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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昉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口发展态势也在不断地调整与重塑。近年来，中国逐渐步入人口负增长的新阶段。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消费结构乃至社会保障体系都将面临重大变革。这些变革无疑会给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压力，但其也为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改革开放的深化提供了新的契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需要深刻认识到人口负增长时代所带来的挑战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而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只有紧紧抓住这一机遇，积极应对挑战，才能确保中国经济在人口负增长的新时代继续保持稳健的增长态势。
2023年5月，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必须全面认识、正确看待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要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安排，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在过去几年里，中国人口发展发生了一些关键性的转折，进入一个新常态。人口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常态给整体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影响，对此，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的变化来进一步认识和把握。
第一个变化是中国的人口负增长时代已经来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每位妇女平均生育孩子数）1992年降低到2.1这个能够保持人口稳定的更替水平之下，2020年仅为1.3，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作为长期低生育率的必然结果，2021年中国人口达到峰值，2022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并且难以逆转。这个人口趋势变动意味着中国进入一个人口发展新常态，无疑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中国人口发展“未富先老”的特征进一步凸显。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更像橄榄形，而世界其他国家更像金字塔。中国人均GDP在2021年、2022年均超过了1.2万美元，位于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临界点。世界人均GDP大体为1.2万美元，虽然我国与其他地区富裕程度相同，但我国老龄化程度高得多，呈现未富先老，或者说老龄化程度高于富裕程度的特征。其中，城乡之间的人口特征差异就属于一种未富先老的特征。例如，由于劳动力外出务工和人口向城镇迁移，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更高，养老矛盾更加突出。这种未富先老的现象在放大人口挑战的严峻性的同时，也孕育着一些特有的机会窗口。
第二个变化是中国已进入中度老龄社会。2021年，中国的老龄化率，即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4.2%。国际上有一个公认的老龄化划分定义：其一，老龄化率超过7%即可称为老龄社会，或低度老龄社会。中国在2000年已经达到这一水平。其二，老龄化率超过14%，一般称为老龄社会或中度老龄社会。中国从2021年开始进入这个阶段。其三，老龄化率超过21%即为高度老龄社会。也就是说，随着人口开始负增长，中国已经正式进入中度老龄社会，预计在2030年前后进入高度老龄社会。预计到2040年，我国老龄化率将达到27%，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第三个变化是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进一步加速。劳动年龄人口的峰值出现在2011年，随后进入负增长，造成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和生产率改善速度放慢、资本回报率下降等，从而导致GDP的潜在增长率降低，以及实际增长的减速。随着我国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来临，劳动年龄人口将加速减少。在2011—2022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减少的速度为0.14%，在2022—2035年，这个速度预计将大幅提高到0.83%。
第四个变化是人工智能（AI）技术的广泛应用与深远影响。近年来，AI技术在中国取得了长足发展，正逐渐改变社会的各个方面。AI的崛起带来了劳动力市场的重构，许多传统行业的工作为AI技术所替代，同时，也催生了新的职业，如AI工程师、数据科学家等，为社会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预计未来，AI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将越来越大，我们需要充分利用AI带来的机遇，积极应对其挑战，推动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如果能够利用好我国的超大人口规模，那么无论是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还是老年人口规模，都能带来红利，这也是发展的机会。从上述关于人口发展几个方面的变化，再来看由此产生的对中国经济社会的三重挑战。
从供给侧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进一步降低。这是经济发展到达一定阶段必然会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红利的式微。按照更新后的人口数据，我们可以对2021—2035年GDP的潜在增长率进行重新估算，从估算结果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从原来预测的4.84%降至4.53%。人口负增长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随着劳动人口数量进一步下降，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占据的比较优势不再明显，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势必减弱。二是由于中国的教育发展起步较晚，新成长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更高，随着人口负增长，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生劳动力减少，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也相应放缓。三是未来劳动力短缺形势更加严峻，企业倾向使用机器等资本代替人力从事生产，而当资本使用到一定程度时，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也相应下降。四是随着人口负增长，农村16~19岁年龄段的人口同步加速减少，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速度将会变缓。过去，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大量农村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第一产业，释放到生产率更高的第二、第三产业，带来了资源的重新配置。未来生产率增长速度也必然相应下降。
从需求侧看，在净出口、资本形成和最终消费这“三驾马车”中，国内需求部分，特别是其中居民消费需求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这是以往从未出现的情况。也就是说，如果不能稳定和扩大居民消费，进而打破“瓶颈”制约，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实现也会受阻。原因有以下三个：首先，人口总量减少意味着消费者总量减少，社会总需求形成了一定的抑制。其次，当经济增长减速时，居民收入的增速降低，能用于消费的支出增速也同步降低，从而社会需求的增长变缓。此外，随着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占比逐步提高，整体消费水平也会受到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于2016年进行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23~85岁的这个生命区间中，中国城镇居民的年龄每提高一岁，平均消费支出降低1.8%。这是因为老年人没有劳动收入，社会保障水平也不够高，有时还要替下一代着想，导致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都不高。更不用说外需侧，受当前地缘政治影响，逆全球化形势兴起，即便中国积极保持对外开放，外需也难以回到曾经的高增长时期。这些因素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趋势。由于人口负增长的提前到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速度加快，未来的潜在增长率甚至可能更低。
