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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远征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时代主题由“和平与发展”向“安全与发展”转换，世界经济格局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调整。从外部形势来看，全球正经历产业重构与地缘政治重构，俄乌冲突及其引发的全面制裁与反制裁正在颠覆经济全球化的底层逻辑，世界经济体系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这对深度融入全球化的中国经济构成重大挑战。从内部形势来看，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3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中国经济在持续承压中走出一条回升向好的复苏曲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全球产业格局的重构既是去全球化的表现，又是全球化新安排的机会。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我们从全球大变局和中国新时代之中建立起自身发展逻辑，把握市场机会，寻找能够带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引擎。我们需要敏锐地洞察风险与机遇，精准研判世界大势，通过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准确把握和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创造人类美好未来。
当前，世界正经历产业重构与地缘政治重构，外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对深度融入全球化的中国经济构成了重大挑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缔造了经济全球化。冷战结束后，全球都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体制的一致性使制度性可交易成本大幅下降，全球因此出现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并体现为以WTO为代表的全球投资贸易自由化的制度安排。俄乌冲突以及背后西方的制裁与俄罗斯的反制裁都以国际规则为武器，不仅严重破坏了国际经济贸易秩序，而且极大地动摇了经济全球化的制度根基。世界经济体系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其后果与影响十分深远，全球因之焦虑。俄乌冲突对世界经济的深远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调整。
价值观至上的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驱使着世界经济“团团伙伙”化，并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给世界和平蒙上阴影。由此，时代主题开始由“和平与发展”向“安全与发展”转变。这意味着世界经济不再像全球化时期那样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世界不再是和平的，“价值观至上”主导之下，世界经济开始碎片化，出现了两个趋向：
一是价值观至上的“小院高墙”，意味着“跟谁做生意比做生意本身更重要”。在这一逻辑主导下，在亚太和印度洋地区形成了三个不同的多边圈子，有着不同的机制安排。即已经成立的、以日本为龙头的CPTPP11国，2022年刚成立的、有中国参与的RCEP15国和由美国主导和成立的印太经济框架。三者不仅理念不同，还相互竞争，甚至对立。
二是安全为上的产业链重组。突出地表现在美国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法案上。自2021年11月以来，美国相继出台了《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芯片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在加大制裁中国企业力度的同时，采用惩罚或补贴的方式力促产业特别是高新科技产业回流美国。与此同时，美国提出“近岸生产”和“友岸生产”的概念，用以取代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普遍使用的“在岸”和“离岸”的概念，以缩短产业链条并集中于价值观相同的国家或地区生产。在亚太和印度洋地区上述三个圈子中，除RCEP外，其余两个都将中国排除在外，尤其印太经济框架（IPEF），其意图更为鲜明，企图通过设立新的标准和机制，形成排除中国的“小院高墙”，并加快产业链向IPEF的集中，实现对中国的“脱钩断链”。其目的是减少产业链供应链对中国的系统性依赖，实现针对中国“去风险化”。
（2）世界经济分化加剧。
尽管俄乌两国GDP和进出口总额占世界的比重不高，但其基础产品能源与粮食对世界经济有着重大影响。俄乌冲突导致了全球能源与粮食价格暴涨。一方面推高了全球的物价水平，另一方面因成本提高减弱了经济增长，从而推动全球经济由“类滞胀”快步进入滞胀状态。
发达经济体受到巨大冲击，尽管货币政策已经收紧，但物价压力依然居高不下，同时经济下行趋势已显现。发展中经济体经济表现略好于发达经济体，但出现分化。由于发展中经济体更依赖国际贸易，尤其出口，因此当国际贸易条件出现变化时，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表现就会出现变化。亚洲新兴经济体，尤其东盟和印度是世界制造业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制成品出口的增长，其增长态势良好且物价稳定。而西亚及拉美地区面临物价上涨和货币贬值的压力。与此同时，不产石油的西亚、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低收入国家不仅出口能力薄弱，而且还因俄乌冲突造成国际粮价上涨及运输困难，导致人道主义危机加重。
（3）全球多数经济体陷入衰退。
2022年，全球经济体的演进呈现出一条清晰的路线，即“俄乌冲突爆发—能源及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物价形成恶化—宏观经济政策快速收紧—在物价未大幅下落的同时，经济率先下行”。这条路线预示了两层含义：首先，全球物价上涨已不仅是过去宽松货币政策所致的单纯需求拉动通货膨胀，即典型的通货膨胀，而且是更具有能源及大宗商品成本推动的性质，并向40年前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典型“滞胀”方向转化；其次，其演进指向经济衰退，种种迹象已经表明，衰退是大概率事件，成为滞胀过程的主要倾向。
