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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今天世界秩序面临怎样的严峻挑战。近年来，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文化保护主义为代表的思潮在多国兴起，不同国家间治理模式和价值观的差异被进一步放大。这种趋势不仅导致全球范围内的信任赤字，还使得单边开放面临更大的外部压力。同时，大国间博弈加剧，国际组织的权威性和协调作用被逐步削弱，原本相对统一的全球秩序正在分裂为多个区域性或利益驱动的小圈子，使得单边开放的国家不得不面对更复杂的外交和经济环境。下面，让我们具体来看看这些挑战。
今天，要讨论如何通过国际经济金融政策协调来维护全球增长的平衡性与稳定性问题，我们需要回到经济学家凯恩斯所关切的两个均衡，即内部均衡与国际均衡。在凯恩斯那里，内部均衡主要表现在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之间，而外部均衡主要指的是国家间贸易的平衡。凯恩斯的两个均衡深刻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都深受凯恩斯思想的影响。
今天的世界经济与凯恩斯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无论是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都具有全新的内容。尽管如此，凯恩斯的两个均衡对理解今天的世界经济依然具有理论意义。即使从两个均衡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国际经济形势也远比我们大多数人所分析的还要差。尽管凯恩斯是经济学家，但是他比较充分地考虑到了其他非经济因素对国内和国际经济的影响。而今天的经济学研究越来越微观，经济学家们已经把非经济要素完全排除在经济思考之外，甚至很难考虑不同经济要素之间的关联。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谁也不会否认今天国际经济的失衡。至少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际经济失衡已经是各方的共识。各方也试图努力去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但问题在于，这么多年过去了，世界经济不仅没有再平衡，反而越来越不平衡了。如果仅仅从经济要素来分析世界经济，那么就会导向比较乐观的结果。但如果考虑到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因素，那么人们就不会那么乐观了。今天，说世界分崩离析也并不为过。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这一看法。
就经贸来说，美国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盛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得全球范围内出现“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现象。美国等西方国家是上一波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然而，由于全球化所创造的巨量财富分配不均，西方又开始搞贸易保护主义，这破坏着国际经济秩序。不仅如此，美国还使用排他性的方式重塑全球化，把很多国家排挤出自己的“小圈子”。这种行为正在导致全球贸易的碎片化。这个趋势如果不能扭转，那么现存全球贸易体系很快就会解体。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全球贸易体系已经解体。
在政治领域，世界面临意识形态两极化的风险。美苏冷战半个世纪，意识形态极化对世界秩序的冲击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今天，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继续践行意识形态两极化。上任美国总统拜登就一直把中美关系界定为“美国民主”与“中国专制”之间的关系。西方也一直在塑造所谓的“全球东方”的概念，提出所谓的“新轴心国”，把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绑在一起。尽管普遍认为特朗普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但没有人会认为，特朗普再次执政会促成中美之间意识形态的对立消失。特朗普即使不是意识形态的信仰者，也会是意识形态的使用者。
美国的最终目标是地缘政治两极化，把今天基于全球化之上的世界秩序转型成为美苏冷战时期那样的两极化秩序。美国在包括中美双边关系、中国周边环境和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等各层面不遗余力地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围堵和遏制。这不仅冲击了中美两国关系，恶化着中国的周边环境，更破坏了现存的国际秩序。凯恩斯的两个失衡产生了两种经济不平等，由此导致了两种主义（意识形态）的崛起，使得整个世界面临内部革命和外部冲突乃至战争的风险。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经济和国际经济都是失衡的。国际经济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国际经济由各主权经济体组成，各主权经济体的内部失衡才导致了国际经济的失衡。今天，内外部失衡已经产生了两种经济不平等，即内部经济不平等和外部经济不平等。内部不平等表现为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不平等，表现为收入和财富差异过大，社会过于分化。如果考虑到种族、民族、宗教等因素，社会分化趋势更为严峻。外部不平等表现为国家间的经济不平等，富国越富，穷国越穷。数十年的全球化几乎把所有国家都卷入全球经济进程之中，但国家间的贫富差异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大。
这两种不平等已经导致了两种主义的崛起，即内部的民粹主义和外部的民族主义。内部不平等导致民粹主义崛起。经验地看，民粹主义总是和内部不平等联系在一起。尽管也有其他方面的不平等，但经济上的不平等是主体。同样，民族主义总是和外部不平等联系在一起。今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北方与南方的关系主要是经济意义上的，即经济发展的不平等。尽管西方国家也在用“民主”与“专制”“全球东方”等概念来模糊国家间的不平等，但很难取代各主权国家在国际层面对发展权的追求。历史地看，由内部不平等所导致的民粹主义运动经常导向内部革命，而由外部不平等所导致的民族主义运动经常导向国际冲突甚至战争。一战和二战的历史都说明了这种关联。并且，一旦国际冲突开始，世界经济不平衡的问题就更难以解决了。实际上，当各种试图解决内外部平衡的方法都无效和失败之后，人们（往往是掌握权势的政治人物）便会开始诉诸暴力来解决问题：在内部，暴力往往表现为革命；在外部，暴力往往表现为冲突与战争。
