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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论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开放政策的新要求。在这个背景中来讨论中国的单边开放就显得更具有现实意义。经验地看，在实践层面，中国早已实施大国和小国间的单边开放政策。最典型的例子体现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上，中国针对一些较落后和较小的经济体，实行单边开放政策，只不过当时中国没有使用“单边开放”这一概念而已。
近年来，中国正式提出和使用这一概念。从上海进博会到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再到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马来西亚、瑞士等国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放开VISA境外卡使用等，都是单边开放的成功案例。其中从免签政策中可以看到，这里的“单方面”就是“单边”的另一种表述。单方面免签政策也取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使用了“单边开放”的概念，强调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2024年中国-东盟峰会上，李强总理指出，中国愿意和东盟国家进行单边开放的协商和讨论。202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APEC会议上也强调了中国的单边开放政策。此外，中国还在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同更多国家商签高标准自贸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效果非常好。可见，中国的单边开放已经开了一个好头，接下来希望能把单边开放扩大到更多的领域。
如前所述，中国选择单边开放意义重大，是应对当前复杂国际局势和加快自身转型升级的关键之举。从我们自身来看，单边开放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单边开放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在AI时代，单边开放更是中国拥抱AI发展浪潮、勇立潮头的前提。
我们可以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来理解今天中国的“高水平开放”。
第一，从国内来看，经济发展的概念从传统上强调经济增速迈向“高质量发展”，从“单一指标的发展”转向“全面综合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不断引进外资、技术，加快与国际规则接轨，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过于偏重经济增长速度的发展模式也导致区域、群体之间发展不均衡，社会领域过度市场化而缺乏足够的社会保护，环境和生态破坏加剧等系列问题。与此同时，经济领域的改革进入“深水区”，产业链供应链升级加速，技术领域的核心环节遭遇“卡脖子”等问题也日益凸显。这些由原有的开放带来的外部性问题，无法通过原有的开放模式来解决，而是需要对开放模式进行调整和升级，将开放的重点转移到当前中国发展最关切的领域上。
第二，从国际来看，中国规则话语权实力与经济实力不匹配的现象，阻碍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也制约着中国国际形象和“软实力”的提升。中国已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同时还具有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和丰富的商业实践。但是这种优势并没有相应转化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规则优势。核心技术领域、市场商贸领域的许多标准和规则的制定权和解释权依然掌握在西方国家的手中。西方现在对中国的许多指责，也都集中在这些领域。这意味着中国在解决了“挨打”“挨饿”问题后，要着重通过新的高水平开放来解决“挨骂”的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要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就必须同时着眼于国内和国外两个维度来开展。开放不仅仅要适用于对外开放，更需要首先适用于对内开放。对很多人来说，开放仅意味着对外的开放，但实际上，内部开放更为重要。从本质上来说，对内开放是对外开放的基础。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对外开放来促成对内的开放，但如果不能够就内部开放形成足够的制度化和法治化，那么久而久之，对外开放就会失去动力。经验地看，中国对内开放的程度是远远不够的。很多年来，尽管我们的对外政策越来越开放，但一执行便困难重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内开放程度不足。我们可以把内部开放理解成为外部开放的基础，内部开放的动力越足，外部开放的动力就越足。