2023年7月2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预计世界经济增速将从2022年的3.5%降至2023年的3.0%，这一增速恐维持至2024年。IMF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奥利维耶·古兰沙表示：“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全球经济活动正在失去动能。”众多迹象表明，俄乌冲突已开始持久化、常态化。当暴风骤雨式的冲击过去，市场开始反思；尤其是冬季到来，能源的可靠供应无论是对欧洲经济、社会还是政治都十分重要，市场因此开始平复。当市场回归理性时会发现，目前的世界经济正处于十字路口。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在经济滞涨的情况下，意味着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两难：如果继续坚持收紧财政货币政策，物价并不一定再显著下行，反而会使经济加快进入衰退；如果不收紧财政货币政策，经济增长并不一定显著改善，反而会使物价进一步上涨。目前，发达经济体在政策选择上还在犹豫。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尽管许多经济体表现尚好，但实际上，一旦全球经济进入衰退，覆巢之下，难以独善其身。
（4）“脱钩断链”将成为对世界经济的长期挑战。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全球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致性，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形成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使世界经济成为一个整体。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经贸伙伴，在经济全球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美国政府在面对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挑战时，采取了贸易战和制裁措施，试图在产业链和供应链上与中国“脱钩断链”，这将对世界经济构成长期挑战。中国通过扩大内需、增加居民收入等战略，持续推动经济发展，制造业增加值不断上升，展现了强大的经济韧性和潜力，并且中美经济结构紧密互补，强行“脱钩断链”必将导致两败俱伤。俄乌冲突的滞胀效应已为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冲击，提醒世界“脱钩断链”的后果不堪设想。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在滞胀环境下陷入困境，财政货币政策的急剧波动引发金融市场动荡，硅谷银行等一系列倒闭事件震惊全球。同时，美元大幅波动给世界经济带来重大冲击，发展中国家面临汇率不稳定和金融危机等风险。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再次升高，人民币国际使用扩大成为“去美元化”潮流的兴起原因之一。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不安，凸显了加强国际合作、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性。
2023年，中国经济仍处在恢复之中，但是这种恢复尚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全面增长，由于三大挑战的存在和两个新变化的出现，稳增长和稳就业成为核心主题。
中国经济在新冠疫情冲击下面临着三大挑战：供给冲击、需求不足和预期转弱。自2023年以来，尽管经济有所恢复，但这些问题仍然存在。在全球变局下，中国式现代化正在进入新阶段。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5年的高速成长，中国已经告别绝对贫困，处于高收入社会的门槛。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出现符合人口现代化规律的老龄化、少子化。这些变化既预示着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又表明了高质量发展的艰难性。在这一阶段因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都在变化，错配的风险加大了。一方面，一般工业制成品等传统产品供给大，需求弱；另一方面，新型产品需求强、供给少，如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服务产品。畸高畸低，极易使供给冲击与需求收缩同时发生，并造成社会预期偏弱且不稳。2023年1—5月的经济表现就是如此，新冠疫情结束后，并未出现人们期望的报复性经济反弹，而是仍处在低迷中，尤其物价仍保持低位运行。2023年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仅为0.2%，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则同比负增长4.6%，并已经连续8个月负增长。
目前，中国经济形势还出现了两个新变化：第一，出口下降。新冠疫情期间，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然而，随着新冠疫情过去，世界经济逐渐恢复常态，新冠疫情带来的出口机遇随之减少，这对中国经济和就业产生了显著影响。第二，内需不足。中国过去最大的内需就是房地产，但是房地产下降幅度非常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房屋新开工面积9.5亿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面积11.2亿平方米，比上年分别下降20.4%、8.5%。房地产本身牵涉四五十个行业，如果建筑面积不够，那么钢铁、水泥、玻璃这些前项产业就会出现过剩，家电、家装、家具这些后项行业的销量也会下降，这是消费不足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出现积极信号，2024年结构性机会远大于总量机会：
一是中国经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过去两年以低碳经济为代表的新能源技术呈现突飞猛进的增长，中国装机容量上升，新能源汽车开始大规模出口，近两年成为出口最重要的增长主力。
二是区域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中国基础工业在全球具有非常明显的竞争力，中国钢铁产能占全球的34%，铝产能占全球的60%，化工产能占全球的34%，这些是工业基础原材料，预示产业链开始在“一带一路”延伸，形成溢出效应，这些为未来财富管理奠定了新基础。
