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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在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经济社会中，人类始终探寻一种合理且可被市场普遍接受的价值尺度标准，用以实现自由与公平交易，即等价交换。要保证商品经济系统持续平稳运行，从某种程度上讲，需依赖一套符合价值规律、遵从人类认知、反映人性特质的相对价格水平体系。这里提到的“相对价格”，一方面来源于通过各个商品之间的比较所形成的价格层级；另一方面则是商品与经济系统内一般等价物“购买力”之间的权衡。换言之，前者体现的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而后者反映的是特定经济体宏观层面“货币”价值是否处于正常范围。
然而，一次“交换”行为的完成，必须以“交换对象”的实际使用价值与被认可的价格为前提。伴随经济社会的演进与变革，“使用价值”的概念在不断延展。它不再局限于看得见、摸得着的领域范畴；而存在于人类意念、预期中的愿景也被包含在内。因此，与其相对应的被认可的交换价格既反映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多寡，又体现了人类偏好、情感、欲望等不同因素。故而，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价格，不会时时刻刻与其价值保持一致，相较于基准水平通常或高或低。对于每一种商品，价格高于或低于其实际价值的幅度应在一个特定的合理区间，任一超过该区间上限的市场价格都被经济学定义为“不能被实体经济说明的部分”，即“价格泡沫”（李维刚，2001；野口悠纪雄，2005）。
其实，经济社会中每天都上演着价格泡沫的产生与终结，只是存在影响程度与影响范围的大小，是否被公众所关注、历史所记载的差异。价格泡沫会引发诸多危害，自17世纪以来，众多学者给予了价格泡沫持续的关注与研究。正如朱宁（2023）在《刚性泡沫》（增订版）一书中所提到的：泡沫有可能是经济学中被研究时间最长，但经济学家仍难以取得共识的一个领域。
价格泡沫的产生和存在，扭曲了经济发展中的资源配置效率（Farhi、Tirole，2012；王永钦等，2016；陶伟、于博，2023）、社会常态化的收入分配机制（野口悠纪雄，2005；袁佳，2019）与正确价值观的形成（李秀辉，2014；孙巾雅，2023）。Farhi和Tirole（2012）指出，资产价格泡沫所带来的“挤出效应”与“挤入效应”使得社会投资水平高于或低于社会最优投资水平；与此同时，伴随资产价格泡沫的逐步扩张，逐利资本愈加集中于泡沫资产，参与者开始关注资产价格的预期增长而非支撑经济基本面的内在价值，这就客观上造成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扭曲。在劳动数量与质量的评价依然依赖于货币形式的情况下，“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收入分配原则应是最优策略之一。当价格泡沫渗透经济生活时，导致货币化财富快速且非理性地增加，工作所得报酬的累积速度远远低于投资甚至投机所获得的收益。在此情况下，具有“公平”意义的收入分配机制反而显得不公平。资源配置效率与收入分配机制的扭曲也扰乱了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人们往往会沉醉于自己编织的梦幻而不自知，并认为足以与市场匹敌甚至超越市场；价格泡沫的产生强化了人们不劳而获的侥幸心理和永无止境的欲望，而被扭曲的价值观念在资本逐利本性与人性的博弈中支撑泡沫体量的增长。如此循环往复，价格泡沫终究会将经济推向深渊。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历次重大经济危机抑或金融危机都与资产价格泡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1637年荷兰发生的经济史上第一次金融投资泡沫——郁金香狂热，到1720年第一例由证券市场过度投机而催生的“南海泡沫”事件；从1837年美国的经济大恐慌到其1929—1933年的大萧条；从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经济危机到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的美国金融海啸等，都是发端于经济发展、资产价格飙升催生的泡沫且伴随市场参与者的膨胀，又在经济萧条、资产价格狂跌，泡沫破裂、市场信心丧失的情况下终结（汪大海等，2001）。由于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与破裂会给经济社会的平稳运行、健康发展造成重大破坏，因此理论层面对价格泡沫形成、演化与崩溃机制的剖析及规律的研究具有必要性。
概言之，经济学对价格泡沫的关注始于17世纪，至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在历史的变迁中，价格泡沫的理论研究经历了以下阶段。
