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生产力发展不足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2年）：农村生产力发展落后

新中国成立伊始，农村生产力落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面进行土地改革之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含有封建农村土地制度的性质，封建土地制度下无法完全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在这种制度基础上形成的农村生产力十分落后。制度的落后再加上长期经受战争的侵害，使得中国农村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和战前相比较，粮食产量和牲畜等大量减少。如表3-1、表3-2所示，战前、战后的粮食产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全国粮食总产量下降，1949年产量相比战前产量（1936年和1937年的平均产量）来说，只占后者的79.3%；主要粮食产量均有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小麦和大豆下降程度最深，只相当于战前水平的39.2%和45.1%；人均原粮也从战前的约600斤降到425斤。 如表3-3所示，战前战后，部分牲畜量有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平均减少率约为战前的四分之一。

（二）农业互助合作时期（1953—1978年）：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有所提高，但增长有限

（1）劳动互助时期：经过土地改革后农村生产力有所提高，但由于改革造成生产资料的不适配等问题，农村生产力仍难以大力发展。如表3-4所示对23个省的调查结果显示，土地改革结束时，在15432户农户中，贫雇农户均占有耕地数12.46市亩，拥有耕畜0.47头，犁0.41张，水车0.07部；中农户均占有耕地19.01市亩，拥有耕畜0.91头，犁0.74张，水车0.13部；富农情况稍微好一点，但占有情况也并不十分宽裕，耕地占有25.09市亩，耕畜超过1头，户均1.15头，犁只拥有0.87张，水车0.22部（见表3-4）。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农民整体的生产资料占有情况不佳，但贫雇农占有的生产资料尤其缺乏。表3-5中贫雇农生产资料占有占中农、富农生产资料占有比重更能直观反映出这一观点。

据湖南省长沙县统计数据，农村土地改革后，贫雇农占有的耕牛数仍十分缺乏，与其他阶层相比，差距过大。石碑乡的具体情况是：富农户均拥有的耕牛最多，中农次之，情况最差的为贫雇农。富农、中农、贫雇农户数分别为17户、122户、477户，其相对应的耕牛数量分别为16.5头、87.5头和31.0头，户均耕牛拥有量依次递减。 如表3-6所示，可以计算得出，每户富农平均耕牛为0.97头，每户平均不到一头；每户中农平均占有耕牛0.72头，和富农相比有一些差距；但是每户贫雇农平均占有耕牛则只有0.06头，数据上和前两者相差很大，贫雇农对于耕牛占有十分缺乏。长安县高家湾村的调查情况也呈现出同样的特点：全村共167户农民，其中中农52户，雇农8户，贫农107户，在这些阶层群体中没有牲口的户数分别是5户、8户以及71户。 对于其他农具也是如此，中农缺少，贫雇农则缺得更多。土地改革后，由于土地的重新分配，中农和富农土地减少但牲畜剩余，贫雇农土地增加，但牲畜仍缺乏。

可见，土地改革以后造成生产资料不适配的情况比较明显。如表3-5所示，贫雇农所拥有的生产资料无论是和中农相比还是和富农比较，都存在生产资料占有不平衡的情况，而表3-6更是直接表达了三个阶层农民所占有的耕牛数量的严重不平衡情况。由于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平衡，农民就无法使用相配套的生产资料进行搭配生产，或者造成个别生产资料的剩余，或者造成个别生产资料的短缺，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无法使生产资料的使用效率达到最高，使生产力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并且在进行土地改革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激发，粮食产量取得了不小成果。从图3-1中可以看出，从新中国成立后至完成土地改革以前，中国的粮食产量较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是十分具有优势的。但是对于刚刚新生的国家来说，中国有着十分急迫的愿望——达到工业化战略目标，而一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意味着该国工业基础的实力。就钢产量而言，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还相去甚远。如图3-2所示，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钢产量为15.8万吨，1952年我国的钢产量为135万吨，而同一时期的其他国家钢产量与我国形成了较为显著的对比，其中钢产量最低的印度1949年的钢产量为137万吨，竟略高于我国1952年135万吨的成绩。而在1952年，我国的煤炭产量为6600万吨，同等时间点下，美国和苏联的煤炭产量分别为46033万吨和30088万吨（见图3-3）。因此，要实现工业化目标，我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还远远不足。