老年人口抚养比将加速提高。直到2035年之前，中国的老年人口赡养比会一直快速提高。根据联合国人口预测，60岁及以上人口与20~59岁人口之间的比率，将从2022年的0.32提高到0.57，提高幅度高达80%。人口负增长也会使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减少，导致老年人口的赡养比提高，也就是65岁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会加快提高，老年人口赡养比的变化会使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都难以为继。此外，老龄化的加剧会增加高龄老年人的数量。总体来看，预期寿命是在提高的，高龄老年人增加后，虽然延长退休年龄能让更多的人就业，但是那些需要家庭照料、赡养的老年人比例也在不断提高，这些老年人在物质和精神等各个方面得到的照料都比较匮乏。过去中国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相对较低，因为他们的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均较低，因而人力资本低，就业能力差。这导致劳动参与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迅速下降，女性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会更快。老年人劳动参与率下降不仅使其收入难以保障自身生活需要，给家庭增加负担，也使这部分人群难以成为现代化的充分分享者。
人口负增长时代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终结，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和机遇。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有利于缓解人口规模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水平；二是有利于改善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收入水平；三是有利于促进科技创新和生产率提升，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四是有利于优化人口结构和分布，提高城镇化质量和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第二，人口负增长对经济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有利于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扩大消费需求和市场空间；二是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三是有利于促进投资结构改善，加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领域投入；四是有利于促进外部结构平衡，降低对外依存度和外部冲击。
第三，人口负增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激励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有利于激发政府改革创新的紧迫感和主动性，加快完善治理体系和能力；二是有利于激发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和活力，加快培育新动能和新优势；三是有利于激发社会参与发展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四是有利于激发国际合作共赢的意愿和能力，加快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总之，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到来，并非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终结，相反，它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篇章，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全新的起点和无限的机遇。
现代化建设发展和人的全面高质量发展是紧密相关的，我国现代化发展需要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中实现现代化，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因此，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并主动适应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也需要通过有针对性的政策部署和制度建设，积极应对挑战和抓住机遇，进而引领这个新趋势和新常态。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推动人口的高质量发展。
第一，人口负增长无涉“好”“坏”判断。没必要就人口负增长是好是坏选边站队，悲观派、乐观派都不重要。既然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都是必然过程，总体上也属于水到渠成，因此既不需要悲观，也不能忽视它的含义。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生育率降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各国都会经历。未来，在非常高的人类发展水平上，生育率可能会稳定甚至回升，但是目前大部分国家处于下降的自然过程中。总体而言，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负增长也是水到渠成。虽然轨迹是自然的，但很多国家也在应对人口负增长或生育率极低带来的挑战。因此，我们虽然认识到这个规律，但因为中国有未富先老的特殊性，所以我们也要考虑如何应对这个具有特殊性的挑战。
第二，要关注趋势的变化，而非只关注总量的变化。尽管中国拥有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甚至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远超发达国家总和，但我们不能仅局限于总量的视角。事实上，自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后，便开始了负增长。这意味着人口红利不能仅归因于劳动力丰富，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理解人口动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增长关注的是变率，即增长的速度和方向，而非仅是人口的绝对数量。人口变化，无论是正增长、零增长还是负增长，都会通过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改善、资本回报率和生产率等多个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深远影响。2007—2011年，我国人口年增长率显著为正，但到2021年已接近零，预计到2035年，我们将面临人口的逐年减少。这种从加到减的趋势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和程度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因此，我们必须更加关注人口的增量、趋势以及这些变化所代表的意义。
第三，要遵循经济学“假定其他因素不变”的思维方式。在面临劳动力数量减少的挑战时，有人提出通过提升教育水平、机器替代和AI应用来提高生产率，从而缓解对劳动力数量的依赖。然而，这种观点忽略了经济学中“假定其他因素不变”的原则。实际上，人口负增长并不会自动引发生产率的提升；相反，这需要新的发展方式和经济增长动能来替代传统的模式。此外，尽管AI等技术已在广泛应用，但生产率的实质性提高仍然面临挑战，这反映了“索洛悖论”的现实有效性。因此，关注人口负增长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强调了改变“其他条件”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在预测未来潜在增长率时，使用新、旧人口数据都显示出长期下降的趋势，但改革力度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可以影响这一趋势。因此，我们需要深入探讨如何改变这些“其他条件”，以获得真正的改革红利并推动生产率的提升。
第四，应对人口冲击，要着眼于增量的挑战、结构的潜力、总量的机遇。中国有超大规模人口、超大规模市场、超大规模创新创业活动，人口从正增长变成负增长，对潜在增长率存在负面影响，尤其是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显著下降，甚至影响中国2030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前景。尽管中国劳动力供给无法再增加，并且不能像美国那样依赖移民，但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比仍高达23%，远超发达国家，这意味着可以通过转移剩余劳动力释放巨大潜力。同时，我国居民消费率低于世界水平，提升消费意愿和增加居民收入将大幅促进消费增长。因此，中国存在结构上的巨大潜力和总量上的重要机遇，改革应围绕挖掘这些潜力和机遇，从供给侧增加劳动力供给，从需求侧扩大居民消费，从而创造真正的改革红利。
针对人力资本、土地和收入这三个领域的改革不仅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缓解人口负增长带来的供需两侧的压力，增强社会公平和包容性。