（1）17世纪至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对价格泡沫的研究以事件的描述及相关定性分析为主，以Charles Machay、Joseph De-La-Vega、John Law、John Stuart Mill以及John Maynard Keyness等为代表。葡萄牙的Joseph De-La-Vega于1688年出版了其经典之作 Confusion de Condusiones ；而后，苏格兰学者Charles Machay出版了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 （1932）一书。书中分别讲述了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市场运作的方式与存在的投机以及郁金香狂潮、法国密西西比股灾、“南海泡沫”等事件，揭示了市场中的混乱、疯狂与人类投机催生价格泡沫的非理性癫狂，为世界证券市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两本书后被收录于Martin S.Fridson所著的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 & Confusion de Condusiones ，并由王娟译得的中文译本《投机与骗局》中。另外，信用货币先驱、密西西比股灾事件的始作甬者John Law在1705年出版的《论货币与贸易》中强调货币重要性的同时，预见了信用泛滥所可能导致的经济泡沫破裂。他认为，货币可以消除物物交换的不利；其数量的增加，可增进国家财富、繁荣商业、促进贸易并使银行获利。然而，随着纸币发行与信用创造的泛滥，即使是信用好的银行，其发行的银行券也会跌价。1826年，John Stuart Mill才在其论文 Paper Currency and Commercial Distress 中第一次明确论述了经济泡沫性质和运行机制。John Stuart Mill（1826）认为，经济泡沫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对商品供应不足预期的投机活动以及纸币参与下的更为便利的信用扩张，继而基于人们普遍的乐观情绪而产生的误判，进一步推高投机的热情，以期在价格、涨中获利；而当由于欺骗性的泡沫导致的过剩生产难以为继之时，泡沫便“香消玉殒”。他的分析不仅说明了价格泡沫的两个重要来源，而且简要提到了价格泡沫自产生至消亡过程中人类的情绪与预期的影响。这一观点十分重要，并延续至John Maynard Keyness的研究中。著名的“凯恩斯选美理论”也阐述了投资的最优决策并不完全取决于被投资对象的“质量”，而取决于市场，即其他众多投资者对被投资对象的普遍偏好与预期。由此，资本资产价格存在偏离其基础价值的可能性，价格泡沫的演化亦有着不可忽视的人类行为与心理因素特征。
（2）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下，基于有效市场假说及理性预期的假设，对于价格泡沫的研究进入了更加规范的模型分析阶段。在该历史时期，相关重要研究成果均来自国外学者，我国在该领域研究相对滞后。以Robert J.Shiller、Oliver J.Blanchard、Jean Tirole与Grossman H.I.等为代表的众多经济学家，逐渐发现在市场交易中，尤其是在股票市场交易过程中存在的价格与其基本面价值相背离的“价格泡沫”现象，并开始放松“完美市场”的部分假设，将市场存在非对称信息及非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等情况纳入相关模型分析的范畴，进而形成了系统性理性泡沫理论。该理论虽仍然假设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和预期都是理性的，但同时认为市场参与者是在不完美的外部市场环境下进行理性的决策；价格泡沫的产生仅是理性投资者自我实现预期的一种反映。理性投资者认为，自身已持有或将要持有的资产未来能够以更高的价格出售，故而愿意以高于其基础价值的价格买入。正是如此预期的持续与循环叠加形成了资产的价格泡沫。Robert J.Shiller（1981）与West K.D.（1987）指出，资产的实际价格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能够反映其基础价值的部分；二是理性泡沫的部分。理性泡沫部分是理性市场参与者自我预期的表征，随着相应“信息”的变化而变动，并因此对资产在市场中实际价格水平产生影响。然而，他们仅对价格泡沫现象进行了初步的抽象描述，并未形成具体化的分析方法。直到Oliver J.Blanchard和Mark W.Watson（1982）提出了理性泡沫模型，资产实际价格中理性泡沫的部分才被更为明确地予以定义和表述。Oliver J.Blanchard和Mark W.Watson（1982）认为，资产的理性泡沫与基本价值为无关联增长，且因泡沫增加所带来的概率收益恰好与泡沫破裂所造成的概率损失相等。所以，理性泡沫不会实质性影响资产的期望回报率。
