更长。他们的年龄很大，可以当我们的父母了。我们知道他们是国会山上非常苛刻的监督员。
我们被带进一个会议室，会议室里是破旧的墙板和家具。会议一开始还装模作样地进行着，那种看似顺利的假象持续的时间比你憋一口气的时长也多不了多少。在我们放映第五张幻灯片之前，伊芙琳切中要害，她告诉我们，她砍掉了我们明年的预算，因为她为印第安纳州的一位国会议员工作，而DIUx没有在印第安纳州花任何钱——礼貌地说，这种说法是疯狂的。
她说：“这些钱都将给加利福尼亚州。这就是你们所关心的西海岸。你们根本没有关注中西部。”
我们试图解释一下，加利福尼亚州是初创公司的所在地：92%的公司在那里成立，所以我们的大部分预算最终会花在旧金山湾区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印第安纳州有一个繁荣的创业场景，那么我们会相应地花钱。
“我们在印第安纳州有科技公司。”她说。
“我们会和他们谈谈，”克里斯托弗保证道，“但如果你削减我们的资金，我们就什么都做不了了。”
伊芙琳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立刻对克里斯托弗产生了强烈的厌恶。不管怎样，这种感觉是相互的。一场以克制的愤怒开始的会议现在充斥着公开的敌意。
伊芙琳告诉我们，她对我们的常春藤盟校学位并不感冒。她实际上大声说出了我们母校的名字——好像这就是印第安纳州没有参与足够多的行动的原因。我们在哪里上学突然变得与国会是否会资助DIUx有关。
原来伊芙琳只是在热身。
“你甚至从来没有在五角大楼有过真正的工作，”她告诉克里斯托弗，“你知道的，比如在采购系统工作或管理项目办公室。”
“什么？”克里斯托弗说。
“我穿着制服，”她说，“我在五角大楼有真正的工作，做着国防部的真正工作。”
我们印象深刻：至少她做了功课。但为六位国防部部长工作过的克里斯托弗不习惯被这样调侃，他的愤怒表现了出来。
拉杰找了一个借口暂停了会议，设法在交流进一步深入之前将克里斯托弗拖了出来。
“这次会面进展得很顺利啊。”克里斯托弗在走廊里说。
“是啊，真顺利。她似乎真的很喜欢你。”拉杰打趣说。拉杰建议在会议的剩余时间里独自一人参加。
拉杰回到会议室，尝试了他所能想到的一切，包括提出探索在印第安纳州建立一个分公司。同年晚些时候，DIUx在波士顿和奥斯汀开设了额外的办事处，因为这些城市是重要的创新中心，部分原因也是避免人们有与伊芙琳类似的看法。后来，随着拉杰变得更加精明，DIUx开始在所有50个州招募对创新任务感兴趣的预备役军人。我们开始称这些地方为“存在点”（Points of Presence），以表明我们在大多数州和许多立法区有实际行动。后来，伊芙琳在会议上询问拉杰，国防部部长是否会飞往印第安纳州，并在那里宣布DIUx的团队？拉杰指出，他是为国防部部长工作的，而不是相反，他不能为老板做出承诺。
对埃德来说，这归结为怨恨。他之所以有怨恨，是因为卡特曾拒绝他使用空军湾流公务机带国会工作人员代表团出国的请求。这些旅行是这份工作为数不多的福利之一。在国会休会期间访问海外军事基地，乘坐长途汽车肯定没有那么有吸引力。现在，埃德正在通过杀死卡特的心爱项目来复仇。
“嘿，我为你感到难过。”埃德告诉拉杰，“我真的很喜欢你，你看起来是个好人。我知道你们刚开始，可现在它要关门了。太糟糕了。”
拉杰是一个商人。他知道如何找到共同目标，为双方找到共赢的方法。他和埃德都曾在军队服役，埃德知道我们的军队需要更好的装备。拉杰说：“想想那些在一线的军人吧，想想有什么利害关系。”
拉杰补充道：“我知道我们可以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埃德看了拉杰一眼，说：“你是新来的，不是吗？”
