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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7年，由于人们对郁金香的疯狂追捧，荷兰终于爆发了人类经济史上记载的第一次金融投机泡沫事件。而今，郁金香狂热已经成为“经济泡沫”的代名词，几乎所有有关经济危机史与投资交易的研究都会提及。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诞生于1609年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荷兰的东印度联合公司发行的股票成为第一只可供上市交易的股票。荷兰东印度联合公司广泛开展航海贸易业务，创造了巨额财富，为荷兰政府提供了丰厚的利润回报。正基于此，荷兰创建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完善的金融和商业体系，极大程度地汇集了社会分散的财富，创造了大量的有效流动资金，这为针对郁金香的投机活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17世纪初期，一棵郁金香的售价已然达到了20个熟练工人一个月的收入总和。据相关史料记载：“1936年，一棵价值3000荷兰盾的郁金香与八头猪、四头公牛、两吨奶油、一千磅奶酪、一个银制杯子、一包衣服、一张附有床垫的床外加一条船的价值总和相等；甚至有一个郁金香球茎交换一座宅邸的记录。”（汪大海等，2001）荷兰郁金香球茎价格的严重泡沫化不仅显示了集体非理性疯狂的强大威力，而且也可以看出，货币及其流动性与价格泡沫的产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正如鲍勃·斯瓦卢普在《金融危机简史：2000年来的投机、狂热与崩溃》（2015）一书中形象的描述：货币与金融的混合，就是一杯烈性的鸡尾酒。诚然，逐利与欲望的并存，将货币的价格游戏演绎到了极致，又屡屡在集体的狂欢中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遗憾的是，人类是健忘的。以价格泡沫产生与消亡为主要情节的故事依旧在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不断上演，“过往和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人们和政府从来不曾在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el，2001）。
有学者指出，经济的过快发展、泛滥的货币流动性、经济中的创新及资产自身所具有的稀缺属性等，可以认为是资产价格泡沫产生的必要非充分条件。本书则将其概括为“快、动、新、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创新，带来了市场参与者普遍乐观的情绪；泛滥的货币流动，不仅使资产价格的飙升有了源源不断的支撑，而且最终被认为需要相关的资产价格来消化吸收；资产自身的稀缺性，则可能是供需失衡的“始作俑者”。不难看出，乐观情绪会引导市场参与者的行为；而流动货币的体量更多决定于中央政府的决策；稀缺性则是市场无形之手所体现的供需水平。本书正是基于以上三个方面，分别从市场行为、货币政策与供需理论角度对我国住宅商品房价格泡沫水平进行测度，并对住宅商品房价格区域异质性予以研究。
住宅商品房作为一项重要的耐用消费品与投资品，兼具消费与投资的双重属性，并被赋予满足基本需求、寄托情感、承载民族文化以及对于地位财富的迷恋等多重职能。在我国，自古就有“安居乐业”“安土重迁”的观念，千百年来“家”文化的传承自然将“住宅”视作生存的重要条件。同时，伴随经济社会的沿革变迁，住宅商品房作为一种公认的可有效积累财富且具有增值潜力的实物资产，渐渐成为一种投资对象。近年来，受国内投资渠道匮乏、资本市场不完善、货币供给量增加以及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足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国住宅商品房市场价格呈逐步上涨的趋势。住宅商品房价格水平影响着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社会财富与资源的有效配置，甚至影响社会的安定与政权的稳固。因此，针对住宅商品房价格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社会意义。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所言：几乎所有的价格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一种货币现象。住宅商品房价格泡沫也不例外。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概括而言，货币政策与资产的价格波动互为因果、相互影响。货币当局实施的不同货币政策，经多种渠道的传导影响资产价格水平；而资产价格是否被纳入货币政策的反应函数以进行事前干预或事后引导，会面临社会福利损益的权衡（谭正勋、王聪，2015）。从主流学术观点看，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利率传导（郑诚、沈沁，2021；潘席龙，2022；战明华、卢垚，2023）与信贷传导（董凯等，2022；任晓眩等，2023）两种渠道对资产价格产生影响（刘博、韩晓琴，2011；王悦蓉，2023；丁华，2023）。资产价格又会通过托宾Q效应、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等影响实体经济（Mishkin，2001）。具体到我国，王丹（2015）指出，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主要有再贷款路径、再贴现路径、公开市场业务路径、准备金率路径、存贷款利率路径、窗口指导路径等。李殷绮（2024）提出，中国的货币政策通过货币渠道和信用渠道共同传导政策信号和发挥作用，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较弱，彼此之间不直接影响。信用渠道是中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渠道，货币渠道虽然可稳定发挥作用，但相较于信用渠道效果不显著。
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以凯恩斯学派提出的IS-LM模型理论为依据。他们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导致利率的降低，进而使资本成本下降、投资上升，最终导致总产出与总需求的增加。K.Adam、A.Marcet和J.P.Nicolini（2006）指出，对于风险厌恶的市场参与者，低利率会提高资产价格的波动性。同时，货币学派认为，货币政策的资产价格传导路径为信贷渠道。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使银行储备增加，可贷资金增多银行更愿意贷出资金，而企业更希望得到贷款以进行投资，最终导致总产出的上升。伴随总需求与总产出的增加，资产价格趋于上升；由于信贷市场存在委托—代理问题，为降低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代理成本，资产本身成为外部融资的重要担保。因此，资产价格的提高，会改善其信用表现，银行更乐意贷款；不断增加的贷款又促使资产价格进一步提高；如此正向的反馈循环，会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导致资产价格水平的连续攀升，形成泡沫。