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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之前的宰相班底，杨广的这套班子至少有四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点就是之前说过的宰相本人的地位比较低。这当然是有好处的，可以避免宰相专权，防止再出现杨素那样权倾朝野的情况。
第二点是这五位宰相的出身比较多元化。在过去二十多年间，隋朝先后出现了几十位宰相，但除了开国功臣李德林外，其余基本上都是关中人，这就造成了地域上的不平衡，是不合理的。
但我们再看现在这五个人，除了苏威、宇文述之外，剩下的虞世基、裴矩和裴蕴都不是关陇贵族。裴矩原是北齐人，代表山东士族；虞世基、裴蕴原是陈朝人，代表江南知识分子。他们三个人的存在，打破了关陇贵族对相权的垄断，从此以后，关中、关东、江南三大地理区域在朝中就都有了代表，而且人数还差不多，非常均衡，这是比较合理的。
第三点是这五位宰相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只负责某一方面的工作。苏威是行政专家，主要负责执行政令；裴矩是外交专家，主管对外事务；裴蕴是法律专家，主管全国刑狱；虞世基是秘书长，负责起草诏令和选拔官吏；宇文述干脆就是一个武将，只负责军事。
这样的宰相组合好不好呢？是有好处的，可以使每个人都各司其职、各展所长。但同时也有不妥之处，那就是缺少全能型人才，没有人能够总理全局。
所谓全能型人才，其实就是高颎这样的人，有文武大略，明达世务，以天下为己任，能总理朝政，平衡各方。而虞世基、宇文述、裴矩、裴蕴都不是这样的人，他们是“专家”，只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挥作用。
所以严格地来说，虞世基等人并不是真宰相，而是看似宰相的部门领导。正如北周柱国李弼六世孙、唐朝宰相李泌论相时所说：“宰相之职，不可分也。非如给事则有吏过、兵过，舍人则有六押，至于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意思就是说宰相的职权不可分，而应该总理天下事。如果各自分工，只掌管某一方面，那是部门领导，不是宰相。
李泌之言很有道理，宰相就相当于“总理”，眼中得有天下，如果只管某方面，处理国事时难免就会考虑不周，缺少大局观念。
虽然在三省六部制下，宰相原本就有分工，但所分乃是权力运行的环节与过程，而不是具体事务。之前左右仆射也好，内史令、纳言也好，是集体参与全国政务的处理，只不过有的负责拟订方案，有的负责审议，有的负责执行，没有听说谁是主管外交的，谁是主管刑狱的。
现在杨广组建这样一套宰相班子，虽然确实是削弱了相权，杜绝了大臣专擅朝政的现象，但同时也造成了权力过于分散，无人主持全局的局面。
也许在杨广看来，他自己就是那个掌控全局的全能型人才，那些专家只需要为自己出谋划策、写写诏令就行了。
这当然不是不可以，但杨广这人我们也知道，既好大喜功，又刚愎自用，这样的君主是很需要一个全能型的宰相来辅佐、限制他的，如果让他自己去主持全局，他的缺点就会被无限放大，进而将隋朝带向危险的境地。
若这五位专家型宰相都是贤臣、直臣，能时时劝谏他，把他朝正确的方向引导，那结果可能不会太糟。可不幸的是这“五贵”大都不是贤良之臣，反而多是佞臣和贪婪、谄媚之徒，这也是“五贵”的第四个特点。
五人之中，苏威算是最“贤”的了，他虽然性格怯懦，不敢违背杨广意愿，但在大是大非面前，还是敢于说真话的。比如之前修长城一事，他不就站出来劝谏杨广了吗？虽然可能没什么用，但好过逢迎取悦。此外他为官清正廉洁，不结党营私，也不贪污腐败，是一个能独善其身之人。
如果给他评分的话，在满分十分的情况下，他能获评六分。
其次“贤”的是裴矩。从经略西域之事便能看出，裴矩此人有远略，能力很强，能够帮杨广成就大业，这是他的优点所在。但同时他的缺点也很明显，他不是一个直臣，积极经略西域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迎合和取悦杨广，只是这件事恰好有利于国而已。如果遇到不利于国的事，而杨广偏又想去做，那裴矩会不会为了迎合他而违背本心，像经略西域一样积极为他筹划呢？恐怕是会的，要不然也不会有“洛阳炫富”这档子事。所以裴矩具有两面性：他可能用自己的才略帮杨广开疆拓土、建立功业，也可能助长杨广好大喜功的缺点，把他引向罪恶的深渊。
如果给他评分的话，五分最合适。
再次是虞世基。作为杨广的高级秘书，虞世基在这五人中算是权力最大的，他不仅掌管诏令的出台，还能决定官吏的任免升降。同时，他也是“五贵”中最复杂的一个人。一方面，他处理政务的能力很强，有远见卓识，并且能明辨是非对错，会为国家考虑，敢于劝谏；另一方面，他恣意奢靡，贪污受贿，并且贪生怕死，唯唯诺诺，一旦劝谏受挫，就转而逢迎取悦。
说到贪，其实虞世基原本不是这样的人，早年他清贫无产业，一度替人抄书贴补家用。可是自从当上内史侍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从受人敬仰的素士，变成了人人鄙夷的“巨贪”。