三是中国财富管理市场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过去以产品为中心，现在以需求为中心。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变化，第一，中国已经在高收入门槛前，人均GDP在12000美元左右，人均GDP水平已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与2022年世界银行公布的高收入社会的标准只差600美元；第二，在这个阶段，中国恩格尔系数降至30%以下，这意味着更多的钱可以用来做投资、做理财、做其他安排。理财一定是高风险高收益的，目前缺少与中等收入阶层成长相匹配的中等风险中等收益产品设计。
四是中国人口结构发生深刻变化。2022年，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养老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养老金融成为关键领域，尽管美国金融市场发达，但养老渗透率仍然不足，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因此，加强养老金融产品设计至关重要，其不仅能补充中国养老金体系，还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养老金作为长期资本来源，有助于稳定股市并推动其健康发展，对中国资本市场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全球产业格局的重构既是去全球化的表现，又是全球化新安排的机遇。
一是全球产业链正向亚欧大陆中心方向集中，从而使“一带一路”的意义凸显。俄乌冲突后，全球生产力布局出现了预期之外的变动——俄罗斯经济向东看，欧洲重化工业受到冲击，而东南亚成为产业转移的新热点。这一变动既体现了去全球化趋势，又形成了新的全球化安排，使全球产业链向亚欧大陆中心集中，凸显了“一带一路”的重要性。在“一带一路”沿线，已有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和RCEP两个多边国际机制。而中国处于枢纽地位，是主要成员，不仅拥有庞大的制造业基础，而且还成为全球重化工业基地，具有技术和成本优势，可以在“一带一路”产业链中发挥强链、补链作用。事实上，乌克兰危机所引发的制裁与反制裁已使广大发展中经济体认识到自身的利益，它们不再完全地选边站队，这突出表现在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机制的扩员，以及以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为标志的中海战略合作关系的成立上。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已取得巨大进展，并将继续取得进展。“全球南方”力量的兴起为中国带来了新的合作机遇，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西部和东北地区都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中国中亚峰会的提出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蓬勃发展，为中国西部地区打开了新的交通通道和市场空间。而俄罗斯向东看的态度，不仅为东北亚地区格局变动增添了新因素，也为中国东北经济振兴带来了新契机。此外，中俄农业合作和石化工业合作也展现出广阔的前景。
二是中美竞争合作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低碳经济将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美国已认识到中国的独特性和不可改变性，因此其在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同时，也采取了“该对抗的对抗，该竞争的竞争和该合作的合作”的态度，展开体系性竞争。在经济方面，美国对中国的高新科技产业和技术采取了打压措施；在一般产业和技术方面，则以竞争为主，要求以对等原则实施包括竞争中立、劳工保护等在内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并辅以关税和非关税惩罚手段，推行公平贸易；在合作方面，主要集中在气候变化和核扩散等全球性问题上。2022年11月，在20国巴厘岛峰会期间，中美两国领导人会见并坦诚地交换了意见。以此为标志，美国对华竞争与合作的战略态度明确，中美竞争进入相持阶段。随着美国经济面临衰退和全球金融风险上升，中美两国高层经济交流开始启动，特别是2023年6月18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开启了中美双方高层之间进一步交往，预示着双方经济关系的相对缓解。这种战略相持可能形成长期的“冷和平”状态，中美各自暗暗较劲，进行“体系性竞争”。其中，经济金融领域将是赛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是核心。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低碳经济成为中美及全球共同关注的合作领域。对于中国而言，低碳经济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投资方向，在房地产和基建投资下滑时更显关键。中国作为拥有完整产业体系的经济体，各产业均有减碳需求且规模巨大，有利于技术商业化和吸引巨额投资。据估算，为达到《巴黎协定》的目标，中国未来几十年需年均投资数万亿元。在低碳技术领域，中国与西方先进国家差距不大，甚至在某些领域领先，如风电、光伏、新能源汽车等。这不仅改变了全球技术路线，还有效抵制了与西方的“脱钩”趋势，加强了全球合作。电动汽车的崛起就是例证，它既推动了世界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也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三是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中国经济增长仍有巨大空间。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部分，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其独特的发展模式和成功经验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经济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蓬勃发展，得益于其有效的市场机制设计、渐进式改革推进方式、强大的国家行动能力以及绿色发展理念的推行。这些经验逐渐受到“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视。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倡通过“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虽然只有沿线65个国家和地区，但它并不全然是个地理概念，更是个治理理念。“共商、共建、共享”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国际经济治理新理念。
