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的问题

杨坚早年主张律法宽松，为此出台了《开皇律》，改变了北周以来刑法繁杂苛酷的情况。但到开皇后期，《开皇律》逐渐遭到破坏，原因就是杨坚不再坚持律法宽松，反而经常私定严刑峻法，凭自己喜怒办事。

开皇年间天下太平，但各地盗贼却不少。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杨坚针对严重的偷盗现象颁布了一项法令：凡是偷盗一文钱以上者皆弃市，三人共盗一瓜皆处死。

偷盗一文钱就要斩首示众，并且暴尸街头；三人合偷盗一只瓜，一并处以死刑。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严苛的法律了，尤其是偷瓜这一项，实在太过分，很不合人情。本来行人路途中口渴，见到田间有瓜，顺手摘一个来吃，也算不上什么大错，被抓后赔点钱、道个歉就是了。但这项法令一出，行人都不敢上路了，生怕被当成偷瓜贼。

于是人心惶惶，百姓惊悚不安，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些人因为实在无法忍受这样苛刻的法令，竟不惜铤而走险，公然劫持了执法官吏，向其申诉说：“你莫怕，我们不是为了求财，而是为了冤死之人。请你为我们上奏皇帝：自古制定法律，从来没有偷一文钱就判死罪的。”说完又威胁道：“如果你没有为我们上奏，我们还会再来，到时候就不会对你这么客气了。”

执法官吏不敢不听，便将他们的话上报给了朝廷。

杨坚知道后非常震惊，终于意识到这项法令太过严苛，已经严重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范围。为了避免激起民变，这才下令将它废除。

此事件并非个例，杨坚自此待人愈加刻薄，破坏法制已然成为一种常态。

还是在开皇十七年，当时杨坚颁布了一条法令，禁止分量不足的恶钱在市场上流通。这本来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历代统治者都是这么做的，可问题是杨坚对犯案人员的处置太重，严重违反了法律。

比如某一次，有两人在市场上用劣质钱兑换好钱，被执法的发现，送交官府处置。杨坚听说后大怒，竟命令将这二人斩首。

大理寺少卿赵绰认为处罚过重，进谏说：“这二人按律应当处以杖刑，杀了是不符合法律的。”

杨坚不肯听，怒道：“不关你的事！”

赵绰据理力争道：“陛下不以臣愚昧无知，命臣掌管司法部门，如今陛下想要非法杀人，怎么不关臣事？”

杨坚自知理亏，但仍不肯放弃杀人念头，为了劝退赵绰，他打了个比喻说：“人撼大树，如果树木不动，就应该知难而退了。”

这个比喻的意思很明显：“我现在就是一棵大树，你是动摇不了我的，不用再劝了。”

赵绰明白皇帝的意思，顺着他的话说：“臣希望自己的一片忠心能够感动苍天，何况是摇动树木。”

杨坚见他不肯退缩，又打了个比喻说：“喝汤的时候，如果汤太热就要放在一边。天子之威，你也敢触犯吗？”

这已经是严重警告了，再进谏下去恐怕有生命危险。但赵绰不愧是大理寺二把手，坚持维护律法权威，哪怕受到皇帝斥责，也绝不妥协。

杨坚也很无奈，既然你不肯退，那我走行了吧，于是起身出了大殿。

回到后宫后，杨坚静下心来琢磨这件事，觉得赵绰的话确实有道理。不久治书侍御史柳复又来劝谏，杨坚最终改变主意，不再坚持处死二人。

这就是杨坚的问题所在，常常因一时喜怒而随意杀人，事后又懊悔，但下次还这样，就是改不了。而且他不光是对百姓如此，对官员也同样苛刻，大臣们只要犯了错，无论官职大小，轻则被杖打，重则被直接处死，有时他还亲自监刑，似乎这样才能解气。

比如有一次，刑部侍郎辛亶因为民间传说穿红有利于升官发财，便穿了一件绯红色衣服出行。这本算不上什么过错，就是图个吉利而已，但杨坚却认为是巫蛊之术，竟要处死辛亶。

斩杀大臣不是小事，何况要杀的还是一位副部级干部，按法律应由大理寺审核执行，所以这事最终又落到了赵绰身上。结果赵绰不肯奉行，回复说：“依照律法，辛亶不应被处死，臣不敢奉诏。”