看起来埃德和伊芙琳把我们将死了。是时候打电话了。在走廊里，我们与五角大楼的高级预算官员的僵局升级了，并提醒部长办公室注意我们现在遇到的麻烦。但就目前而言，背后捅刀子、算账和心胸狭窄赢得了胜利。在返回五角大楼的整个行程中，克里斯托弗向拉杰发泄。他在这里用个人信用卡支付优步的士的费用，还遭到其他工作人员的双重指责，其中一名工作人员刚刚告诉他，他在国防部从来没有“真正”的工作。克里斯托弗愤怒地说：“我猜她没有读到我简历中写着‘在伊拉克服役’的部分。”拉杰冷静些，但还是猝不及防。“所以，这就是你想搬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原因吗？”他开玩笑说。
我们很容易受到像埃德和伊芙琳这样的人的攻击，因为我们还没有正式批准的预算。DIUx团队如此迅速地会集在一起，以致国防部在第一年凑出了资金，就错误地认为国会会批准国防部部长的工作人员将这个小项目匆忙纳入第二年的预算。
卡特行动迅速，因为他知道国防部部长的任期平均不到3年。在奥巴马的第二任期还剩不到2年的时候被提名，卡特只能指望1年多338天的任期。随着沙子从沙漏中流下，他有时会以一种鞭笞般的速度行动。
卡特行动如此迅速的后果之一，是DIUx的预算没有通过正常程序获得批准。监督国防部的国会委员会也没有预览DIUx 2.0的新任务和资源。事实上，为了在DIUx 2.0宣布之前获得资金，五角大楼主计长别无选择，只能诉诸预算伎俩，以避免寻求国会的同意。
克里斯托弗在谈到国防部主计长迈克·麦科德（Michael McCord）时说：“这可以追溯到迈克安排我们的方式。他试图做正确的事情，现在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在我们宣布成为DIUx的主管人之前，一切都始于迈克的办公室。拉杰在城里疯狂地计划了几天。卡特同意我们需要“机动资金”来弥补硅谷对DIUx 1.0没有能力达成交易的看法——这是准确的。这个想法是，使用我们自己控制的资金来做启动泵，与来自军队其他部分的更大资金池建立桥梁。DIUx 1.0也由一组骨干人员管理——确切地说，包括主任在内的8人，加上其他部门和分支机构派出的20多名军人和百姓。还有更多的人在部长的周围工作。卡特还同意加强我们的队伍，这样我们就可以拥有真正的技术力量，以及更多来自军队相关部门的联络官。
到我们任期结束时，DIUx的队伍达到了100多人。尽管部长已经同意以种种方式为DIUx 2.0提供资源，但该计划一开始进展得还不够快。
克里斯托弗曾经每天早上都会在7：30准时开始的高级职员会议上，坐在五角大楼主计长迈克·麦科德的三把椅子的一把上。尽管年龄相差许多，但他们都来自俄亥俄州哥伦布市（Columbus），都是耐力型运动员。克里斯托弗是一名出色的跑步运动员，而迈克是一名铁人三项运动员，在担任主计长期间还完成了一场铁人三项比赛。
为了在即将宣布之前解决DIUx的预算问题，克里斯托弗和拉杰问迈克是否可以见他。一个星期二的早晨，我们坐在了迈克雄伟的五角大楼E环办公区的办公室沙发上。从这里可以看到北边，那里是五角大楼的直升机停机坪，远处是阿灵顿公墓。
“好吧，迈克，”克里斯托弗开始说道，“部长希望我们有一些机动资金，这样我们就可以立即在硅谷表现出诚意。我们还需要雇用一个更大的团队。我知道我们的预算已经偏离了预算周期。考虑到我们离宣布还有三周的时间，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迈克知道DIUx对部长来说有多重要。作为一个价值8000亿美元的部门的主计长，他也知道如何找到钱。事实上，他以前可能从来没有开会讨论过这么小的预算项目。
“好吧，”他想了30秒后说，“我有一个主意。参议院在去年的NDAA中通过了一项大型技术基金。”NDAA指的是国会每年必须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他说：“我们可以从中提取研发资金。现在，我们不能冒险重新走程序。”这个程序是指，寻求国会批准国防部将1500多万美元的资金从一个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的漫长且经常有争议的过程。他说：“但我可以在本财年给你们1400万美元，在10月新财年开始后再给你们1400多万美元，这将给你们带来大约3000万美元。我们可以在常规程序中弄清楚之后会发生什么。”