对内开放不足的直接结果就是内部市场的分割。通过对内开放就可以将国内的市场规则统一起来，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已经针对性地提出了系统方案。这也是双循环发展格局中内循环的应有之义。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读到一份世界银行的报告。世界银行发现，中国各个省之间的贸易量远远低于各个省与其他国家及经济体的贸易量。比如说广东和福建两个相邻省份之间，在90年代没有多大的贸易量，但广东和福建两个省份都和东南亚有很多贸易。两个省都是外向型经济，但是彼此的贸易量则不多。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对外开放远远高于对内开放。我们国家为什么直到近年才提出要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是因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到今天还没有形成。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强调内循环，但区域之间的生产要素被严重分割，很难流动起来。其实我国的东、西部有各自的优势，东部在制造业、资本、开放、管理经验、企业家精神等方面有比较优势，西部在地上、地下的能源、土地、劳动力成本方面有比较优势。如果这些要素能够流动起来，那么必将大大提高劳动生产力。问题在于这些生产要素为什么流动不起来呢？不仅大区域之间流动不起来，省份之间也流动不起来，甚至一个省份内部的各个城市之间也流动不起来。原因很简单，因为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不统一。
另一方面，在统一国内的基础上，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当致力于使中国的规则“走出去”，对现有的国际规则进行改革、补充乃至创设。同时，在外部环境变化的压力下，中国更应当坚持单边开放的政策，以分化瓦解针对中国的打压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更好地为中国的发展争取新的有利环境。
在实现规则统一和规则国际化的过程中，中国需要建立自己的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或者经济高地。在这方面，粤港澳大湾区有能力成为这样一个平台。这一地区在上一轮开放中，就是外循环的重要产物。大湾区城市产业链完善、外向型经济发达、文化亲缘相近、国际化程度高，拥有比较完善的国际营商环境及规则体系。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融合实现共同发展，打造金融、科创-制造业、科教三大世界级经济平台。可以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案出台之后，一直在努力进行融合式发展。但现实是，别说11个城市没有融合起来，内地9个城市都还没有统一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各个城市在招商的土地标准、税收返还等方面恶性竞争，所造成的经济内卷已经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一个一线城市的一个区在2024年上半年通过招商引进的资本，80%来自全国各地，10%来自广东其他几个城市，只有10%来自港澳。从前的外向型经济俨然已演变成内向型经济。可见各城市之间的内卷已经到了什么程度。珠三角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外向型经济区域，在新冠疫情之前，大量的资本来自海外投资，但现在这种局面已经不再。很显然，要阻止内卷，各个城市之间必须互相开放，在拥有统一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条件下，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之上，让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自主决定投资方向和领域。
除了国内区域之间、省市之间的互相不开放外，中国的企业之间也不开放。中国的国有企业不向民营企业开放，国有企业之间也不互相开放，民营企业之间也不互相开放。我们最近在做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比较时发现，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如果和特斯拉比较，中国企业的产业链和供应链都很短，基本上什么都自己生产，甚至全产业链和全供应链都是自己生产；而特斯拉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拉得很长，全世界都有其供应链和产业链。所以说中国的每个企业都像是“土豆”，尽管加总起来量很大，但是大而不强。美国的企业相互开放，所以加总起来又大又强，因为只有企业互相开放，才能聚力做规则和标准。
这些年，中国企业践行“走出去”，但是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拉美地区都可以观察到，两个或者多个国企经常进行恶性竞争。为什么中国的国企之间会出现恶性竞争，而西方国家或者亚洲的日本和韩国的企业就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统一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
所以，要把内循环做起来，国内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就一定要统一，这样才能保障区域、省份、城市之间的互相开放。内部开放是最核心的。如果国内的开放做不到，那么对外的开放也很难做到。