尽管理性泡沫模型的建立提供了解释资产实际价格持续偏离基础价值现象新的视角，但未对理性泡沫的存在条件进行说明。鉴于此，Tirole J.（1982，1985）、Weil P.（1987）、Diba B.T.和Grossman H.I.（1988）、Froot和Obstefeld（1991）、Allen F.等（1993）先后对资产价格泡沫产生的条件进行了研究。Tirole J.（1982）首先基于有限个体的假设，证明了存在卖空限制与不存在卖空限制的条件下，价格泡沫存在的不可能性。而后，Tirole J.（1985）又在OLG模型中证明了当个体数量为无限时泡沫存在的可能性。他提出，价格泡沫是否可能存在关键在于市场参与个体的数量是否有限。假设所有市场参与者都选择理性的行为，只有市场参与者确定地认为在未来卖出证券可以获得资本利得时，才会决定买入证券。然而，当一个理性的市场参与者观测到其他投资者已通过该种方式获利后，考虑到市场中个体数量的有限性，可能不能够找到下一买方而使自身被“套牢”，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他明白价格泡沫变大，也不会继续选择该行动。当市场中个体数量无限且存在跨期迭代时，找不到买方的担忧便会大大减弱，交易可以持续进行，价格泡沫就有了存在的可能。凯恩斯曾提出“博傻理论”（Greater Fool Theory），认为只要相信资产仍可以更高的价格被卖出，市场便会存在继续投资的冲动。Diba B.T.和Grossman H.I.（1988）在承认理性泡沫存在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了对于有限责任的资产，其理性泡沫水平不可能存在负值。这一结论恰与Santoni（1987）所提出的“理性泡沫不可能出现负值”观点一致。而后，Froot和Obstefeld（1991）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理性泡沫，其产生仅与诸如红利等基本变量的变动有关，称为“内生性泡沫”。同时他们还发现，内生性泡沫相较于传统的理性泡沫，对于资产价格的偏离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另外，Allen F.等（1993）在相关研究中进一步将价格泡沫生成的必要条件概括为私有信息、卖空约束与非共同知识。
综上所述，“理性泡沫”的研究极大地挑战了“市场有效理论”的普适性，在对价格泡沫现象的阐释与其产生机理的研究方面均取得了从无到有的理论性进展。但是，理性泡沫理论仍假设市场参与者是完全理性的，无法从微观决策层面给予价格泡沫更加合理的解释。同时，理性泡沫理论基本认为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与消亡是外生的，故该理论对于政策的干预与调控的实践持消极态度。鉴于此，自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随着对价格泡沫越发深刻的感知，学者们开始采用行为金融学、系统科学或计算实验等方法进行新的研究。
（3）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对资产价格泡沫的研究逐步引入了更多的非理性因素，使理论分析层面的市场结构与交易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从而有必要将传统模型进行了重构；同时基于新兴学科，如行为金融学、实验金融学、系统科学等对价格泡沫自产生至消亡整个生命周期规律展开更加深入全面的探究。在该阶段，对于价格泡沫的剖析不仅基于市场非完全有效的条件，而且认为市场参与者不完全是理性的。也就是说，在理性泡沫理论的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放松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经典假设。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资产价格持续偏离其基础价值的问题，拉开了研究价格泡沫的大幕，形成了不少有价值的理论成果。概括而言，市场参与者行为非理性因素的引入，推动形成了DSSW、BSV、DHS、HS等四个反映投资者情感的理论模型，并由此得出，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与扩张多来源于市场中投资者的异质信念与有限套利等因素。
F.Black（1986）首次将“噪声”概念引入价格泡沫相关理论中。股票市场的噪声交易者通过不断进行的交易行为将“噪声”传递到股票价格中，使股票价格持续偏离其基础价值，形成泡沫。他所指的“噪声交易者”，即为那些无法获知内部信息，将市场中实则不可靠的信息误认为真实信息并据此进行行为决策的市场参与者。L.H.Summers（1986）证实了投资者情绪会对资产价格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然而，F.Black仅将价格泡沫的形成归咎于噪声交易者的影响，并未对市场中理性交易者的行为进行分析。基于此，De Long J.B.等（1990a）建立了具有重要影响的DSSW模型。他们以微观决策角度为切入点，分别对噪声交易者与理性交易者的行为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噪声交易者基于“错误”的信息而倾向于持有更多的风险资产，股价的初始上升强化了其乐观情绪，导致产生更多的交易。由于噪声交易者存在信息认知的偏误，其在入市时间、投资规模、情绪变动等方面的决策是非理性的。因此，从本质上对股票市场价格产生了消极影响。同时，理性交易者为了实现投资价值的最大化，其最优选择是充分利用噪声交易者非理性的信念与预期，顺势而为，从而获取利润。