我们松了一口气。迈克刚刚谈到了我们最关心的问题——能否在第一天签署协议。“现在说说运营和维护（Q&M）。”迈克说。他指的是用于支付工资、差旅和设施费用的资金。“你们知道这个地方。扳倒一张沙发，几百万美元就洒了出来，”他指着我们坐的沙发说，“不如我再给你们500万美元的运营和维护资金，到10月份，再给你们1500万美元的2017财年预算。”
我们像孩子离开糖果店一样高兴地出了门。当迈克在我们身后关上沉重的拱形门后，克里斯托弗转向拉杰说：“看，我在这栋楼里支援你。我们可以让事情发生。”拉杰很惊讶。一位按照规矩行事的少校刚刚目睹了国防部最高主计官员在口头请示的基础上发放了数千万美元。更换拉杰飞行的F-16战斗机的轮胎还需要多个级别的批准和匹配的书面记录呢。如今在不到15分钟的时间里，迈克简单地点了点头，就给DIUx 2.0的油箱加满了油。国防部部长很快将宣布，DIUx 2.0有3000万美元用于从初创公司收购产品，从而确立我们在硅谷的信誉。
我们几乎不知道伊芙琳和埃德会给我们带来多少麻烦。他们不仅针对我们，对建立技术资金的参议院工作小组也是如此。他们并没有投入所有的精力看到有人拿出的金额刚好低于触发否决权的阈值。
我们被伊芙琳和埃德打击，自掏腰包乘坐优步的士，并被剥夺了下一财年的资金预算，仍然没有准备放弃。由于即使是卡特也可能无法帮助我们摆脱这场危机——国会控制着钱包，我们最大的希望是利用迈克转移给DIUx的初始资金迅速锁定尽可能多的交易。如果我们有海豹突击队、空军和陆军将领指望我们为他们提供产品，我们就会让自己变得不可或缺。伊芙琳和埃德将不得不让步，到那时，他们会羞愧地恢复我们的资金预算。
回到山景城，我们召集团队，告诉他们我们需要加快速度。隐形模式已退出，交易开始了。我们没有解释我们面临的危机的严重程度，而是指示团队开始召开推介会。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签署合同并向作战人员提供解决方案是维持我们团队生存的唯一途径。
信用卡的失效和与心胸狭窄的国会工作人员的争执只是我们麻烦的开始。在莫菲特机场的最初几周，即使是轻松的事情也变得艰难起来。没有人充分考虑过国防部部长办公室的功能如何从五角大楼扩展到美国各地的分支机构。眼前的问题是，我们既无法控制我们的网站，也无法控制电子邮件的收发。
华盛顿总部服务局是一个由4000人组成的外勤机构，为五角大楼各部门提供各种设备，从回形针、订书机到应对生化袭击时穿戴的应急装备，但它尚未找到一种方法为我们提供与国防部部长办公室相同的电子邮件系统。事实上，这很幸运，因为我们根本不想要它。
国防部部长办公室的电子邮件系统经常出现故障和安全漏洞，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我们输掉了一场战争，那将是因为我们不能互相发送电子邮件。我们遇到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这个系统太糟糕了，当克里斯托弗与文特·瑟夫合作时，瑟夫自己的一封电子邮件被退回了。你知道吗？当互联网的创始人无法发送邮件时，你的IT系统就真的有麻烦了。
所以，我们想，为什么不直接使用Gmail呢？每一家初创公司早就发现，让谷歌、微软或亚马逊的专业人员帮助你运行网络要便宜得多，也更安全。
使用现代企业供应商而不是部长办公室的电子邮件服务器，意味着我们可以在第一天向员工发放苹果笔记本电脑和iPad，而国防部的其他部门则只能使用政府发放的4英寸厚的戴尔笔记本电脑。我们的同事在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中都被他们讨厌的IT系统束缚。他们所有的IT产品都很丑陋，比如他们的笔记本电脑、上面的应用程序，以及许多人仍然被迫使用的黑莓手机。我们正在发出信号，表明其实可以不必这样，我们可以使用更好的。 1
