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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进化到今天，开放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几乎是不证自明的了。中西方经济学中很多证明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概念，都和开放有关，甚至可以说，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前提。
今天人们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GDP的概念并不高深。GDP就是交易，每一次交易都产生GDP。因此，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什么事情都自己来做，那么就不产生GDP。但如果“你帮我做饭，我帮你洗衣服”，那么就产生了GDP。如果从产生GDP的逻辑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开放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在什么都自己生产和消费的情况下，也就是不开放的情况下，不会产生任何GDP。只有在自己生产的产品和别人生产的产品之间发生交易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开放的情况下，才能产生GDP。
论证开放对于发展的意义的著述很多，这里选择了三个经济学理论来做些论证。尽管这些理论是典型的教科书理论，处处可见，但这里主要想从开放的角度来重新对它们加以简单叙述。
开放首先涉及有关经济发展的第一理论，即劳动分工理论。在学术界，人们一般认为，劳动分工理论是由200多年前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提出来的。其实不然。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宇燕教授所指出的，早在2000多年前，司马迁就在《史记》里写下了《货殖列传》。“货殖”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增长”。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专门谈到了怎样实现货殖，特别强调“以所多易所鲜”，即用我多的东西换我少的东西。与司马迁几乎同时代的刘安编写的《淮南子》一书中，也谈到了如何实现自然货殖：“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也就是用我有的换我没有的，用我擅长生产的换我不擅长生产的。这里涉及经济学的两个最主要的概念，即“劳动分工”和“交易”。
就经济学发展来说，斯密的确是第一个系统表述劳动分工理论的经济学家。斯密用制造扣针的例子来说明劳动分工的经济意义：一个劳动者，如果对于这职业（分工的结果，使扣针的制造成为一种专门职业）没有受过相当训练，又不知怎样使用这职业上的机械（使这种机械有发明的可能性，恐怕也是分工的结果），那么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二十枚，当然是绝不可能了。但按照经营的方法，不但这种作业全部已经成为专门职业，而且这种职业分成若干部门，其中有大多数也同样成为专门职业。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两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十八种操作。有些工厂，这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固然，有时一人也兼任两三门。斯密说他见过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十个工人，因此在这一个工厂中，有几个工人担任两三种操作。像这样一个小工厂的工人，虽很穷困，他们的必要机械设备，虽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针十二磅。从每磅中针有四千枚计，这十个工人每日就可成针四万八千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四千八百枚。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么，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二十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他们不但不能制出今日由适当分工合作而制成的数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就连这数量的四千八百分之一，恐怕也制造不出来。
专业化导致分工，分工导致交换。这几乎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指出，专业化、分工和交换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大小，市场规模越大，参与分工和专业化的生产要素就越多，分工也就越细密，大家越可以通过各自优势，比较优势或绝对优势进行交换，并取得更大收益”。后人把斯密这套理论称为“斯密定理”，即经济增长取决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市场规模大了，贸易创造的收益就增长了。
再进一步而言，基于劳动分工之上的市场不仅是有效市场，而且是好的市场。斯密有句名言：“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斯密认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追求个人利益，正因为每个人都有利己主义，所以，每个人的利己主义又必然被其他人的利己主义所限制，这就迫使每个人必须顾及他人的正当利益，由此而产生了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正是以个人利益为立脚点的。这就是所谓“看不见的手”的观点。
亚当·斯密最早提出了分工论，不仅成为经济学的第一理论，而且对经济实践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分工可以提高效率，所以，到20世纪初，美国企业家亨利·福特就把生产一辆车分成了8772个工时。分工论成为主导企业管理的主要模式。
劳动分工理论对于管理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后来的专业分工、管理职能分工、社会分工等理论，都与斯密的这一学说有着“血缘关系”。
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的概念解释了为何在拥有较低的机会成本的优势下生产，贸易对双方都有利。比较优势可分为静态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当一方（一个人，一间公司，或一国）进行一项生产时所付出的机会成本比另一方低，这一方就拥有了进行这项生产的比较优势。例如，甲国和乙国都只生产衣服与食物，在同质的资源下，甲国生产一单位衣服的机会成本是二单位食物，而乙国生产一单位衣服的机会成本是三单位食物，根据比较优势理论，甲国享有生产衣服的比较优势，便应该专业生产衣服，并出口乙国，以换取食物。若乙国在生产食物上有比较优势，意味它应该专业生产食物，并出口甲国，以换取衣服。现实中，没有任何一方在所有物品的生产上均享有比较优势，所以比较优势的本质是互利的。
比较优势理论源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亚当·斯密将不同国家同种产品的成本进行直接比较，认为一国在某种产品上所花生产成本绝对地低就称之为具有“绝对优势”。一国只要有这种绝对成本优势，就应该发展这种产品的专业生产，并出口换回自己在生产上不占绝对优势的产品，贸易双方都能从交易中获益。