高水平对外开放根植于中国共产党革命、改革的历史基因当中。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地方性”和“世界性”共同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也把自己的实践置于“世界性”之中。历史地看，在事实层面，离开了“世界性”，就无法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更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同样，离开了“世界性”，就无法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实践，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对于世界的意义。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说，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仅是中国国内治理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问题，还是中国与世界互动的问题。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要实现的目标还包括提升全球治理水平，为世界提供确定性、稳定性和正能量。国际大循环我们也很重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正式生效，我国也已正式提交申请加入CPTPP和DEPA。我们要解放思想，不要认为国际规则就是西方的规则，我们内部市场暂时缺乏统一的规则，通过与国际标准、规则的衔接，可以帮助我们弥补不足，完善内部的规则。
中国式现代化可以从三个层面、三个维度来看。
第一个层面是物质现代化。世界各个文明国家对物质现代化是有一定共识的。物质现代化是可以看得到的，比如高楼大厦、公路桥梁以及各种高科技。物质现代化的衡量标准也是基本统一的，尤其是技术的先进与落后。比如我制造一台车时速100千米，你制造一台车时速200千米，大家都会说你的车比我的更现代化。
第二个层面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终极目的是人的进步。没有人，我们探讨的现代化是不全面的，更是毫无意义的。尤其在中国的文化背景里，人的现代化显得特别重要，因为我们具有几千年的人本文化传统。
第三个层面是制度的现代化，它是介于物质层面和人的层面的现代化中间非常重要的变量，或者说最重要的变量。制度层面的现代化一方面是看哪一种制度更能推进物质的现代化，哪一种制度更能推进人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看哪一种制度能推进物质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协调发展。物质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有相向而行的方面，也有矛盾的方面。我们看到很多西方国家、中东国家、亚洲国家在推进物质现代化的过程中，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对人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需要靠制度来协调物质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五位一体”的中国式现代化定义，非常重要，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
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要强调共同富裕，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西方的深刻教训。资本主义释放出了劳动生产力，但在帮助人类社会实现物质现代化的同时，却使人本身异化了，使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公平，越来越不稳定。所以我们提倡的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我们也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在英国工作了三年，发现他们的科学家还在恢复在维多利亚时代遭到破坏的生态，他们是先破坏后整治，但是成本太高太大。所以现在我们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也是非常重要的。西方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先实行殖民地主义，后实行帝国主义，牺牲了其他国家的利益，牺牲了很多人。我们不能学西方，我们必须走和平发展道路，我们也确实是在和平发展。
我们选择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也源于我们自己的经验教训。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我们花了100多年，终于找到社会主义这个制度形式。中国的成功是非常少见的成果，因为我们既跟西方接轨，融入世界经济体了，又是独立的。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为那些既要追求发展，又要保持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除西方现代化之外的另外一条选择。
经验地看，凡是符合本国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就会是成功的，不符合本国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就会是失败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实践经验、世界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永远在路上”的目标。
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还是要通过发展。然而，旧的发展模式依赖的“三驾马车”——投资、贸易和消费，现在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首先，投资很难再像以前那样拉动增长。东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已基本完成，尽管以后还可以改善，西部还在建设基础设施，但是西部经济总量不大，经济活动也不多，过度基建会造成浪费。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有助于国民财富增长的GDP增长，而不是单纯的GDP增长。我们不要为了GDP而只追求GDP，那样不是高质量的发展。