现在是时候签署合同、完成任务并拯救我们自己了。
我们有了迈克转来的经费、工作邮箱以及直接向部长报告的特权。一个月后，情况开始好转。我们所没有的是，以硅谷的速度购买技术的方法。
DIUx 2.0的成立旨在像风险投资基金一样运作，在五个“投资组合”领域下注：人工智能、自主性、人类系统、信息技术和太空。每个领域都有一个专门的团队。这些团队将与希望以更好的方式执行任务的军事部门会面，游说可能对其有帮助的初创公司，判断任务和技术之间的哪些匹配最有希望，然后在每周的“交易”会议上向它们推销。在那里，通过匹配机会、技术和可用资金，我们可以决定推进哪些项目和淘汰哪些项目。我们发现了很多想继续推进的领域。但是，阻碍DIUx 1.0的同样致命的缺陷也将折磨我们，那就是一旦每个人都同意一起做生意，这种吱吱作响的承包机器就会购买所有军队的东西。
事实证明，在硅谷技术可用于战场之前，我们必须去战斗才能买下它。我们必须攻克五角大楼自身的难题——其过时的采购程序，这些程序阻止了以硅谷的速度转移资金。在硅谷，交易在几天内就能完成。五角大楼的大多数合同需要经过18-24个月的流程才能最终敲定，这是行不通的。任何初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试图在下一次风险资本筹资之前，都无法等待地球绕太阳两圈。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方式。
我们的一名团队成员想到了一个破解方法，可以将签约过程缩短到一个多月甚至更快。我们可以无缝地从购买一项技术扩展到购买一千多项技术，而无须进一步重新谈判。
29岁的采购经理劳伦·戴利在DIUx成立时从华盛顿调到DIUx工作。她是一个来自军人家庭的平民——她的父亲是一名坦克兵。在五角大楼工作是她的服务方式。
在我们的介绍会上，劳伦告诉拉杰，她一直在研究五角大楼关于采购产品的规则和条款，并认为她有新的发现——国会刚刚通过的立法条款中的一个新权限。我们可以利用它在几周而不是几个月内签署合同，然后立即将试点项目转化为完整的生产合同。
拉杰说：“为什么没有其他人想到这一点？”
劳伦耸耸肩：“我想他们没有看到。”
这真的意味着没有其他人把业余时间花在仔细阅读数千页新通过的立法文件上。
“这合法吗？”拉杰说。
“也许吧？”劳伦笑着说。
拉杰觉得他和劳伦会相处得很融洽。
“好吧，给我写一份备忘录，解释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拉杰说。
“事实上，”劳伦说，“我已经写好了。”
劳伦递给拉杰一本20页的白皮书。 2 现在拉杰已经确信他们会相处得很好。劳伦是五角大楼的一名雇员，有着在硅谷成长的黑客思维。劳伦不仅可以帮助DIUx 2.0摆脱DIUx 1.0的失败，而且可以改变整个五角大楼购买技术的方式。
劳伦于2015年10月抵达莫菲特机场，发现有六个人坐在折叠桌旁，并且通过热点使用Wi-Fi。“欢迎来到DIUx，”其中一位团队成员说，“你是第七号员工。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是如何上网，并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里。”
“我不知道任务是什么，”劳伦回忆起那些早期的日子，“我们是应该购买东西的客户吗？我们要把军队中的其他客户与初创公司联系起来吗？我们的角色在早期并不明确。有一种感觉，我们会去见初创公司，把它们介绍给有问题需要解决的军队，然后魔法就会发生。”但魔法并没有发生。劳伦说：“我们很快发现，虽然初创公司和客户会交谈，但什么都不会发生，因为没有简单的方法来测试原型并尝试新技术。”
