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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坚有五子，勇、广、俊、秀、谅。其中第三子杨俊爵封秦王，现为并州总管。
杨俊生于北周天和六年（公元571年），生性仁恕慈爱，从小就是个听话的好孩子，而且他和杨坚一样，非常崇信佛教，甚至一度请求出家为僧，只是未获得杨坚同意罢了。
按理说这样的一个皇子，成年后应该很优秀才对。
可是等到杨俊接替兄长杨广出任并州总管后，情况就变了。因为年轻缺少管教，又没有人监督、制约，杨俊逐渐骄奢放纵起来，干了不少违反制度的事。
比如挪用公款、放债收息。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杨坚给的零花钱太少，杨俊堂堂皇子，富有一方，竟然为了钱向民间放贷，从中收取利息，而且还是用公款。他的这一行为严重扰乱了官府秩序，也使得并州百姓叫苦不迭。
还有大修宫室，穷奢极欲。
杨俊这人非常有巧思，常常亲自动手制作器具，并用华丽的珠宝玉石进行装饰。他还为自己的妃子打造七宝幕篱（女子出行时遮蔽面容的帽子），建造水上宫殿，雕梁画栋，极尽奢华。
最后迷恋女色，妻妾成群。
这一点其实算不上过错，毕竟他是皇子，有几个姬妾也很正常。可问题出在他有一个爱吃醋的王妃崔氏。
崔氏是崔弘度的妹妹，出身于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士族博陵崔氏，与独孤皇后母族清河崔氏本是同宗。
不知道是不是受婆婆独孤皇后的影响，崔氏也是一个忌妒心非常强的女人，见不得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如胶似漆。可是她却没有独孤皇后的好运气，她的丈夫不仅不像杨坚那样专一，而且对她日渐冷淡。
崔氏忍无可忍，最终被忌妒心冲昏头脑，竟然给自己的丈夫投毒。
这不是没有独孤皇后的命，却得了独孤皇后的病吗？
好在毒性不强，杨俊没有死，但他因此得了重病，被杨坚召回京城。
按理说儿子遭了这么大罪，差点儿没被毒死，杨坚应该非常心疼，更加疼惜他才对。可是杨俊回到京城后，杨坚不仅没有表现出父爱，反而以骄奢之罪免去了他的所有官职，只保留秦王的封号，令他在家闭门思过。至于崔氏，则因毒害丈夫被赐死。
百官见皇帝这么对待儿子，都认为太过苛刻，纷纷请求宽恕杨俊。其中左武卫将军刘升进谏说：“秦王并没有什么大错，只是挪用公款、私建宫室而已，臣以为可以宽容。”
然而杨坚却说：“法不可容！”
杨素也进谏说：“秦王虽然有过，但罪不至此，请陛下三思！”
杨坚又道：“我是五个儿子的父亲，更是亿万百姓之父。如果按照你的意思宽恕杨俊，为什么不单独为皇子制定一个法律呢？以周公的仁慈，尚且诛杀有罪的管叔和蔡叔，我自知远不及周公，怎么能徇私枉法？”于是坚持不肯宽赦杨俊。
杨俊因此病情加重，连床都下不来了。为了获得父亲的原谅，他强撑身体，派使者上书请罪。
但杨坚还是不肯宽赦他，对使者说道：“我努力奋斗，创建如此大业，就是要作为传世的典范，让臣下都遵守它而无过失。你是我的儿子，却想要败坏法律，我真不知道该怎样责备你！”
杨俊听到这番话，既懊悔又恐惧，病情进一步加重。
大臣们实在看不下去了，不断有人上书请求恢复杨俊的官爵，但杨坚始终不同意。直到一年多后，杨俊病入膏肓，眼看就要不行了，杨坚才重新授他为上柱国，算是对他的一点儿安抚。
最终也没有等来父亲的宽赦，开皇二十年六月，年仅三十岁的杨俊病重去世。
儿子英年早逝，杨坚白发人送黑发人，按理应该很伤心才对，可是他听到消息，却表现得极为冷漠，只是“哭之数声而已”。
而且杨俊死后，杨坚还命人将他生前用过的奢侈华丽之物全部焚毁，一件也不用于陪葬，丧礼一切从简。杨俊的两个儿子杨浩（生母崔氏）、杨湛（生母不详）也因为母亲有罪而被剥夺了爵位，不能为父亲主持丧礼，而改由秦王府的僚属主持。
僚属们觉得杨俊的丧礼太单薄，请求为他立个碑。杨坚又不同意，说道：“想要留名后世，一卷史书就够了，何须立碑？如果子孙不能保全家业，那这石碑不过白白地给别人当作盖房子的基石罢了。”
这番答复义正词严，让人无法辩驳，也充分展现了杨坚崇尚节俭、待人苛刻的性格特点。
可是杨俊毕竟是他的儿子，天下父母哪有不爱自己子女的，杨坚怎么就能这么狠心、这么不近人情呢？
或许有人会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杨俊既然犯了罪，就应该受到惩罚，杨坚是秉公执法没有问题。
不错，杨俊是有罪，可并不是不可原谅的大罪，何况他还年轻，为什么不能给他机会改过，非要一棒子打死呢？要知道苏威、贺若弼等人也曾屡次犯错，不都被杨坚原谅了吗？
所以这并不能解释杨坚为什么会如此对待儿子。
其实我们仔细分析发生在开皇十七年的一系列事件，就会有所发现。
随着年龄的增长，杨坚的权力危机感日益强烈，迫切想要用严刑峻法建立一个权威，使所有人都屈服在这个权威之下，从而维护自己的统治。
所以，正是因为杨俊是他的儿子，他才更要严苛，以免有人说他实行双重标准，给子孙特殊待遇，使他辛苦建立的法制权威遭到破坏。
这就是当时的杨坚，迷信严刑峻法，喜怒无常，刻薄到不近人情。这些特点融于一身，令人望而生畏，甚至根本不敢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