未来，中国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将逐渐被释放。预计到2035年，中国中等收入人口将翻一番，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这将为全球带来前所未有的消费机遇。同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仍在继续推进，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空间。通过坚持改革开放精神、激发全社会创业活力、推动制度型开放等措施，中国有望建设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并实现可持续的历史发展进程。这一过程不仅将推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也将为世界各国带来共享的发展机遇。
全球产业格局的重构既是去全球化的表现，又是全球化新安排的机会。在当前深刻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下，我们仍要继续拥抱全球化、坚持全球化。展望未来，中国应在全球大变局和中国新时代中把握市场机会，采取新的经济策略，推动经济好转。
在房地产投资出现转折性下降以及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出现疲态时，低碳经济是目前可以把握的投资方向。这是因为中国是唯一一个联合国产业目录中所有产业都具备的经济体，而且所有产业都有减碳的需求，并且规模巨大，因此各种技术不仅都有用武之地，而且有利于实现商业化。根据初步测算，按照《巴黎协定》的要求，在2050年将全球气温升高控制在2℃以内，中国最少需要投资100万亿元；如果要控制在1.5℃以内，则需要投资138万亿元以上。换言之，每年平均需要投资3万亿元以上，持续30年。这将是带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
更为重要的是，相对于芯片等高科技产业，中国在低碳技术方面没有代差，并且处于领先态势。例如，供给端的风光电技术，需求端的新能源汽车及电池技术。如果说芯片等中国仍有代差的产业和技术较易被美西方打压，成为“脱钩”压力较大的产业，那么在低碳的赛道上竞争，美西方没有优势。相反，中美乃至全世界都认为这一赛道是需要加强合作的领域。因此，通过赛道的转换，将有效地抵制“脱钩”逆风，而绿色金融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2022年开始，中国人口转入负增长，这标志着房地产靠人口增量产生的刚性绝对需求增长的年代已经结束。区别于过去房地产需求旺盛导致的市场波动，尤其是价格波动的问题，当前出现了全国性的普遍需求不足。需求端的急剧变化不仅使供给端严重不适应，而且极易导致金融快速去杠杆，目前出现的交楼拖延导致的停贷现象就是信号。房地产业占中国GDP的16%，加上其前后关联的行业，对宏观经济表现影响巨大。因此，对于房地产历史性下行带来的金融风险，必须做好政策准备。
俄乌冲突冲击着全球金融市场，其中尤其需要警惕俄乌冲突带来的美元指数大幅波动的风险。美元指数是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出现的，迄今共发生三次大幅上升与下降的过程，都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冲击。历史上，美元指数大幅升高在导致发展中经济体货币及债务危机的同时，也导致国际货币结构发生变动，并造成相应的金融动荡。根据IMF及世界银行的测算，目前阿根廷、土耳其、黎巴嫩、尼泊尔、缅甸、巴基斯坦、秘鲁等多个经济体面临债务违约风险，而中国是其中不少经济体的最大债权国，这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外部风险。因此，需要警惕美元指数升高带来的全球金融动荡。
改革使我国从传统的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转变为全面工业化，这既是亚洲发展的经验，也是全球普遍通行的经验；开放则是把这样的工业化进程变成全球化，并在不断升级的过程中加速高度化。我国将改革和开放放在一块，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改善资源配置。面向2035年，改革开放的基本思路对内是以新型城市化为纲，着力促进中国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为扩大以最终消费为目标的内需创造条件；对外是以中美关系为纲，创造和发展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在内需扩大的基础上，缔造以国际贸易和投资中性化为代表的制度型开放体系，使中国日益扩大的市场有机地融入世界，以此来捍卫和引领全球化。在当前深刻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仍要继续拥抱全球化、坚持全球化。
当前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际，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俄乌冲突后的产业重构与地缘政治重构、全球生产力布局变动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阶段，旧动力逐渐衰退，需寻找新动力促进增长，展望未来，低碳发展将成为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新方向，中国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将逐渐被释放，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将继续推进，为经济增长提供巨大空间。通过坚持改革开放精神、激发全社会创业活力、推动制度型开放等措施，中国有望建设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并实现可持续的历史发展进程。这一过程不仅将推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也将为世界各国带来共享的发展机遇。未来5年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5年。一方面，中国将进入高收入社会，这是百年民族复兴的历史性转折；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将进入负增长。不同于低收入和人口正增长社会，高收入和人口负增长社会意味着其发展方式、产业结构、政策安排都会发生重大变化。因此，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任务，中国需要积极应对挑战，把握机遇，通过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局势，把握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向前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自身和全球经济的繁荣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