在硅谷，交易是通过握手达成的。文书工作进展迅速，经过几次文件签署，事情就完成了。在政府中，交易始于一名有授权的合同官员，他在法律上被允许代表联邦政府承担财政责任。其他人甚至美国总统，都不能在虚线上为“山姆大叔”签名。第一个问题是，DIUx自身并没有任何有授权的合同官员，最初与DIUx合作的大多数军事单位也没有。他们不得不回到权限更高的总部，这反过来又把他们排在了合同办公室的队伍中。第二个问题是，有授权的合同官员默认采用国防部购买技术的标准方式，即通过《联邦采购条例》（FAR），这是政府的“采购‘圣经’”。《联邦采购条例》的国防增刊（DFAR）长达1300多页，它读起来像《旧约》。几十年来，为了理解其相互矛盾的条款，整个解释学派已经建立了起来。即使在最灵活的合同官员手中，基于《联邦采购条例》的合同也可能需要12-18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
五角大楼的技术买家和硅谷的企业家之间的真正分歧在于心态。劳伦说：“国防部习惯于购买航空母舰、导弹和坦克。作为单一买家，它通常在市场关系中拥有主导权。”其中的经济学术语是“垄断”，即买家控制所有需求。与其他垄断一样，自由市场的普通规则不适用。买家可以发号施令。虽然这在国防市场有效，但在技术市场相反。看看硅谷，初创公司正在追逐价值25万亿美元的全球消费和企业技术市场。五角大楼的2000亿美元采购预算只是他们商业计划中一个微不足道的误差，没有吸引力。
基于《联邦采购条例》的合同不仅需要长时间的谈判，而且还强加了小公司无法支持的义务。国防部的合同实践已经远远偏离了商业规范，因此非国防企业如果想在《联邦采购条件》下开展业务，就必须创建单独的会计、审计与合规系统。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带来的成本和麻烦根本不值得。
1000多人在办公室为国防部主计长工作。维持国防部金库秩序的部门还包括国防合同审计局（DCAA）和国防财务会计局（DFAS）。国防合同审计局拥有3500名员工，分布在全球230多个办事处。国防财务会计局拥有11000名员工。
五角大楼已经建立了一支由合同执行者组成的完整队伍，以确保在购买航空母舰时，能够以非常具体的方式控制成本。这种监督是必要的，因为尽管五角大楼通常是唯一的买家，但在国防市场上，也只有一个卖家。详细的财务核算和深入的审计是确保纳税人不会被多收费用的唯一途径（想想400美元的锤子和600美元的马桶座圈）。这个系统对隐形轰炸机和核潜艇来说足够好用，但对初创公司来说是一场灾难。
劳伦解释道：“在硅谷，国防部面临着一个与他们的采购工具、规则和文化截然不同的市场。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找到一种方法来改变这种模式，让国防部成为一个更好、更具吸引力的客户。”
DIUx 1.0不确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其本能反应是欣赏这个问题。当时的想法是，“也许我们应该研究一下硅谷是如何做生意的”。劳伦马上就知道DIUx必须扔掉《联邦采购条例》，《联邦采购条例》永远不会管用。一个更有希望的策略是接受一个鲜为人知的授权，即OTA（其他交易授权）。OTA是在太空竞赛期间开发的，目的是使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能够从“夫妻供应商”那里购买零件，OTA仍在国防部的几个部门使用，包括DARPA。OTA是一个工具和智力游戏合而为一的东西。为了规避《联邦采购条例》的僵化，它允许强硬的合同官员和律师摆脱他们一直坚持的惯例。但OTA在硅谷已经声名不佳。其中第一个问题是财团模式。在国防实验室或其他部门与一些公司签订合同时，这些公司可以根据提案请求共享它们所拥有的技术。对于那些最有价值的财产是知识产权的初创公司来说，财团OTA是疯狂的。财团模式让你的竞争对手充分了解了你的技术及其定价，不适用于处于技术前沿的任何人。