消费的挑战也很大。从学术上说，消费社会就是中产社会。如果一个经济体的中产阶级占比跨过了50%的门槛，到60%、70%时，才能形成消费社会。尽管我们国家的中产总量达到4亿，但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还不到30%，也就是说我们的消费能力还是有限的。所以，如果要建设消费型社会，还是要继续把“饼”做大，实现“扩中”。
贸易方面，在新冠疫情期间，西方国家新冠疫情的管控不力，刺激了我们的增长。但现在，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跟我们搞贸易摩擦，加上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不好，我们的对外贸易受到很大影响。
当然，旧的“三驾马车”也还是有很多空间的。比如城市更新就需要投资。我们提出一个“软基建”的概念，基础房屋、建筑、公路、桥梁、5G技术都是硬基建，而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则是软基建。
如果老的“三驾马车”不足以拉动经济的发展了，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来自何处呢？我们认为，需要新的“三大法宝”，那就是改革、开放、创新。其中，开放是最重要的。开放是改革和创新的基础或者前提条件。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个经济体越开放，越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如前面所讨论过的，美国现在对我们的“卡脖子”也好、脱钩也好，只是个政治逻辑、行政逻辑，并不符合市场逻辑、资本逻辑。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帮着美国去脱钩，不能随逆全球化浪潮起舞，我们需要的是一次新的开放，我称之为“第三次开放”。
我多次到长三角去考察，一直在思考像浙江这样经济发达的省份，如何更上一层楼的问题。这些开放的经济大省，如何实现省域现代化先行？我认为可以打造地域嵌入型的世界级经济平台。地域嵌入型经济平台最著名的如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日本东京湾区，它们吸引了全世界的优质资本、优质技术、高端人才。浙江等沿海地区也完全可以建立这样的平台。内地的其他地方也可以这样做，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来构建各种开放的平台。尤其要强调的是，长三角和大湾区这两大中国经济的引擎就是在外循环或者说全球化的环境中成长发展起来的。在今天的新环境下，还是要通过继续和更大的开放来促成未来的增长和发展。
总之，中国要继续保持开放，才能化解美国两极分化世界的企图，同时要争取国际话语权和掌握规则制定权，变被动为主动，让中国真正与国际社会和市场接轨。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
当前，人工智能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如果中国不想错失AI时代，应该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开放，开放，再开放。
第一要与世界规则接轨。不接轨的话，不可能走得出去。所以要参与进去，就像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样，要和世界规则接轨，在互联网领域也不可避免地要和世界接轨。
第二要改变过于强调封闭的小农意识，要“走出去”。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已经到了后工业化时代，但一些人的思维状态仍是小农意识。中国的企业，无论国企、民企都像是一个个“土豆”，什么都想自给自足。我们最近的研究比较了民营企业如比亚迪、国有企业如广汽和外资企业如特斯拉。研究表明，马斯克的特斯拉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是相对封闭的系统，走出去比较困难。互联网企业和人工智能企业一定要走出去，无论是东南亚国家还是非洲国家的，要真正做到开放，真正做到全球性的互联互通。
第三，更重要的是人才开放。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人才不够。中国人不行吗？不是，其实中国人非常行，比如ChatGPT团队里面就有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关键还是要改变体制。技术要进步就一定要开放，开放是体制的问题，而不是钱的问题。我们老是把人才的多少和钱联系在一起，其实和钱毫无关系。一定要给科研人员足够的自由度，去追求他们的兴趣。从这点来说，在关键的领域，我们一方面要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美国在这方面是没有制度优势的。无论是AI的发展，还是经济全球化，如果解决不好社会问题，那么都会对美国社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实际的情况也是这样的，美国政府无法应对经济发展对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但是中国的国家体制是有优势的，尤其在解决社会不公平的问题上。在过去的40年里，全球化为美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政府在应对全球化副作用时的无能导致社会越来越分化，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即使像加州硅谷这样的互联网世界中心，它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依然是一团糟，就是因为没有政府统筹的制度优势。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自己的短板。目前，中国在AI领域还是处于一个赶超的阶段，很多短板如果没能补起来，中国可能又会陷入以前鸦片战争时的类似情况。技术的进步是非常迅速的，我们绝对不要低估美国。美国在每次危机发生以后，尤其是每次战争以后，科技进步都很大。不管街头发生什么、白宫发生什么、国会发生什么，美国的技术一直在进步。所以，中国还是要奋起直追，看到美国的长处，向自己的对手学习永远不会错。
