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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周庄园制经济的社会中，一方面是土地所有者的领主，一方面是土地直接耕种者的农奴。此外，虽然也有工奴和贱奴，但他们在当时并不是生产之主要的担当者，因而当时社会生产关系之主要的构成，是领主与农奴之隶属关系。孟子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又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这里所谓“治人”与“食于人”之“劳心”的“君子”，正是领主，所谓“治于人”与“食人”之“劳力”的“野人”，则正是农奴。
农奴的前身，大部分是商代的奴隶，也有少部分是商代的自由民及商末诸氏族的成员。至于庄园主人或领主，则大部分是周族的武士，也有少部分是由商代奴隶所有者与商末诸氏族的首长转化而来。因此，人还是一样的人，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的属性改变了。人的属性之改变，乃是土地所有的属性之改变所引起的结果。
西周的土地，在名义上都是属于国王所有。国王以之分封于诸侯，诸侯以之分封于大夫，大夫以之分封于士；至于士，则以之直接分配于庶人。这样便完成了土地之封建所有的实践过程。
由于土地之由上而下地一级一级分封下去，于是形成了各级的土地所有者。所谓“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者，此之谓也。唯“庶人”无田，所以只有“食力”。
由于土地之等级的所有，又构成了土地所有者之人格的等级隶属关系。所谓“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正是土地所有的属性之人格的表现。唯庶人“无土地”，故只有“臣于人”，而不能“有所臣”。
由于土地之等级的所有与人格之等级的隶属，又构成了等级的榨取关系，而这就是自庶人以次而上达于天子的贡纳制。
唯天子再无上司，故无所贡，只有供于神。这就是所谓“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
这种等级从属的关系，也表现为军事上之等级支配。国王有征伐，则诸侯需勤王事。 [1] 《诗》云：“王于兴师，修我戈矛。”又云：“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又云：“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若诸侯有战争，则“三事大夫，莫肯夙夜”，以为诸侯赋车籍马，征兵募饷。最后，称戈比矛、效死疆场者，则为农奴。
此外，在裁判上，也表现为等级的服从。在每一封区内，诸侯当然是最高的裁判者，因为他们曾被赋予“专扬于国”之特权。但在整个封建国家内，则天子保有最高裁判之权。例如《鬲攸从鼎铭》中所载之攸卫、鬲从的争执，《散氏盘铭》所载之散氏、夨人的争执，皆系控诉于国王，最后由国王之裁判而获得解决。这种天子所保有之最高裁判权，到春秋时，才随着王权之旁落而归于消逝。代之而起的，是诸侯之间的武力解决与盟会调停。
西周的政治，就建筑在这种等级从属的社会关系之上，而构成其等级支配的政治组织。在这种政治组织中，天子是地上的最高权力之代表。在天子之下，有中央政府的组织。《书·酒诰》云：“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此所谓“内服”，即指中央政府而言。此所谓“百僚”“庶尹”等，即指中央政府的官吏而言。以天子为首之中央政府，是西周政府之最高的权力机关，它统辖着无数以诸侯为首之地方政府。此种地方政府，在当时称之曰天子之“外服”。《书·酒诰》云：“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此所谓“外服”，正是指地方政府而言，而侯、男、邦伯，则系指地方诸侯而言。
当时中央政府的组织，极为庞大，官吏的名称，亦极为复杂，《书·立政》中有“任人准夫、牧，作三事，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马、司空，亚旅”，此外见于《书·顾命》者，尚有师氏、虎臣、百尹、御事。这些就是《金縢》所谓“诸史与百执事”，亦即《冏命》所谓“侍御之臣”。《诗》云：“百辟卿士，媚于天子。”此之谓也。
这些官职，大概都见于《诗经》。如《小雅·十月之交》云：“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聚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择三有事，亶侯多藏。”《周颂·载芟》云：“侯主侯伯，侯亚侯旅。”《小雅·雨无正》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以此证之，足见《尚书》所载，皆系事实。这些官吏，大概统率于总宰而直隶于天子，以构成中央政府之组织。《诗》云：“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又云：“不显维德，百辟其刑之。”
周代的国家，在外则有各级诸侯，“四国于蕃，四方于宣”“方行天下”“维周之翰”。在内则有各级卿士，“朝夕从事”“莫肯夙夜”“何戈与祋”，为“王之爪牙”。于是西周的天子便“抚万邦，巡侯、甸”“六服群辟，罔不承德”，当时诗人为之颂曰：“四方攸同，皇王维辟。”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