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大陆：从万邦林立到中原崛起

我们看图中这条虚线，它被称为“胡焕庸线”，即中国学者划分的第一条人口密度对比线，是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在1935年提出来的。在整个中国广袤的国土上，我们以这条线为界，从大兴安岭一直到西南山脉，可以观察到很多有趣的现象。

大家看这条线，最直观的，线的东南是绿色的，西北是黄褐色的。

自古以来，中国东南地狭人稠、西北地广人稀。这条线把东亚大陆分为两大板块：多雨区与干旱区，季风区与寒流区，农耕区域与畜牧/游牧区域，稻作区域与旱作区域。

“如果把华夏文明的成长过程比喻成一个人的成长的话，那么按照先秦文献和司马迁的记载，夏、商、周三代是华夏族群的成人礼，形成了比较大的王朝国家，在此之前则是悠长的婴儿、幼年、少年时期。”

一些考古出土器物的分布区域，也是以这条线为界的。比如，鼎和鬲都是古人烹煮用的器物，都有三个足。鼎的三个足是实的，而鬲的三个足是空的。目前的考古发现显示：鬲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而鼎主要分布在东南地区。

胡焕庸线的两边在新石器时代都有辉煌的文化。东南方的社会率先复杂化了，我管它叫“东方先亮”；而后是欧亚青铜潮的“西风东渐”；最后，在这两大板块的交会地带出现了最发达的王朝文明，也即“中原崛起”。

自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历史文献学和考古学两大话语系统就一直并存。两大话语系统最初是分立且边界明显的：一边是历史文献学上的盘古女娲、伏羲神农、三皇五帝、夏商周王朝等，一边是考古学上的前仰韶、仰韶、龙山、二里头、二里岗、殷墟、西周、东周（春秋、战国）时代。它们的合流，是在殷墟时代。

为什么是在殷墟？因为可以证明人类群团自身族属和王朝归属的文书材料在殷墟出现，两大话语系统才可以合流，进入信史时代。在前殷墟时代，我们把任何考古学遗存跟后世文献记载的族属、王朝归属相对应的话，都只能是推论和假说，原因就在于它没有直接性的文字材料来证真或证伪。

所以，在大的历史分期上，我们习惯于根据文字的有无及其使用程度分成历史（History）时期—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时期； 原史 （Protohistory）时期—文字产生，但还不起关键作用的时期；史前（Pre-history）时期—没有文字的时期。

考古人有个职业病，就是在探讨问题时，首先要给出明确的时空框架。

“中国考古学在诞生之初，很快就由本土学者主导考古工作，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

我们看右页的时间框架，最左边这一列是考古学的话语系统，在前文字时代，恐怕这是具有比较大的确切性的。我们再看最右边这一列，是国家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框架，属于历史文献学的话语系统。

中间这一列是2023年12月9日国家文物局新闻发布会推出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将“古国时代”与“王朝时代”的分界划定在龙山时代和二里头时代之间。

这一百年来，中国考古学者筚路蓝缕，做了大量的田野考古和研究工作。正是由于这些探究，中国的考古学才在世界范围内占有一席之地。无论是埃及还是两河流域，包括印度河流域和美洲，考古工作从起步到展开研究基本上都是由欧美学者主导的，他们强调相对客观的研究。而中国学者不一样，考古是在寻找自己的祖先，可以说，是从学术上在寻根问祖。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把个人的情感，把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情感融进去。这有局限性，当然也有好处。这种骨血相通，这种文化DNA的一致，使得甲骨文一旦进入民国时期大学问家的视野，就很快被破译成功。不像法国学者 商博良 破译埃及 罗塞塔石碑 那样，需要借助其他文明系统的文字才能破译。古文明中还有一些是死文字，到现在也破译不了，比如说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化的文字。

“回溯华夏文明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邦国（古国）时代、王国（王朝）时代、帝国时代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对于历史分期来说，我们正在逐渐摒弃“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的一些概念。像“封建社会”这样的概念，完全是误译和误用，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如果说中国有过封建时代的话，那么它应该指的是秦汉帝国之前西周王朝“封邦建国”的那个时代—它是一种政治的分权化和代理制政体，而不是后来大一统的、郡县制的、中央集权的路数。古代中国应该出现过奴隶，但是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曾经存在过一个可以被称为“奴隶社会”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陈列”，就不再使用这套话语系统了。

现在，我们倾向于用社会组织形态来划分大的时代。邦国时代就是没有中心的多元化时代，可以形容为“满天星斗”的时代；王国时代就是有中心的多元化时代，可以形容为“月明星稀”的时代。从那时开始，二里头都邑及以其为核心的广域王权国家出现了，商周王朝出现了，但它们至多是盟主，属于“国上之国”，而不具有像后来郡县制帝国那样绝对的行政统驭权。等到了秦、汉，那就进入了大一统的、一体化的帝国时代，可以形容为“皓月凌空”的时代。

我们在谈论中国时，也需要了解世界文明的时空框架。因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在古代也是这样，中国从未自外于世界。中国学者应当参与到全球文明史的建构中去。此前，我们参与得远远不够，我们需要把中文世界的研究成果转换为能进入英文世界的论著，同时更需要汲取新的学术给养。著名学者 张光直 先生之前做了大量这样的工作，现在我们还在继续。

第12页这张图是最能表现我个人的古史观或文明观的，即对于中国的形成是不能做无限制上溯的。一个事物总是有其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国家这种社会复杂化的产物应该发生较早，文献中有“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记述，“万”当然是虚数。最初的形态就是万邦林立的情形，我们把它称为“前中国时代”。

东方先亮　西风东渐　中原崛起

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面积跟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而“禹会诸侯”的时代政治态势跟现在的欧洲几乎也是一样的。最初，就是邦国林立，没有一个大的政治实体。从东到西，有多个区域性的文明陆续出现。

东亚各地的先民特别爱玉，玉石加工技术特别发达。这是利用物理变化把玉石做成人工制品。后来，通过化学变化生产的青铜出现了，不过青铜是怎么来的还有争议。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东亚大陆的青铜技术应该是引进的，是受欧亚大陆中西部的影响而出现的。

复杂的青铜礼器铸造技术出现之后，整个东亚大陆的社会文化面貌也随之发生改变。在距今3800年前后，出现了一个大的断裂，从那时候起，像二里头、二里岗、殷墟这样盟主级别的中原广域王权国家文明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