（2）初级合作化时期：互助合作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形成的生产力有所进步，但仍有提高空间。首先，初级合作化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形成的生产力体现了更大的优越性。1952年5月，山西长治反映试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情况显示，入社地的产出效果明显好过未入社的（互助组和单干户）表现。例如，东监漳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是10个社中增产情况最差的，即使这样，入社地每亩平均二石零四，分别超过最好的互助组和单干户的一斗六和五斗四；如表3-7所示，从每人平均收入情况来看，也是农业初级生产合作社更胜一筹。合作社社员每人平均收入折款380180元，而互助组和单干户的人均收入情况分别是320430元和305000元。

其次，虽然中国通过互助合作形式取得了比单干更好的效果，但工业水平仍与其他国家相差较大。如表3-8、图3-4所示，就钢产量而言，1953年，中国的钢产量已经达到177万吨，同等时间点的印度钢产量为153万吨，虽然这时中国的钢产量已经赶上并超过印度，但相比其他国家而言，还远远不足。1949年，中国钢产量为15.8万吨，同期美国和苏联的钢产量分别为7074万吨和2329万吨，分别约为中国钢产量的447.7倍和147.4倍；1953年，美国钢产量约是中国的57倍，苏联约是中国的21.5倍。虽然我国钢产量增长速度较其他国家快，但由于我国的钢产量在1949年的基数小，总体数量还远远不足。如图3-5所示，中国的煤炭产量在1949—1953年虽然有所增长，但距离美国、苏联、西德和英国还有不小差距。如表3-9所示，中国的原油产量和发电量和美国、苏联相比，基础更是薄弱。因此，生产力发展水平还远不能支撑我国快速实现工业化目标。

（3）高级农业合作化时期：初级合作化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形成的生产力有所提升，但其优越性仍显不足。经历过土地改革、互助合作以及初级合作化运动，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如表3-10所示，1949—1955年，中国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量为1179.17万吨，而同一时期，美国、苏联、日本、法国和印度的粮食年平均增量分别为55.83万吨、499.17万吨、80.00万吨、90.83万吨以及248.33万吨。1949—1956年，我国粮食的年平均增长量与其他国家相比较高。可以看出，我国粮食产量在当时世界上具有绝对优势。但同时，我国主要工业产品还与其他国家有一定差距。如钢产量相比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差距还比较明显，如图3-6所示，我国钢产量水平仅仅超过所列国家中印度的钢产量，产量基础较为薄弱；如图3-7所示，1949—1956年，我国煤炭产量增长速度虽然比日本、法国和印度快，但截至1956年年底，我国煤炭产量总体数量不仅与美国、苏联相差较多，与西德、英国也有一定差距；如图3-8所示，1956年，我国发电量也仅仅超过印度，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还有一定距离。要想实现工业化目标，并且没有内忧外患的顾虑，当时我国的工业化力量还远远不足。

（4）人民公社化时期：高级合作化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形成的生产力不能满足“赶超”战略下的生产力要求。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还相去甚远。如图3-9所示，我国钢产量发展水平相比世界其他国家来说还不高，有较为明显的差距。我国虽在1953年已赶上印度，并在后续时间内已明显超过印度的钢产量，但与日本和法国相比还有相当差距，和苏联、美国相比更是差距悬殊。如图3-10所示，1949—1958年我国煤炭产量实现了快速增长，在这段时间内，已经陆续超过了印度、日本、法国、西德和英国。1949年，中国的煤炭产量为3200万吨，美国和苏联的产量分别为43597万吨和23550万吨；到了1958年，中国的煤炭产量为27000万吨，美国和苏联的煤炭产量分别为39156万吨和49611万吨，无论从数据还是图形中，都可以较为明显地看出我国煤炭产量的增长速度之快，我国在短时间内明显地缩小了与他国煤炭产量的差距。但中国在煤炭产量上和美国、苏联两国确实还存在一定差距。在原油产量方面，如表3-11所示，和美国、苏联相比，1949—1958年中国的原油产量一直与这两个国家有明显的差距，中国的原油产量年平均增长量只有23.78万吨，而同期美国和苏联的原油产量分别能达到911.56万吨和886.44万吨。发电量方面也是如此，如图3-11所示，中国和美国、苏联的对比较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