这次DeepSeek的出现更是说明了开放的重要性。尽管人们对DeepSeek现象有各种不同的分析，但科技界的共识是，DeepSeek的胜利是开源的胜利。对于这一点，我们自己必须有足够的认识。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很强调DeepSeek是在开源基础上的创新。图灵奖得主、Meta AI首席科学家杨立昆（Yann LeCun）认为，DeepSeek成功的最大意义就是证明了AI开源的价值，即任何人都能从中受益。奥尔特曼（Sam Altman）也承认，OpenAI的闭源策略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谷歌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因此警告，西方国家需要专注于构建开源AI模型，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开源技术进行投资，可能会影响自身科研进展，因为许多高校负担不起昂贵的闭源模型，如果继续这样的话，就有可能在这项尖端技术的全球竞赛中输给中国。在美国，目前除了Meta的LLaMA以外，大部分顶级AI大语言模型是闭源的，包括谷歌的Gemini、An-thropic的Claude和OpenAI的GPT-4。施密特认为，如果美国不对此做些什么，中国最终将成为开源领域的领导者，而世界其他国家将成为闭源国家。
技术层面，开源的逻辑就是，你可以在人家的基础之上通过创新去超越人家，但人家也可以在你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创新来超越你，当然，你接下来又可以通过创新去超越人家。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闭源和开源并非矛盾，而是可以互相促进的。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上来看，长远来说，闭源肯定会落后，但开源必然被超越。在整个发展进程中，一些公司会选择在某一个阶段进行（部分）闭源或者（部分）开源。在DeepSeek之后，美籍华裔科学家李飞飞率领其团队仅花了50美元及26分钟，便创造出一个“s1”的AI推理模型，其表现可以媲美OpenAI的o1和DeepSeek的R1等尖端推理模型。
可以预见，DeepSeek会迫使美国的一些公司重新开源。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源也是美国政府的政策意向。特朗普和马斯克一直都在强调开源的重要性。这次Deep Seek的成功更会促成美国的政策往开源方向行动。在今年2月的巴黎AI峰会上，奥尔特曼表示OpenAI在重新考虑是否要再次转向开源，此后不久，OpenAI再次转向了开源。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DeepSeek没有改变什么。尽管DeepSeek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创新突破，但这并没有改变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总体领先的地位。正是因为DeepSeek是开源的结果，它并非是从“0-1”的基础创新，而是应用端的创新。人工智能技术基本上由四大块组成，即（1）技术端（包括芯片、算力和算法等），（2）数据端（数据的数量和质量），（3）基于技术和数据之上的大模型端，及（4）应用端。这次DeepSeek的突破主要在第三领域，而在技术端和数据端，中国和美国依然存在很大的距离，应用端的差距也不小。
在技术端，中国在芯片领域受美国的打压和制裁，国产芯片虽在进步，但要赶上美国还需要时间。在数据端，这次DeepSeek的突破也是基于对美国大模型数据的“蒸馏”。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而言，我们和美国的差距依然很大。就数量而言，尽管我们的数据是大量的，但美国拥有来自全世界的数据。因为互联网的有限开放，我们的数据出不去，外面的数据也进不来。就质量来说，我们大量的数据处于孤岛状态，公司之间、政府部门之间、区域之间的数据很难得到整合。尽管在产业应用场景方面，我们的数据远比美国的丰富，但因为数据的不整合而被浪费。尽管这些可以通过改革得到解决，但改革也需要时间。
人工智能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已经经历了几波，总体来看，美国（和西方）在“0-1”的原创领域占据优势，而中国在应用领域占据优势。这个趋势预计还会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不过随着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和大规模的投入，中国会逐渐转向“0-1”的原创领域，这种情况也将会得到改变。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这次DeepSeek的成功正在产生外在效应，而这些外在效应会在给我们自己构成严峻挑战的同时提供新的机遇。这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中美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国际范围内，人工智能的竞争主要发生在中美两国，DeepSeek的成功不仅没有改变这个局面，反而使得中美竞争变得更加激烈。近日，埃隆·马斯克的人工智能公司xAI发布了Grok3，马斯克称它为“地球上最智能的AI”。相信激烈竞争背景下的公司会发布更多的模型。由于中美两国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美国必然会加大和强化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打压、制裁和围堵。副总统万斯这次在巴黎AI峰会上的讲话已经体现出特朗普政府的这个趋势。正如过去一段时间的经验所表明的，美国的打压必然激发我们更强的竞争精神、更多的投入。