李嘉图发展了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中，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以改进绝对优势理论的一些不足。李嘉图所确定的比较优势理论的核心是：一个国家倘若专门生产自己相对优势较大的产品，并通过国际贸易换取自己不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就能获得利益。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只考虑表面的生产力优势，而比较优势考虑相对的优势。如果一个国家在生产两种物品上皆拥有绝对优势，根据亚当·斯密的看法，先进国家不会与落后国家贸易，因为逻辑上一个国家可以享有生产所有物品的绝对优势。这显然与现实不符。李嘉图认为，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仍然有机会贸易，并且可以从中互相得益。
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 schenkron）在对德国、意大利、俄国等19世纪欧洲较为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于1962年提出了后发优势理论。所谓“后发优势”，也常被称作“落后得益”“落后的优势”“落后的有利性”等。如果说人们从前面两个理论很容易看到开放和发展之间的关系，那么第三个理论，即“后发优势”理论和开放之间的关联则是经常被人所忽视的。
格申克龙提出了六个重要命题：
一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的起步就越缺乏联系性，而呈现出一种由制造业的高速成长所致的突然的大突进进程；
二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在其工业化进程中对大工厂和大企业的强调就越明显；
三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就越强调生产资料而非消费资料的生产；
四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人们消费水平受到的压力就越沉重；
五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所需资本的动员和筹措越带有集权化和强制性特征；
六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中农业就越不能对工业提供市场支持，农业越受到抑制，经济发展就越相对缓慢。
格申克龙的所谓后发优势理论至少包含以下四个层次的含义：
第一个层次的含义，即所谓“替代性”的广泛存在。格申克龙强调指出，由于缺乏某些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后起国家可以，也只能创造性地寻求相应的替代物，以达到相同的或相近的工业化结果。替代性的意义不仅在于资源条件上的可选择性和时间上的节约，更重要的在于使后发国家能够，也必须根据自身的实际，选择有别于先进国家的不同发展道路和不同发展模式。
格申克龙强调了存在着多种途径达到同一种效果或者是从事相类似活动的可能性。因此，所谓替代性，实质上指的就是这样一种取得同样结果的手段或是器具的替代性。在制度安排上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对先进技术的模仿和借用，使后发国家一开始就可以处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少走很多弯路。
第二个层次的含义是指后起国家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设备和资金。格申克龙指出，引进技术是正在进入工业化的国家获得高速发展的首要保障因素。后起国家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设备可以节约科研费用和时间，快速培养本国人才，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推进工业化进程；资金的引进也可解决后起国家工业化进程中资本严重短缺的问题。
第三个层次的含义是指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吸取其失败的教训。在这方面，后发优势主要表现为后起国家在形成乃至设计工业化模式上的可选择性、多样性和创造性。后发国家可以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或少走弯路，采取优化的赶超战略，从而有可能缩短初级工业化时间，较快进入较高的工业化阶段。
第四个层次的含义是指相对落后会造成社会的紧张状态。格申克龙指出，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会产生经济发展的承诺和停滞的现实之间的紧张状态，激起国民要求工业化的强烈愿望，以致形成一种社会压力。这种压力，一方面源于后起国家自身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及对维护和增进本国利益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先进国家的经验刺激和歧视的结果。“落后就要挨打”，这在人类世界似乎永远作为普遍法则而运行。因此，落后国家普遍提出要迅速实现工业化的要求。
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理论，首次从理论高度展示了后发国家工业化存在着相对于先进国家而言取得更高时效的可能性，同时也强调了后发国家在工业化进程方面赶上乃至超过先发国家的可能性。不过，从今天看来，尽管这一理论也论述到了开放因素，即后发国家向发达国家学习，但并没有把开放作为主体来论述后发国家的比较优势。作者没有这样论述可能有两个因素。第一，他所论述的是18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之间的关系。直到冷战，不同类型国家之间的互相开放不是一个问题。第二，作者的研究发生在美苏冷战时期，当时世界被分为两个不互相开放的集团，即苏联及东欧集团和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集团。尽管西方集团国家之间是互相开放的，并逐步向非西方国家开放，但苏联及东欧集团是拒绝开放的。同样，即使在二战之后，后发国家在处理开放和发展方面的表现也很不相同。一些后发国家有强烈的发展民族工业的愿望，选择了“替代”战略，例如拉美国家。尽管在一些阶段，因为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低、西方技术的可得性等因素，这些国家实现“替代”战略的确有优势，但并没有促成这些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相反，在东亚，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选择了“出口导向”的战略，紧紧和西方经济体连接起来，实现了赶超的目标，顺利地从低度发展转型到中等收入经济体，再从中等收入经济体提升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这些是格申克龙所忽视的。
但不管如何，上述文献的讨论至少说明了几点。第一，无论是劳动分工、比较优势还是后发优势，如果要实现这三大理论所指的要素，那么开放无疑是核心中的核心。没有开放，所有这些要素都不能发挥出来。第二，在互相开放的条件下，各国可以发挥原本的比较优势，也可以集中发展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或者说，劳动分工虽受制于资源禀赋，但也可以通过人为的制度和政策设计发展而来。第三，发达国家倾向于开放，而后发国家倾向于封闭，但后发国家如果要发展起来，那么就必须向发达国家开放，否则发达国家所具有的先进生产要素很难进入后发国家。如果后发国家不开放，那么就很难体现出后发优势。第四，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开放与否及其开放的程度，无论是市场还是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后发国家是否可以得到发展及其发展的进程。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充分说明了开放对于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性。发展是开放的产物，全球化更是开放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