理性交易者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实际价格与基础价值的偏离。但因理性交易者的风险厌恶程度强于噪声交易者，在特定状态下，理性交易者的市场参与度低于噪声交易者。故而，理性交易者的行为无法完全修正市场价格扭曲，并给予噪声交易者市场空间与可能。而后，De Long J.B.等（1990b）又提出了正反馈理论模型。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是由于市场中存在“追涨杀跌”的正反馈交易策略。一旦股票价格出现了上涨，这种趋势便会持续并不断强化；直至越来越多的市场参与者无法说服自己时，趋势才会发生逆转。F.Palomino（1996）与Binswanger M.（1999）分别通过改变DSSW模型中完全竞争的条件及进行动态扩展发现，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噪声交易者不仅可以得到更高水平的预期收益，而且可以实现更高的预期效用；正是由于理性交易者最终会选择规避噪声交易者所造成的风险，导致价格无法向基础价值回归，价格泡沫得以持续存在。
N.Barberis等（1998）提出了另一种重要的投资者情绪模型——BSV模型。该模型显示，市场参与者存在两种心理偏差：保守性心理与代表性心理。保守性心理表现为过于重视历史信息，即存在价格“锚”，对当前已发生的价格与收益水平的变动反应不足；代表性心理则倾向于以小样本或短期内的波动作为自身预期的重要依据，因此产生强化趋势、反应过度的情况。正是两种心理所造成的反应不足与反应过度，产生了实际资产价格与基础价值的持续偏离。在此基础上，Daniel K.等（1998）、Hong H.和J.C.Stein（1999）将市场参与者划分为有信息者、无信息者、观察消息者和动量交易者，并据此对不同类型市场参与者的认知及机制进行剖析，建立了DHS模型与HS模型。在DHS模型中，有信息者因存在过度自信与偏差的自我归因，使得他们对不同类型信息的反应或不足或过度。过度自信导致有信息者相较于市场的公开信息高估其掌握的私人信息的重要性和准确性；偏差的自我归因则使其倾向于将决策的“成功”归于自身能力，将“失败”归于外在的客观影响。有别于BSV模型与DHS模型的HS模型，更多关注产生反应不足与反应过度的机制。Hong H.和J.C.Stein（1999）认为，观察消息者完全不依赖当前或过去的价格，仅根据取得的有关未来价值的信息进行预测，由此造成其对私人信息反应不足。动量交易者恰恰相反，他们对于资产未来价值的预期完全依赖于过去的历史表现。起初，动量交易者会利用观察消息者对于私人信息的反应不足而套利，但如此一来，便进入资产价格的上升通道和周而复始的循环反馈中，最终导致反应过度而形成价格泡沫。
另外，A.Shleifer和R.W.Vishny（1997）研究发现，市场存在的不完全套利是造成泡沫的原因之一。Robert J.Shiller（2000）在 Irrational Exuberance 一书中阐释了“价格惯性”效应所形成的放大机制，并将其描述为“Pozi过程”。即资产良好的历史表现会提高投资者的信心和对未来的预期，这使资产价格被进一步抬高，吸引更多投资者参与；如此循环，资产价格上涨的趋势得到强化，资产价格泡沫不断膨胀。Abreu D.和M.K.Brunnermeier（2002，2003）、Scheinkman J.A.和W.Xiong（2003）则分别从同步性风险与过度自信的角度对价格泡沫的形成进行了研究。“同步性风险”是指市场中各交易者意识到资产存在错误的定价信息在时间上是不一致的，客观上造成了采取决策行动的延迟，在短期内不利于形成及时、有效的市场套利行为，最终使资产价格持续偏离基础价值而形成泡沫。但基于对风险最大限度地规避，交易者期望在泡沫破裂之前尽快出手所持有的头寸，不仅加快了市场交易速度、提升了交易频率，而且更大程度上促进了泡沫更为严重的非理性扩张与破裂，增强了市场的不稳定性与危机爆发所带来的影响。与此同时，Hong H.等（2006）还提出了资产流动性以及市场参与者的异质信念能够导致价格泡沫的观点。Hong H.和J.C.Stein（2007）将异质信念的三大形成机制概括为渐进信息流动（Gradual Information Flow）、有限注意（Limited Attention）和先验的异质性（Heterogeneous Priors）。值得一提的是，以复杂自适应系统为理论框架的系统科学为研究资产价格泡沫开辟了新的路径，通过微观层面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交互与适应性演化重新解释了资产价格泡沫形成与崩溃等问题（Lux T.，1995；Arthur W.，1999；Giardina I.、J.P.Bouchand，2003；Friedman D.、R.Abraham，2009；George-Marios Angeletos、Jennifer LA'O，2013；Jess Benhabib et al.，2015）。
我国学者也对资产价格泡沫产生与运行机理等进行了研究，代表有章融和金雪军（2003）、崔畅等（2005）、毕建欣和雷良海（2018）、张强等（2020）、杨秋怡和徐长生（2021）等。然而，近年来，该领域相关研究文献多关注于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实际问题，纯理论模型的探索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