第二，DeepSeek这次的创新突破必然会培养出更多的竞争者。对中国来说，DeepSeek最大的效应是打破了美国公司的垄断地位，但对其他国家来说，DeepSeek的出现则是有可能打破中美两国目前所处的主导地位，因为它为人工智能从垄断式发展转型成为分散式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欧洲国家、日本和印度都已经受到极大的鼓舞，要在人工智能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可以预见，尽管人工智能领域中美两国迄今占据主导地位，但这个局面假以时日可能会被打破。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很显然，前面有美国的打压，后面有其他国家的赶超。较之垄断，分散化的发展在激化国家间竞争的同时使得更多国家拥有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分散化的发展可以使得人工智能变得更加安全。
第三，各国都不得不加入竞争，转向发展模式。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一直决意要处于领先甚至垄断地位。特朗普政府从一开始就决定美国国内对人工智能要“去监管化”。在这个领域，美国是监管最弱的国家，不存在联邦层面的任何监管体系。在拜登时期出台的几个总统行政命令被取消后，美国对人工智能几乎就没有任何监管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025年2月举行的法国AI峰会上不仅再次强调美国本身要“去监管化”，更是直接批评欧洲的过度监管政策。万斯当然不是鼓励欧洲发展人工智能，而是迫使欧洲“去监管化”，以便于美国公司在欧洲开辟新的市场。之前，马斯克对欧洲的过度监管也一直持不满的态度。这次由60国签署的巴黎AI峰会宣言并未获得一致同意，因为美国与英国拒绝加入，他们反对欧盟“过度监管”，认为这不符合国家利益。
不过，这也表明，欧洲如果要发展人工智能，“去监管化”就成为必然。法国总统马克龙也一直在呼吁欧洲的“去监管”。DeepSeek的成功正在迫使欧洲走出这一步。实际上，如果各国不“去监管”，那么因为当地监管过度而落不了地的人工智能技术必然会流向美国。可以预测，各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去监管化”必然成为大趋势。
第四，去监管化使得人工智能变得更加不安全。如果欧洲也像美国那样从侧重监管转向侧重发展，那么监管体系必然弱化。人工智能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方面面正在或者可能构成的威胁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尤其在欧洲。如果各国都把重点转向发展，那么对人工智能所能产生的威胁的研发投入必然减少，这无疑会增加人工智能的风险。这种情况在国际层面会变得尤其严峻。例如，人工智能一旦被军事化，那么国家间的冲突会变得更加剧烈；又如，如果开源的人工智能被恐怖分子所利用，那么恐怖行为会变得更加不可控制。
对中国来说，有几点是很清楚的。
第一，我们也需要调整AI的发展思路，改变过去因监管过度而发展不足的局面。人工智能必须得到监管，监管技术必须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内在部分。就中美比较而言，直到这次DeepSeek的出现，中国总体上是侧重监管的发展模式，而美国是侧重于大模型的应用；中国在监管技术的很多领域领先于美国，而美国在大模型的应用上领先中国。
要赶超美国，中国下一步也需要适度放松监管，如果不是像美国那样完全“去监管”的话。这方面既是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国际竞争的需要，并且在中国的体制内，发展和监管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根本的问题就是需要转变监管观念。普遍而言，监管应当是对已经存在事物的监管，对不存在的事物说不上监管。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很多不让技术落地的做法实际上不是监管。也正因为这样，中国在流失很多AI领域的人才，因为他们在国内很难施展抱负，就会“流落”到他国，尤其是美国。美国硅谷不乏很多源自中国的独角兽企业。因此，我们必须先放松监管，容许AI技术落地，在其成长过程中评估其对公共利益的影响，从而出台适度的监管政策。如果秉持安全第一、道德优先的政策，继续不让一些AI技术落地，那么很难赶超美国，甚至会被淘汰。
第二，我们要继续开源，并且把开源上升为国策。如上所述，DeepSeek的成功是开源的成功，一旦封闭起来，就会被赶超，OpenAI就经历了这一过程。我们很多企业本来就是在西方开源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但一旦技术到了自己的手里，就变成闭源了。这实际上限制了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长远来看，也必然会再次落后。因此，国家需要把开源上升为国家的普遍政策。
第三，不仅企业层面要开源，国家层面更需要实行可持续的总体开放政策。技术层面的开源只有在国家总体开放政策下才能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