第一，要改革人力资本的分配问题。人力资本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应对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的关键因素。在人口负增长时代，提高人力资本素质和利用效率，可以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创新能力，扩大有效需求和消费潜力，缓解劳动力短缺和社会保障压力。因此，应挖掘人口红利潜力和开启人才红利。从供给侧看，要加大教育投入，提高教育质量和公平性，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创新者，应该利用2035年之前青少年人口占比下降、公共教育经费较快增长这一时间窗口，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提高教育质量和均等化水平；从需求侧看，要优化就业结构，促进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和灵活性，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制度安排看，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障机制，鼓励延迟退休和再就业。
第二，要改革土地的分配问题。土地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在人口负增长时代，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可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价值，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和福祉。从城市看，要加快推进城市土地供应制度改革，实现土地市场化配置；从农村看，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从区域看，要优化区域土地开发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第三，要改革收入的分配问题。改善收入分配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言至关重要。过去，随着整体经济蛋糕的不断做大，尽管分配并不完全公平，但各群体收入都有所增长。然而，未来经济增速可能放缓，若不能公平地分配蛋糕，收入差距可能进一步扩大，从需求侧抑制经济增长。当前的数据显示，虽然农村和城市的总体收入差距在缩小，但城市收入差距在扩大，并且近年来缩小幅度有限。这表明初次分配领域的改善已达到“瓶颈”，再分配才是根本动力。与此同时，城市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能意味着整体收入差距的扩大，这凸显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的重要性。此外，城乡差距仍是收入差距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重点关注。因此，在人口负增长时代，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可以调节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激发消费潜力和创新动力，通过再分配手段，如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缩小城乡差距，中国才能有效改善收入分配，保障消费，支撑经济增长。从税收政策看，要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对高收入者的调节作用；从转移支付政策看，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救助制度，提高对低收入者的保障水平；从产权政策看，要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机制，提高国有资产收益率和回报率。
中国当前需要改革的地方还有很多，这些改革相互之间也有密切联系。针对人口负增长的影响，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和市场制度的改革也非常重要。
第一，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是推动农民工在城市落户，此举具有多重效益。它不仅能通过劳动力转移增加非农产业劳动力供给，提升劳动生产率，还能稳定农民工就业与收入，并使他们享受更优质的基本公共服务，从而消除消费顾虑，大幅提升消费倾向。有数据显示，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镇后消费可增长28%，若再获得城镇户口，消费可再增加27%。此外，拥有城镇户籍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将更积极地提升自身及子女的人力资本，包括技能培训和教育水平，以适应未来的产业结构升级，形成良性循环。
第二，要进行教育制度改革。建议从三方面提升：一是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即将义务教育年龄拓展至4~18岁，通过提高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中国的人力资本总量；二是缩小学校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教育的差距，以免随着科技的进步进一步加大数字鸿沟，造成社会不平等；三是以AI为代表的科技进步，提升了对思辨能力、创造能力的要求，也对教育质量提出了新要求，过去传统应试教育模式的缺陷被放大，诸如“死记硬背”式的教育手段需要改进。
第三，要进行市场制度改革。通过企业改革、投融资制度改革，加速要素流动、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根据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的概念，新的创新淘汰现有技术的过程，更高的生产率诞生于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因此，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让高生产率的企业生存和扩张。这也是一项提高未来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必要手段。
人口老龄化的应对策略之一是加快福利国家建设。福利国家的典型代表为瑞典。瑞典因人口增长停滞的危机，推出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政策，旨在通过全方位的社会扶助鼓励生育，进而影响了整个北欧甚至欧洲的福利国家政策。
现今，当人类发展指数达到极高水平且性别平等得到保障时，部分国家出现生育率回升的趋势。这表明福利国家的建设有助于逆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
同时，福利国家建设也是提升社会流动性的关键，当前我国制造业比重下降，人口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和农业，导致生产率增速放缓和社会流动性降低。为了促进共同富裕和社会流动，政府应提供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确保每个人都有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机会和动力，从而有机会攀登社会阶梯。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虽然人口负增长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挑战，但也孕育着前所未有的机遇。面对这一时代变革，我们不应沉溺于过去的成就，也不应惧怕未来的不确定性。相反，我们应该以更加开放和创新的姿态，去拥抱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新时代。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福利国家建设、促进社会流动和增强再分配效应，我们有望逆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释放巨大的消费潜力，并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更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到来，并非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终结，相反，它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篇章，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全新的起点和无限的机遇。只要正确把握人口变化规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低生育率等挑战，有效提升人口素质、释放人口红利，我们就能够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强国。因此，让我们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措施，共同迎接人口负增长时代带来的挑战与机遇。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定能开创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篇章，让世界再次见证中国的崛起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