我倾向于把今天的世界局势形容为“封建化”，就像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美国就像周天子，把控不住世界了，于是“群雄蜂起”，“群雄逐鹿”。国家不论大小（当然大国能力更强），都想在旧秩序摇摇欲坠的时刻，在旧秩序的废墟上找机会崛起。大家都在这么做。
为什么说封建化？旧秩序解体了，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韩国人恐怕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闹剧——总统自己去发动政变。类似这样的事情都反映出不确定性。联合国、WTO还能发挥出真正的作用吗？很难。旧秩序解体了，群雄逐鹿，这是最大的风险。在国际关系中不要只盯着中美关系，只看中美关系就会犯大错误。现在国际态势变化这么快，大家都在低头“算账”，盯着特朗普打自己的算盘。这种局面必须改变。
人们可能习惯于观察几个大国间的关系。大国的确重要，没有大国就不会有强有力的区域秩序和国际秩序。传统帝国时代是这样，现代主权国家时代也是这样。如果大国之间有共识，那还好说，国际体系还能存在，很多矛盾都会被压在体系下面隐而不发。一旦大国之间共识崩塌，大家都不认可当下的世界秩序，这时候就很危险。因为各方都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当前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正在迅速解体。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巴以冲突，联合国俨然只是一个“旁观者”。而在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竟有四国已经卷入军事冲突甚至战争中，只是卷入的程度不同而已。特朗普的再次执政更是给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以最后的一击。
俄乌冲突依然在进行，两国越陷越深。这场冲突从一开始便表现为美国和西方代理人战争的特征。美国领导的北约的持续扩张直接威胁到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不难理解，尽管这场军事冲突直接表现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但间接地表现为俄罗斯和北约的较量。因此，美国领导的北约从一开始就自觉地卷入和参与。随着时间的推移，北约国家的卷入程度越来越深。
英国自称同时也被视为美国在欧洲最重要的盟友，从一开始就做了最简单的选择，即毫无保留地站在美国这一边。
法国一方面试图坚持比较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但另一方面已经深度卷入。如果要说法国和美国的不同之处，那么只能在抽象层面来说了，即法国是为欧洲而战。法国看清楚了美国在这场军事冲突中的私利，相信欧洲不能依靠美国来保护自己，而是必须自己保护自己。
这场军事冲突的复杂性使得它既没有如俄罗斯所期望的那样很快结束，也没有如北约所期望的那样把俄罗斯彻底打垮。俄罗斯是大国，不容易被打垮；而美国不想把国家的全部精力放在这场军事冲突上，因为美国在进行这场“代理人战争”的同时也在准备另一场“战争”，即和中国的“战争”。结果便是今天的持续“战争”状态。在拜登总统任期的后两年，美国先是财政部部长耶伦访问中国，指责中国“产能过剩”，影响世界经济；紧接着，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指责中国帮助俄罗斯，要求中国停止可以帮助俄罗斯进行“战争”的贸易。很显然，美国试图把不能击垮俄罗斯的责任推到中国这一边，尽管美国本身及其盟友从来没有停止过和俄罗斯的生意来往。
美国的战略重点是亚太或者说印太，这一点不会变。特朗普再次回来，他会继续“退群”，会减少在中东、北约的投入，但是不会退出西太平洋。他也退不出来。“印太战略”就是他弄的，他也承认中国是主要竞争者。尽管相对来说，特朗普上台后我们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会少一点，因为他不会像拜登那样在上面花大量精力，但像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特朗普照样会极限施压，再试图交易。近来特朗普就结束俄乌冲突主动开启了和俄罗斯的谈判，很多人就开始担心美国是否会形成一个美俄同盟，在结束这场冲突之后共同对付中国。这种担心也并非没有一点道理。
应当再次强调的是，微观、中观和宏观这三个层面的因素是互相促进和强化的关系。今天，没有任何理由能让人们相信西方国家有能力改变微观（社会）层面和中观（国家）层面的局面，这两个层面的局面还在快速恶化。如果这样，那么根据欧洲军事战略家克劳塞维茨叙述的内政外交逻辑，宏观层面的局势会加速恶化。也就是说，当西方国家不能解决内部问题的时候，就会把冲突转移到国际层面。至少自近代主权国家产生以来，所有的战争都是这样发生的。
实际上，谈论“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可能已经低估了今天的局势，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多国卷入尤其是大国卷入的局部战争早已经开始了。俄乌冲突几乎已经把世界上大多数主要大国卷入了，即俄罗斯、美国和欧洲国家。当然，如上文所讨论的，中国是“被”绑架而“卷入”的。中东战争尽管表现为以色列-哈马斯的冲突，但其他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已经深度卷入。人们也可以认为，正是因为多国的卷入，才使得这些局部冲突具有了谁也没有预想到的持久性。
自从核武器产生以来，人们往往认为大国卷入的世界大战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两个核国家（或者核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等于互相毁灭。但是，人们大大低估了以其他非核战形式出现的战争的可能性。实际上，核武器不仅从来就没有消除过战争，而且还导致了另外形式的战争，即核武器掩护下的常规战争。经验地看，核武器在以另一种方式“鼓励”拥核国家使用暴力和战争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因为相信其他拥核国家不会使用核武器来实现互相毁灭，拥核国家更容易倾向于使用暴力和战争。核武器产生以来，世界从来没有太平过，暴力和战争依然频繁发生。即使两个拥核国家没有发生过直接的战争，但代理人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双方阵营在互相进行核威慑的同时进行着一场持久的常规战争。
