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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经济学理论与传统金融学研究大多建立在理性人假说和有效市场假说之上，即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均是利己的，目的是以最小的成本取得自身最大的收益；资产的价格能够迅速、全面地反映市场中的所有信息。基于上述假说，逐渐形成了Von Neumann与Morgenstern的期望效用函数理论，Markowitz的资产组合理论，Modigliani和Miller的MM定理以及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套利定价理论（APT）、期权定价模型（OPT）等研究成果。一系列模型与理论的建立，标志着传统金融学逐步成为一门逻辑严密、具有系统性分析框架的学科。不可否认，将错综复杂的现实环境抽象概括为一个相对简单的理想化分析场景，不仅可以有效地避免过多的冗余思考，而且所得结论亦具有较强的现实解释力和指导意义。以此为学科理论的本源，并进一步探求贴近现实的契合点，使金融学的研究体系成为有根之木，有据可依。理性人与有效市场假说前提下的理论研究犹如一把标尺，是现实本应有的正常状态，可衡量资产的基础价值。由于该尺度的存在，人们才能清晰地看到并意识到现实的“扭曲与异常”；通过与现实的比照，才可显示问题严重与否。
然而，与其说起始于19世纪的行为金融学是对传统金融学的扬弃，不如说前者是对后者的扩展与补充。行为金融学提供的是一种解释现实经济现象新的角度，是基于传统金融学研究所得的“正常状态”进而对现实差异予以关注和探究的延伸。二者不是替代关系，而应是金融学范畴中的互补并存。正如大量现有研究成果描述的那样，伴随市场规模的扩大与乐观情绪的形成，信息的解析度下降；进而宏观分析代替微观分析，催生了市场中的“非理性”。这里所指的“非理性”，大多来源于人类的认知偏差。若该认知偏差有机会与代表财富的“金钱”充分接触，那么大规模的投机与狂热就会出现，如过山车般的经济繁荣与萧条就无法避免。资产价格自然会受到市场行为的影响，而且，如查尔斯·麦基所言：人疯起来的时候是一起疯；清醒过来的时候却是一个一个地、慢慢地清醒。基于此，将行为因素纳入金融分析可以为资产价格的波动提供更多接近于现实的解释。同时，住宅商品房作为一项特殊资产，在对研究影响其价格与市场行为因素的文献进行梳理之前，有必要在更广泛的“资产”范畴中展开价格与行为关系的研究综述。
截至目前，将市场及个体行为因素引入金融理论和交易实务分析框架的研究，概括而言可分为两类：①对传统金融学经典模型的修正；②解释现实“异象”多种认知偏差理论的形成。具体来讲，遵循以下路径：对传统金融学经典模型的修正大多基于放松原有模型中认为市场参与行为均为理性的假设，根据掌握信息的多寡或市场参与者的心理类型，将其分为完全理性交易者（如DHS模型中的有信息者等）、存在认知偏差有限理性交易者（如HS模型中的观察消息者与动量交易者等）、完全非理性交易者（如噪声交易者）等进行决策及定价分析。
Hersh Shefrin和Meir Statman（1994）首创性地提出了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打破了CAPM模型中对于投资者完全理性及风险厌恶的假设，将市场交易者分为信息交易者与噪声交易者两类。信息交易者等同于CAPM模型中的理性交易者，其交易行为理想化得只关注资产组合的均值与方差，不存在任何认知偏差；而噪声交易者的交易行为会受到多种认知偏差的影响，不再是完全理性。资产组合的市场价格取决于两种交易者的共同作用，因此资产的收益率不再取决于CAPM模型中的传统折现因子 β ，取而代之的则是能够反映多种交易者心理、情绪等因素的“行为 β ”。由于信息交易者与噪声交易者同时存在，BAPM模型不否认市场一定程度上的有效性，同时认为该市场是部分有效的。刻画出如此一个全新的理性交易者与非理性交易者互动的资产定价方式，不仅更为贴近现实，也为如过度自信、损失厌恶等相关认知偏差影响资产价格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条件和可能。而后，Hersh Shefrin和Meir Statman（2000）论证了行为组合理论（BPT）。行为资产定价模型与行为组合理论成了行为金融学领域两个重要的理论支撑。行为组合理论认为，投资者所构建的资产组合是基于对不同资产风险程度的认识及自身投资目的的双重考量而形成的一种金字塔式投资组合。处于金字塔底层的资产，是预期风险与收益较低的资产，满足投资者“摆脱贫困”的诉求；而处于金字塔顶层的资产则是预期风险与收益较高的资产，可以使投资者实现“富有”。具有不同信念与个人特质的投资者，对于风险的偏好及投资需求存在差异；不同的投资者将处于金字塔不同层级的各类资产之间进行决定自身财富状况的分配。Hersh Shefrin和Meir Statman（1985）将投资者分为两类，一类是与传统投资组合理论中所假设的投资者相同，将各类资产视作一个整体的投资组合，即具有单一心理账户的投资者；另一类则是会将投资组合分成不同的账户，亦不再关注各个账户之间的相关关系，即具有多个心理账户的投资者。行为组合理论说明了最优资产组合并不完全由“均值—方差”所决定，而是包含了投资者不同的心理特征及行为习惯。然而，根据现有国内外文献来看，近年来在资产价格与市场及个人行为因素关系方面针对传统金融学资本资产定价经典模型修正的研究并不多见，鲜有突破。