杨坚认为他是有意维护辛亶，勃然大怒道：“你爱惜辛亶的性命，难道就不爱惜自己的命吗？”于是命人将赵绰押到宫里处斩。

他本以为赵绰会服软认错，不料赵绰不屈不挠，理直气壮地说：“宁可让陛下杀了臣，臣也不能杀辛亶！”说完随来人到了朝堂，脱下官服，等待行刑。

杨坚终究是不忍杀他，又派人问他说：“抗命不遵的下场如何？”

赵绰答说：“臣一心公正执法，不敢吝惜自己的性命。”

杨坚大怒，拂袖回了后宫。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突然想明白了，赵绰好像是对的，于是命人把他放了。

第二天杨坚又把赵绰召到宫里，向他道歉说：“你做得对，是我错了。”然后又好言慰问勉励赵绰，赏赐他绢帛三百段。

类如此者，不胜枚举。好在有赵绰等耿直忠正的大臣管理着司法部门，拼命维护法律权威，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杨坚的“胡作非为”。

但赵绰毕竟是少数一类人，不是所有直言进谏的大臣都能像他这样幸运。有的人也直言进谏了，不仅没有救下别人，反而搭上了自己的命。

有一年的正月初一，杨坚在大兴殿举行大朝会，这是一年中最盛大的一次朝会，也是礼仪规格最高的朝仪，足有上万名中央和地方官员参加。这次朝会本应是和和美美的，可是杨坚却因为个别武官的衣冠和佩剑不整齐，就怒而翻脸，斥责当值御史为什么不弹劾，然后喝令把御史推出去斩了。

谏议大夫毛思祖认为御史罪不至死，当即进谏。杨坚非但不听，又下令将毛思祖处死。

如果说处死御史还有一定道理，那杀毛思祖就完全说不过去了。因为谏议大夫的本职工作就是规谏帝王，人家毛思祖履行职责，好心来劝谏，你不听也就罢了，竟然还把人家杀了。这种行为和暴君有什么区别？

或许杨坚事后会懊悔，对毛思祖的家人进行补偿，就像赏赐赵绰一样，但人死不能复生，这次杨坚没有后悔药可吃了。谁让他不严格依照法律办事，或者在杀人之前多考虑考虑，听听别人的意见呢！？

是啊，为什么有了那么多次教训，杨坚还是动不动就杀人呢？

这当然不只是因为他性格严厉刻薄，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总结起来就是：权力的危机感。

可能有人要问了，堂堂天朝皇帝，权位至高无上，怎么会有危机感？

其实这不难理解，正是因为拥有无上权力，并且得位不正，所以杨坚一直有自危感，很怕有人动摇自己的权位。

这种自危感，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强烈，逐渐演化为对外界的极度不信任，所以他要通过高压手段，消灭一切敢于冒犯他天子权威的人，并借以震慑那些异己。

这样看起来，杨坚遵循的是法家思想，用严刑峻法而不是“仁政”来统治臣民。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举一个例子。

开皇十七年三月，杨坚为了使各政府部门的属官都能尊敬惧怕上司，提高办事效率，下诏规定说：“各主管部门给属官定罪，如果按律应该从轻发落，但犯罪情节又比较严重的，允许在法律规定之外酌情处以杖刑。”

这条诏令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用严刑峻法来维护上级权威，而最上的一级不就是皇帝，不就是杨坚自己吗？所以他本质上是为维护天子权威，使所有人都规规矩矩，不敢以下犯上。

对杨坚来说，任何大臣都是不能完全相信的，只有用法家思想进行高压统治才能使自己安心。

以法治国，本没有错。问题是杨坚用法太过严苛，而且经常滥用律法之外的私刑。这已经近乎残暴了，与秦始皇有得一比。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文武大臣甚至百姓都人人自危，对隋王朝的好感和忠诚度大大降低。而且杨坚这种动不动就杀大臣的习惯，也很容易被居心叵测之人利用，弄出冤案来。

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有事实依据的。就在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有一个小人利用杨坚的多疑猜忌，把一位朝廷重臣陷害至死。 IZMUjqxDpGT/aaNugZ7dOLRTrJR8k+Kk7j7YSXjJPNW2iRzHiXtaF1OfFDTcxt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