这就是Bernanke和Gertler（1996）提出的“金融加速器”效应。Aoki等（2004）通过构建DSGE模型发现房地产价格由于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存在增强了货币政策的作用。Tobin（1969）与Friedman（1957）分别提出的托宾Q效应与财富效应，也能够部分解释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之间的联动关系。当货币政策较为宽松时，资产的Q值通常会大于1，且有上升的趋势，即意味着对资产进行新增投资能够获益。由此会吸引更多的资金和投资者参与，引发需求的扩张，产出与价格上升。另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社会公众持有的财富量增加，从而提高可支配收入水平；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增加，又会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增加需求，资产价格上升；否则，相反。
与此同时，资产价格会反向影响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即资产价格变动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函数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主观能动性”。然而，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学术界尚未形成一致观点。Bernanke和Gertler（2001）认为，如果资产价格的变动不影响央行对通货膨胀的预测，货币政策则不需要对资产价格的变化做出反应。Iacoviello（2005）则认为，将房地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的范畴，可以有效地防止资产价格泡沫。
仅就包括住宅商品房市场价格的有关我国房地产市场与货币政策关系的研究来看，近年来，相关文献层出不穷。大致可将其分为以VAR模型及其相关修正模型为基础的实证分析（李凯等，2021；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课题组，2023）和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模型）为主要理论模型（陈新娟，2020；金洪飞、陈莹莹，2023）的推导两类。我国幅员辽阔，加之历史等多重原因导致各区域及各省际单位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差异显著。基于Mundell（1961）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不少学者针对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不同从而影响房地产（包括住宅商品房）市场价格进行了相关研究。蒋益民和陈璋（2009）运用SVAR模型证明了我国存在明显的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且区域生产力水平的差异是导致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长期因素。另外，区域产业结构和区域金融结构也是形成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重要因素。周晖和王擎（2009）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我国房地产价格与货币供应量的联动变化非常剧烈，但货币政策对不同城市房价的调控效果不同。王先柱和赵奉军（2010）则指出，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不明显，而信贷渠道可促进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黄飞雪和王云（2010）、沈悦等（2011）、程凤琴（2015）、余华义和黄燕芬（2015）分别选用SVAR、FAVAR、VAR、GVAR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房价传导机制及区域异质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从全国层面看，货币供应量是影响我国房价的主要因素；而从区域层面看，相较于中、西部城市，货币供应量对于一线城市和东部城市房价有更大的正向影响。沈悦等（2011）发现，利率对于房价的影响明显。王先柱等（2011）、詹力（2012）、徐忠等（2012）、陈长石和刘晨晖（2015）则通过构建基本计量模型或MS-VAR、MS-VECM等模型，说明了房价和货币供应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而且，在房价快速上升和增速下降时，货币供应量对房价的影响尤为明显。实际利率对房地产泡沫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非线性特征，只有利率达到一定水平才能有效抑制房地产需求，且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效果更好；该负向关系长期趋于弱化。
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理论框架，不少学者对我国货币政策与房价波动展开了研究。梁斌和李庆云（2011）基于贝叶斯估计方法构建了包含房地产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通过方差分解发现，我国的货币政策总体上是宽松的，且房地产成本是影响我国房地产价格的主要因素。货币政策的最优选择应是温和地对房价波动进行干预。陈利锋和范红忠（2014）采用贝叶斯估计方法建立了一个包含普通消费品部门与房地产部门的多部门NKMP-DSGE模型。研究结果显示，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推动我国房价上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相关研究发现，不仅货币政策会对我国房价造成影响，反过来房价也会影响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徐妍等（2015）进一步将我国房地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规则——泰勒规则、麦科勒姆规则，基于多部门NKMP-DSGE模型的推导，说明了不仅可通过直接的产业和信贷关系发挥房地产市场对于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影响，而且可能通过货币政策将来自本市场的冲击和波动溢出至其他部门。这就从本质上对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控提出了更高要求。杜修立和董凯（2016）将房价因素引入货币政策的反应函数，得出了考虑房价后的反应函数对于通胀的反应更为显著，且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比更加温和。因此，建议中国人民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考虑房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