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学术界公认且具有典型性的认知偏差类型主要有：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短视（temporal myopia）、自我归因（biased selfattribution）、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框定依赖（framing bias）、控制错觉（illusion of control）、损失规避（loss asymmetry）、模糊厌恶（aversion to ambiguity）及外推偏差（extrapolation）等。Dale Griffin和Amos Tversky（1992）研究发现人们在面临难度较大的问题时倾向于过度自信，即更易于高估正面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和自身预测的准确性。而后，相关文献进一步证明了过度自信对证券市场的影响。结果表明，过度自信程度与交易量及证券价格波动程度均呈正向关系。过度自信程度较高的投资者，往往会加大交易频率，降低证券持有时间，表现为高的证券换手率（Terrance Odean，1999；Gervais et al.，2001）；而对于整个市场来讲，总的信息总是被过度估计，价格的扭曲程度上升，证券价格的波动性随之增加（Daniel K.et al.，1998；陈日清，2014）。与此同时，相关研究发现，过度自信与自我归因二者之间呈互为反馈、相互影响的关系。所谓自我归因，即人们往往将成功的投资视为自身能力的体现；而将投资的失败归于与自身无关的外在因素。然而，历史业绩的好坏会通过投资者的自我归因认知偏差强化或弱化其过度自信程度，最终表现为交易量及交易频度的增减，资产价格自然受其影响（Daniel K.et al.，1998；谭松涛，2013）。Kahneman.D和Tversky.A（1979）首次提出了“启发式偏差”概念，认为投资者在不确定情况下，往往依赖历史事件或过去的经验做出决策。其中，代表性偏差又被认为是启发式偏差的主要内容，是人类最稳固的认知偏差之一。而后，Grether（1980），Kahneman.D等（1974）发现由于投资者总是根据对曾经或现有的类似情况或事物的认知来实现对当下或未来另一情况或事物的认知，所以投资者会过度相信历史会重演。正因如此，该认知偏差对投资者行为的影响，如投资者认为好公司等同于好股票（De Bondt，1993）、动量交易策略的形成（Jegadeesh et al.，1993）等，实质上即遵循信念更新的贝叶斯法则且具有“逻辑惯性”，使得“历史重演”不断发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另外，Kahneman和Tversky（1979）提出“损失规避”。他们发现，一项期望收益和期望损失相等的赌博游戏对人们来说并不具有吸引力，即人们对于相等的损失和收益有着不同水平的效用反应，损失所造成心理效用水平下降的绝对水平大于等额的收益所产生心理效用上升水平。换言之，人们对损失普遍具有更高的敏感度。与此同时，投资者还会在市场中表现出对未知的恐惧，倾向于自己熟知的事物，试图回避不熟知的选择，此现象被称作“模糊厌恶”。Gollier.C（2008）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模糊厌恶会对资产组合的选择和资产价格产生影响。一定条件下，模糊厌恶会降低投资者对风险资产的需求，并提高相应股票的溢价。与此类似，投资者的短视、控制错觉、框定依赖及外推偏差等越来越多地被引入资产价格的相关研究中。不可否认，人类行为上的各类认知偏差均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投资者决策及交易行为，最终对资产价格造成影响。
住宅商品房作为一类特殊资产，其市场价格的变动亦可由个体或市场整体所显现出的不同行为因素和具体的认知偏差来解释。然而，从现有文献看，有关市场及个人的行为因素对资产价格影响的研究，无论是对传统经典模型的修正方面还是对各类认知偏差方面，仍不多见。文献多集中于行为因素对证券市场异象及证券价格波动等的分析阐释；而应用于房地产市场及住宅商品房价格的研究，则是寥若晨星。贺京同等（2009）、柯昇沛和黄静（2012）认为，我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着明显的羊群效应，且房地产价格上涨时羊群效应变得更为突出。另外，房地产市场的羊群效应与房地产价格之间存在互相强化的反馈效应。若要削弱房地产市场中的羊群效应，则需稳定消费者对房地产市场的整体预期。程晓云和王红强（2006）的研究表明，房地产市场中普遍存在信息的非对称和投资者的有限理性，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房地产价格的波动。郭克莎和沈少川（2023）认为，房价预期是影响我国房价波动的主要动因。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关于交易行为对资产价格及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的研究，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讲，都还有较大空间。因此，本书从交易行为的角度分析我国住宅商品房市场区域异质性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