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礼是一种社会规范与社会要求，而“做人”大多是一种个体的自我选择，个体可以选择不“做人”，或者不去迎合这个上级，挑战社会规则或者要求，而选择特立独行。不过，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不会选择特立独行，而会选择“做人”。
“做人”的概念作为文化规范，是儒家做圣人、做君子的“士”的追求（余英时，2013），是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成为圣人的追求。因此，在文化规范方面，“做人”的概念在道德上追求自我完善是一种理想、一种士人的人生目标。在现实的人际互动中，“做人”理论还包含了追求功利的世故处事与人际互动。日常生活中的“做人”概念，可能指圆滑世故，“识时务者为俊杰”，隐藏自己真实的想法，而表现出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的声音与意见。人们在追求成就的时候，包含了社会性成就，即主要满足家族群体对名誉的期望和要求，所以项羽在占领了秦国的都城咸阳后说：“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谁知之者！”（《史记·项羽本纪》）
“做人”行为分成四种类型，即理想型、洁身自好型、内方外圆型、同流合污型（见表2-1）。内方外圆型是人们在社会现实的人际互动中最受推崇的“做人”模式。其中，外圆指遵从人际互动中礼的原则，圆滑世故，懂得变通，维护人际互动的和谐；而内方指在心里坚持自己的看法与原则。除了洁身自好型，其余三种类型都必须在行为层面上注重人缘，谋求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增广贤文》），洁身自好型选择追求理想价值，在职场可能也容易被贴上情商低或不会“做人”的标签。原因是，“中国人日常语汇中的‘做人’概念，体现了我们对于个体内部‘诚’与外部‘信’以及对和谐的追求和向往”。
表2-1 “做人”行为的类型
资料来源：彭泗清.中国人“做人”的概念分析[J].本土心理学研究，1993（2）：306.
社会戏剧理论阐释了人际互动或者说社会互动的戏剧本质，“社会大舞台，人生一场戏，生旦净末丑，样样皆俱全”。依据社会戏剧理论（戈夫曼，2008），职场不是上级可以完全呈现自我的后台，通常是一个社会交往的表演前台。上级对下级的态度与行为通常需要顾及其他人的观察与礼节。也就是说，上级对待下级的态度与方式有时不仅针对下级一个人，还需要考虑自己的上级、下级和同事等对自己的态度与方式的评价。
社会人际互动是没有剧本的表演，没有彩排的演出。戈夫曼（2008）认为，个体与他人进行人际交往的时候，会有意识地隐匿部分陈述或者修饰很多关键性信息，虽然这些关键性信息可能对他人了解自己非常重要，但是个体很少直接为他人提供所有的关键信息。当个体和他人互动的时候，会有意识地去塑造自己的形象，甚至会夸大某些信息，或者有意识地去强调某一方面信息，而隐匿另一方面信息，打造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个人形象与个人定位。所以，“如果个体希望是自己的表演达到理想的标准，那么他就必须摒弃或隐瞒与这些标准不一致的行为”。
个体与他人互动的地方被称为表演的前台。在前台上，个体会有意识地按照社会习俗、惯例或者个人的期待去呈现他所希望在他人心目中建构的一个理想形象。他会有意识地去扮演这样一个形象所对应的角色。为了更好地强化别人的信任，他可能会隐藏实际生活中所存在的真实状态。为了达到理想化的效果，他有时会借助周围的人与环境，这些协助他表演的同事群体被称为剧班。剧班和他一起维持表演，或者有意识地与互动对象保持一定的社会距离，以增加他的个人形象的神秘感来诱导对方相信他所传递的信息和形象。
不同区域的不同表演是职场隔离的基础。一般人何时会真情流露，什么情况下会“装”、会“演”？“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表演可以依据活动的场所区分为塑造自我形象的“前台区域”和可以呈现真实自我的“后台区域”（戈夫曼，2008）。“表演者可以停止表达，但却无法停止流露”。
首先，表演失败对个体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会影响个体的自信；其次，从社会互动角度来说，表演失败会导致社会互动的失败；最后，个体真情流露引发表演失败，会影响大家对他所在剧班的群体声誉，所以可能会导致相对稳定的小社会系统变得无序或者紊乱，影响后续的社会互动和个体的社会形象（戈夫曼，2008）。因此，职场中，直接主管当众排斥下属，也许是真情流露，但是从社会互动的角度而言，这是某种程度上的表演失败。