OTA还有第二个问题。OTA只适用于技术试点，而不适应于可以在军队中推广技术的实际合同。如果试点成功，那么你最终会回到原点，不得不使用《联邦采购条例》发布新的招标请求，以赢得一笔能产生实际收入的交易。证明你的技术有效的奖品是另外12-18个月的竞标，如果其他人带着类似的技术以更低的价格介入，或者更糟的是，带着更厉害的游说人员介入，那么你可能会输掉竞标。
DIUx必须摆脱这个循环。然而，五角大楼在开发新采购工具方面的记录是如此糟糕，以至于这项搜索的官方历史被命名为《1960-2009年国防采购改革：难以捉摸的目标》 3 。劳伦在阅读2016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时，灵光一现。《国防授权法案》的通过，通常在11月，就像“采购狂”的圣诞节一样——最终法案通常隐藏着新的权限。在法案的第815条 4 ，劳伦发现了一个只有几句话的惊人段落。她把这段话读了好几遍，确保自己理解对了。该条款允许部门将成功的OTA原型直接推进生产合同，而无须公司经历另一轮竞争。 5 这相当于《独立宣言》。它允许找到有效技术的军方客户立即扩大规模，而不必回到原点。一旦一家科技公司的试点项目成功，它就可以开始在整个国防部门大规模销售产品。
新的权限是由一位名叫比尔·格林沃尔特（Bill Greenwalt）的叛逆的参议院工作人员插入法案的，他多年来一直试图改变国防采购。它是有限制的——只能用于2.5亿美元以下的合同，但如果负责采购的国防部副部长以书面形式向国会保证，该合同“对实现关键的国家安全目标至关重要”，这一上限也就可以被免除。格林沃尔特希望国防部有人能发现他的杰作并与之合作。 6 这个人就是劳伦·戴利。
劳伦立即开始构思一种全新的OTA，她将其命名为“开放式商业解决方案”，后来被简称为CSO。该方案允许DIUx直接与一家公司合作，并在试点成功后立即大规模采购其技术。更重要的是，第815条中有关从原型到量产的规定，允许任何人在已谈妥的量产合同基础上进行追加。如果DIUx的无人机试点项目成功，那么军队要想再购买1万架或10万架无人机，就可以使用DIUx与供应商签订的生产合同。这是首次可以建立一种机制，将初创公司的技术直接引入国防部，而没有通常的进入障碍。劳伦利用比尔·格林沃尔特的天赋，找到了一种跨越“死亡谷”的方法。
唯一的问题是什么？这个想法在劳伦脑子里。她写的那本20页的白皮书是一场革命的蓝图，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快速执行它的方法。
克里斯托弗飞往华盛顿，获得了与每一位高级领导人见面的机会，以批准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策转变。克里斯托弗和劳伦的第一个会面对象是五角大楼采购政策负责人克莱尔·格雷迪（Claire Grady）。格雷迪很严肃，曾对海岸警卫队的采购人员大发雷霆，但热情好客。
劳伦在格雷迪的推动下已经有了盟友。高级采购分析人员维克多·迪尔（Victor Deal）和比尔·格林沃尔特一样，一直在努力让国防部更容易与初创公司接触。作为一名空军学院毕业生，迪尔后来获得了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自从新的《国防授权法案》问世以来，他和劳伦一直在沟通。迪尔发现了劳伦所做的努力，并与格雷迪一起为推动相关事宜做了铺垫工作。克里斯托弗也是如此，他已经说服了卡特接受劳伦的想法，并让人们知道国防部部长希望看到这一想法立即成为政策。