虞世基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转变呢？
按照史书的说法，是因为他受到了妻子孙氏的迷惑。
孙氏是虞世基的继室，也就是他原配妻子死后，又续娶的妻子，俩人都是二婚。史载这位孙氏生性骄奢淫逸，虞世基被她迷惑，逐渐变得“恣意奢靡，雕饰器服，无复素士之风”。后来孙氏又把和前夫生的儿子夏侯俨带到虞世基家，而夏侯俨“顽鄙无赖”，和孙氏一样骄淫。为了满足他们娘俩的奢靡生活，虞世基便大肆聚敛，“鬻（ yù ）官卖狱，贿赂公行”，以至于“其门如市，金宝盈积”。
照这么看，虞世基是毁在了女人手里，但是他自己就没有责任吗？如果他立场足够坚定，又岂会受惑于妻？真正腐蚀他的恐怕不是女色，而是权力。
从清贫到贪腐，这个变化已经够大的了，但虞世基前后期还有一个更大的转变，那就是从敢于直言的忠臣变成了逢迎谄媚的佞臣。这是值得后人思考和引以为戒的，具体我们以后会讲到。给他打分的话，三分。
第四是宇文述。作为“五贵”中唯一一个武官，宇文述的最大优点就是能打仗，堪称一代名将。尤其是杨素、贺若弼等人死后，他几乎就成了隋朝第一武将，对外征伐吐谷浑，对内平定叛乱，军事能力相当强。
但除此之外，宇文述几乎就没有优点了，全身都是缺陷。
首先，他不是直臣，比裴矩、虞世基等人更会察言观色、迎合取悦杨广。比如他知道杨广喜欢精巧器物，便“数以奇服异物进献宫掖”，使得杨广更加喜欢他。这还不算什么，为了讨好杨广，他甚至可以不顾国家安危，毫无底线。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会讲到。
其次，他和虞世基一样腐败，也是一个“巨贪”，只要听说谁家里有奇珍异宝，必定要想方设法占为己有。不过他聚敛的方式可不是卖官鬻爵，而是结交富商大贾和陇西胡人子弟，接受他们的“馈赠”。
隋朝什么人最有钱？不是达官显贵，而是各地富商和胡人子弟。这些人有钱但没地位，都想结交上层贵族，抬高自己的地位。宇文述就抓住这一点，凭借自己的身份亲近他们，认他们当干儿子，由此获得大量金银珠宝。
除了认儿子，宇文述还认过哥。这个哥我们都认识，正是杨勇的老丈人云定兴。当初杨勇被废，云定兴也跟着被除名，后来杨广即位，云定兴仕途更加无望，本该“潜身缩首，苟图衣食”，但他脸皮太厚，竟还想当官，因见宇文述受宠，便凭着一双精巧的手，制作各种精美器物贿赂宇文述。
宇文述就好这口，对云定兴的手艺也非常满意，因而和他结为了好友，自此称他为“兄”，并在杨广面前为他美言。但过了许久，云定兴还是没有得到官职，宇文述于是心生一计，对他说道：“老兄你制作的器物很合圣上的心意，之所以迟迟得不到官职，只是因为杨勇的几个儿子还没死罢了！”
云定兴一听大悟，忙说：“这几个废物，留着干什么？应该劝圣上早点把他们杀了。”宇文述听言大喜，随即劝杨广诛杀了杨俨等人。他这一番操作，既取悦了杨广，又为云定兴谋得了官职，真可谓一石二鸟。
在这样的疯狂聚敛下，宇文述很快就成了超级大富翁。富到什么程度？史载他“后庭曳罗绮者数百，家童千余人，皆控良马，被服金玉”。上千名家童，全部配备宝马、穿金戴玉，其豪奢可想而知。
这样的人，本该零分，但冲着他的军事才能，就打一分吧。
最后是裴蕴。本来他是一个能臣，在中央和地方都做出过政绩，但是他同样有逢迎谄媚的毛病，为取悦杨广而置薛道衡于死地就是例证。
而且他不是慢慢学会逢迎的，早在大业初他被征入朝时，就已经开始揣摩杨广的心思，“用心”讨好杨广了。
当时裴蕴从地方入朝，出任太常少卿，也就是太常寺的二把手，主管音乐礼仪，他虽然这官没当多久，但却做了很大一件事。
此前，因杨坚不好声乐，前太常卿牛弘在定乐时，便将除了正声清商及九部四舞之外的音乐全部遣归了民间。而裴蕴入职太常寺后，敏锐地发现杨广喜好音乐，为了逢迎取悦他，便上奏将周、齐、梁、陈的乐家子弟全部划为乐户。凡六品以下官员及百姓，有擅长音乐及倡优百戏者，皆征入太常寺。
看到这一幕，大家是否想起点什么？回想当初启民可汗入朝时，杨广下诏征集天下音乐，不就是这么干的吗？
没错，这是同一件事。那个建议杨广征集音乐的人就是裴蕴，要不然他怎么能那么快升任民部侍郎呢？当时杨广采纳了裴蕴的建议后，时任太常卿高颎曾极力反对，由此惹怒了杨广，不久就招致杀身之祸。这个锅也得裴蕴来背。
总而言之，现在的裴蕴只会逢迎取悦杨广，为此不择手段，不顾国家社稷安危，堪称“佞臣”的典范，评分当为零。
这就是“大业五贵”，能力确实有，但胸怀和道德上基本都不怎么样，比“开皇四贵”差的不是一点儿半点儿。这样的一群人围绕在杨广身边，整日逢迎献媚，杨广能好得了吗？他的缺点一定会被进一步放大，直到不可收拾。
但话又说回来，杨广身边为什么全是这样的人？就没有一个刚正耿直的忠臣吗？
本来是有的，但可惜都被杨广杀了。在大业时代，想要活命，想要升官，只能像“五贵”这样迎合杨广的心意，别无他活法。
所以，根本问题还是出在杨广自己身上，是他刚愎自用、听不进劝谏，才致使小人乘虚而入。更可悲的是，许多大臣原本并不奸恶，就因为他不听劝谏，竟也被迫变成了曲意逢迎的佞臣。
于是逢迎谗佞之辈充斥朝堂，骄淫腐败之徒遍布内外，隋朝的危机已然显现。
当此之时，杨广又会有什么大动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