因此，当人们说世界大战的时候，需要考量的并非战争是否有可能，而是战争的形式问题。同样，今天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在其他领域（尤其是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并不会使得冲突和战争成为不可能，反而是扩展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忽视了不同形式的战争，就会犯重大的战略错误。战争是“永恒”的，因为战争是人性的一种“最终表现”；但战争的形式是变化的，因为人性是可以“文明化”的。
那么，余下的问题便是，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会在哪里了，中东、欧洲还是亚太？中东的以哈冲突仍然进行，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一局部战争很难发展成为世界大战。美国支持的以色列在这个区域拥有绝对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尽管世界同情弱小的一方，但这种道义上的同情很难转化成为实际上的支持。一些欧洲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为国家，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阿拉伯世界的不团结也决定了战争的有限性质。在世界范围内，反对以色列和支持巴勒斯坦的声音更多地出现在西方世界，而非中东世界。
如上所说，在一定程度上，俄乌冲突已经是一场多国卷入的“世界大战”了。随着美俄开始就结束这场冲突进行谈判，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结束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一个未知数。
实际上，欧洲的任何冲突要演变成美国、欧洲主要大国和俄罗斯直接交战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一直是不大的。两边阵营的核威慑从冲突爆发不久就开始了。即使在过去几年，人们也已经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不管发生何种情况，双方使用核武器的概率都非常小。对美国主导的北约来说，这场战争的“艺术”在于北约对乌克兰的各种形式的支持足够大，但也仅维持在使俄罗斯找不到使用核武器的理由的水平。而对俄罗斯来说，它也可以通过其他常规手段来打一场持续的战争。
俄乌冲突持续多年，各方都早已经显出疲惫感，因此都在寻找“台阶”，得到一个有利于己方的结局。2024年以来，围绕着俄乌冲突的三大事件表明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一是西方纪念二战关键战役“诺曼底登陆”80周年，二是七国集团峰会，三是专门针对俄乌冲突的瑞士和平峰会。尽管在这三个事件中，北约还是一如既往地对俄罗斯施压，并放出了很多“狠话”，并且对俄罗斯出台了进一步的制裁举措，但很显然西方的目标并非扩大和升级冲突与战争。同时，俄罗斯也做出了反应，在继续进行军事行动的同时也提出了随时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并且还开出了具体的谈判条件。总体上看，不管冲突以怎样的方式结束，西方利用俄乌冲突“拖垮”俄罗斯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而俄罗斯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当时，很多人也相信，特朗普的再次回来会加速推进结束俄乌冲突。而特朗普所开启的美俄谈判证实了人们的预测。今天，没有人怀疑各方对结束这场冲突与和平的诉求，分歧在于以什么方式来结束。
如果说俄乌冲突开始进入一个“下行”的过程，那么亚太地区的冲突则经历着一个“上行”的过程。实际上，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从来没有把其关切点置于其上。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都把中国界定为美国的竞争者甚至敌人。因此，尽管美国通过北约支撑着俄乌冲突，但其战略重点始终在亚太。毋庸置疑，这些年美国的战略部署主要在亚太地区，在中国周边构筑了大量的“小三边”。
人们不难从2024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中看到这一大趋势，即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战略重点都在往亚太转移。香格里拉对话会本来是就本区域的安全问题进行对话，但2024年的趋势表明，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国家，都已俨然把此视为世界安全的对话会。这与前面所讨论的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努力把中国和俄罗斯绑架在一起有关。近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认知战争，把俄罗斯的“不败”归结为所谓的“中国向俄罗斯出口军民两用的产品”。言下之意就是，正是因为中国的支持，俄罗斯才有能力进行一场持续战争。2024年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局面表明，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认知战是有成效的，成功地把欧洲的战略注意力引向了亚太地区。
对美国的强硬派来说，亚太地区成为“火药桶”是美国胜出的终极手段。美国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亚太地区和平的维护者，但经验地看，美国分裂亚洲、在亚洲制造冲突和战争的行径已经登峰造极。并且，美国现在的亚太或者“印太政策”的趋势是“一切为了对付中国”。如前所述，美国统治集团似乎陷入了一种对中国不可自拔的极端恐惧心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美国的对华政策早已经呈现为十足的法西斯主义，只不过在美国的精心包装之后，这种法西斯主义政策以非法西斯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对美国来说，只要能击垮中国，自己仍是最后的“胜利者”，哪怕整个亚洲被战争毁灭也在所不惜。正如一些美国极端反华势力所公开言明的，在和中国的竞争中，美国只有胜利这一选项。
也就是说，对中国的最严峻的挑战就是如何有效地回应——美国在中国周边营造战争环境，把世界性战争引向亚太地区，最终实现其围堵和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