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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蔓延，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在疫情防控中暴露出严重的社会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问题。如何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减少社会不平等、提高社会包容性，实现全民共享、共赢、共荣的目标，是我国以及诸多国家正在积极探索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1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在夯实农业基础条件、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城乡关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农民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国乡村发展中出现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包括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实现不充分、土地增值收益用于“三农”不足、建设用地安排“重城轻乡”等，其主要原因在于城乡二元结构没有被根本打破，农民在财产权益设置和利益分配方面的不平等没有得到根本消除，城乡居民基本权益的最大不平等是财产权的不平等（贺雪峰，2010；刘守英，2014）。城市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几乎已全部商品化，而农村的土地、住宅等产权仍不明晰，作为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土地与房产仍不能实现商品化、市场化。现在迫切需要解决土地增值收益“取之于农、用之于城”的问题，破解农民自己的地“不能用、用不好”的困局。基于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政策措施，将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要求落到实处。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强调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把维护农民群众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2021年，“十四五”时期的首个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中目标明确地提出农民收入增长继续快于城镇居民，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提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因此，要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强化乡村振兴制度供给，积极探索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财产权的新思路、新办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广大农民。
土地财产权是农民最大的财产权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以完善土地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构建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的土地产权制度。然而，城乡市场在行政和政治上的分割，阻碍了城乡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加之我国土地制度改革不到位，在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方面存在重大制度缺陷，导致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受到侵害（Kung and Cai，2000；Brandt et al.，2002；贺雪峰，2003；周其仁，2004b；许庆、章元，2005；张超林，2007；严金明等，2020；刘守英，2021）。在现行二元土地制度下，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在于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土地制度改革为农民提供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财产权利显得日趋重要和迫切（夏锋、曾瑶，2016）。韩俊（2013）指出，赋予农民更充分的土地财产权，不仅有利于保障农民权益，也是处理农民与国家关系的重要政策课题，需要通过有效的产权分配和清晰的产权界定，赋予农民更充分的土地权利（包括排他性使用权、排他性收益权和自由流转权），使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30多年来，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启动和推动作用（Ding and Lichtenberg，2011；叶剑平等，2011）。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土地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作用逐渐减弱，土地制度亟须新的改革和创新。“三权分置”和“三块地”改革旨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民有更多的机会平等参与和分享经济发展，同时充分发挥土地的激励和投资作用，促进城乡经济在合理、集约、高效的土地利用模式下实现新的平稳发展，促进城乡经济实现新的平稳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贡献（Qu et al.，2011；Tan et al，2011）。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研究赋予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体制机制，既是农村土地改革的重要理论创新，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实践内容，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