在劳伦走进格雷迪位于五角大楼三楼的办公室之前，劳伦只在国防部采购峰会的主席台上见过格雷迪。格雷迪在职务上是她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现在，劳伦坐在格雷迪对面的桌子上，格雷迪手里拿着一份有标记的白皮书。只有劳伦一个人在说话，每个人都在点头。格雷迪同意了。现在的关键是通过立法。
我们的下一站是苏珊·拉普斯（Susan Raps），她是五角大楼的首席采购律师。苏珊通过深夜和清晨的电话已经与克里斯托弗非常熟悉，因为他们曾为国防部部长重启DIUx而清理源源不断的文件、演讲稿、备忘录和章程。对于之后的调整，苏珊也送上了祝福。克里斯托弗不是一个听天由命的人，然后苏珊把现在已经超过100页的框架草案带到五角大楼总法律顾问的办公室，后者热情地支持这份草案。现在所有人都能看到一股白烟，我们向我们的老板，即国防部部长，报告了我们的第一次重大政策胜利。
这创造了五角大楼E环办公区的纪录。在两周多一点的时间里，DIUx发明了一种全新的购买技术的方式，取代了70年前的OTA。我们做到了把我们的手放在写新指南的笔上，确保它符合我们的要求。因为部长希望立即完成，但这也需要数周时间。这一过程以前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劳伦写的白皮书变成了使用新采购方法的操作手册。封面上有DIUx的印章，我们将白皮书发布在我们的网站上 7 ，世界各地的国防部采购部门都在下载这本白皮书。两个月后，我们的操作手册被重新命名为国防部的官方政策，国防部的印章取代了我们的印章，这是自2004年以来国防部关于OTA指南的首次更新。 8
我们还需要有授权的合同官员来使用我们创建的新工具，如前所述，劳伦称之为“开放式商业解决方案”，即CSO。我们从一支以愿意突破《联邦采购条例》工作而闻名的队伍中招募了第一批志愿者，这是一群驻扎在新泽西州皮卡蒂尼兵工厂（Picatinny Arsenal）的平民 9 ，由保罗·米伦科维奇（Paul Milenkowic）领导。这是一个专门从事OTA的另类单位。他们的律师，即一位名叫丹尼丝·斯科特（Denise Scott）的阳光开朗的女性，是第一个CSO的游戏规则制定者——这是一项不平凡的工作，因为如果出现问题，皮卡蒂尼兵工厂将承担法律风险。我们让卡特给陆军采购负责人和皮卡蒂尼兵工厂负责人打电话，分享他对尝试CSO的热情支持。卡特后来访问了皮卡蒂尼兵工厂。按照军事传统，他把个人硬币送给合同单位的每个人，这个硬币又重又圆，上面印有国防部部长的徽章。
在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有授权的合同官员正轮流从新泽西州飞往山景城。总有人在现场签署协议。虽然这个过程很快，但它有几十个法律步骤，必须准确执行。这需要一个团队的努力。首席运营官厄尼·比奥（Ernie Bio）就是这样一位团队成员，他的无私奉献是DIUx成功的关键。厄尼曾是F-16战斗机飞行员，在纽约大学获得MBA学位并成为管理顾问和网络专家之前，与拉杰一起作战。他是最初的DIUx成员之一，他搬到加利福尼亚州帮助发起了该倡议。厄尼在我们的整个任期内保持了这辆列车的平稳和准时运行，使劳伦和我们其他人取得了惊人的进步。
劳伦的突破让我们几乎立即开始签约。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军方利用劳伦的采购政策购买了价值700亿美元的技术。 10 她一夜之间成为采购界的摇滚明星，并最终被邀请与特朗普总统会面。
但这一切都是几年后发生的事。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为作战人员提供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最好是在10月之前，届时财年和我们的资金将结束。否则，我们可能就会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