双重自我是职场隔离的基础。个体的“个性化自我”（allto-human selves）与“社会化自我”（socialized selves）（戈夫曼，2008）可能存在差异。个性化自我可能受多种多样的情绪影响，有各种心理内在或者行为外在不完全一致的表现，有时也未必符合社会礼仪的要求，所以个性化自我的行为表现并不稳定。在社会互动中真实展示个性化自我可能会引发表演崩溃。社会化自我是按照社会互动的礼节、惯例与人际互动规则在他人面前的表演，必须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达到预期的印象管理效果以及人际互动的和谐。
杨国枢（2009）将组织中员工“自我”分为“个人取向自我”与“社会取向自我”，其中“个人取向自我”强调自主自立的特征，而“社会取向自我”具有他人取向的特征。群体中人际互动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警示，所以个体在与人际互动的过程中非常在意他人的意见与看法，尽量与群体保持一致，维持合群的印象，即使对问题有不同意见，也尽量压制，具体表现为顾虑人意、顺从他人、关注规范、重视名誉（杨国枢，2009）。因此，人们互动即使是一对一的互动表演，也面临周围的其他人如何看待一对一的互动表演，要在群体心目中建立与管理自我的形象。杨中芳（2009）将组织中“自己”分为“公己”（public self）与“私己”（private self），“公己”是依据社会文化的礼制与社会规范要求以及情境表现给其他人看的，是形式上的“面子”与“面子功夫”。“公己”是与他人互动的自我，行为表现要符合社会规范与公序良俗，是对他人表演的企图塑造的自我形象；而“私己”才是无须扮演的真实自己。
组织管理者如何呈现自我？组织高层需要保持距离来增加神秘感。“一个人在身份金字塔中所处位置越高，能与之不拘礼节的人就越少，在后台区花费的时间也就越少，也越有可能要求他既有威仪又有礼貌”
。因而，地位高的人主要交往的形式可能是维护基本的礼节，而发生冲突时可能会采用隐性的职场隔离。
人际互动中比较重视“留面子”（Hwang，1987）。林语堂（Lin，1935）认为，面子是统治人的三大女神之一，是调节人际互动最微妙的标准。“留面子”是在人际互动过程中大家相互“不损害其他人的名声，不可以当众揭发一个人的错误甚至不良行为”（Hu，1944），不让人当众难堪（Ho，1976）。“人情留一线，日后好见面。”在上司与下属产生矛盾时，“面子意识”强的上司可能偏向给下属“留面子”回避直接矛盾与问题，维护双方的面子。
人际互动中注意给他人留“人情”与“面子”，本质上是一种重要的策略行为。明恩溥（1999）认为，人际互动中人们虽然固执己见，但是表面上会顺从他人。在人际交往中，组织中的人们特别愿意照顾其他人的面子，即使意见不一致，也不会提出反驳或者当面指出对方的错误，而是会照顾对方的面子主动承认自己错了，给对方一个台阶下，或者说照顾对方的感受。这只是人际交往中照顾别人面子的一种形式，并不是当事人认为自己错了。
组织中的人们在人际互动中需要给对方留面子，人们可能有两副甚至多副不同的面孔。多副面孔不仅发生在日常人际互动过程中，在很多人的人生中也比较常见。柯平（2004）描绘清代著名的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的两副面孔：“他平日好骂风流而又附庸名流，抨击权贵而又阿谀权贵诸种事实，更在不胜枚举之例。这样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形象与性情都截然不同的两个板桥：一个清高、内省、磊落坦荡、为民请命；一个世故、追名逐利、工于心计。”
柯平（2004）认为，有些人有两副面孔：一面是清高，一面是世故。人的一生可能扮演多种角色，甚至是相互冲突的角色；虽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但是现实中可能存在违背儒家道德的事情（吴思，2009），所以有些人难免在礼法与人情之间左右为难、进退失据；杨奎松（2013）曾经建议我们对待历史人物的处境要换位思考：在同样的环境中，我们就会做得比他们好吗？因此，换位思考可以保留与增进对历史人物的理解与人性关怀。所以，组织中的领导可能有两副面孔，一方面可能要展示自己大度的领导风范，另一方面可能会在一些事务决策中隐藏个人偏私，就会呈现两副或多副面孔，或者相互冲突的行为表现。
社会戏剧理论揭示了人际互动要依据社会规范进行表演，直接主管可能是社会互动中呈现更符合社会规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