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就是读“地书”

20世纪20年代，傅斯年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创立历史语言研究所时说：“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不是真的不读书，而是除了读文字的书，还要读“地书”，要通过考古寻找中国历史的真实面目。

“考古学从创立之初就不是象牙塔里的学问，而是跟每个中国人都密切相关。”

我把考古人的工作比喻为两种职业：一个是侦探，我们在现场利用蛛丝马迹来复原历史的真实；第二个就是翻译，我们通过解读无字“地书”，把这些不会说话的古代遗存变成大家能读懂的知识。为了找到破译的语言，我们中国考古人花了百年的时间在田野中探寻。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学科好像跟大家无关了。那么，考古人是怎样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做出他们的独特贡献的呢？

大家知道，科学精神是当代做学问的认知前提。有了科学精神，再看以前的历史，我们会感到很痛苦。特别是近代的这一百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多灾多难的一百年，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失去了以前高度的自尊、自信。我们被列强打得清醒过来，清醒之后又颓废，感觉自己处处不如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走？我们该怎么自我定位？所以，民族主义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各个族群都会有的一种朴素的思想——我们要建构国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但是，在追求史实复原和建构国族认同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是百年以来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严肃的问题。

如果说一个人的生命史从婴儿呱呱坠地开始，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说生命的开始应该上溯到胚胎成型，这个也没有问题。你要说它可以上溯到精子和卵子碰撞的一刹那，也没有问题。甚至说再上溯，上溯到父母恋爱，甚至父母单独一方的诞生也可以成立。也正因此，中国诞生史可以有多种解读，且没有对错之分。但是，把中国的形成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有意义吗？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考古学者们首先观察到的是现象，所以考古学并不擅长解决动因问题。

对于我们熟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在距今约3800年前，还没有一个庞大的“王朝”，所以，国家文物局最新发布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把此前的时代称为“古国时代”。那是一个无中心的多元时代。在东亚大陆板块里面，最初真正作为核心文化出现的一个实体（“广域王权国家”或“国上之国”），只是产生在被我们称为“中原”的这样一个狭小的地域范围里。最初的东亚大陆是“满天星斗”（ 苏秉琦 先生语），即邦国林立。为什么到最后只有“中原”这个地方崛起，奠定了中国诞生的基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