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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奇帆
随着2023年的到来，中国经济的巨轮迎来了新的激流险滩。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全球经济复苏步履维艰，逆全球化潮流暗流涌动，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风头正劲，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这使得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错综复杂。国内形势亦不容乐观，周期性与结构性矛盾相互交织，总需求不足的矛盾日益凸显，企业困境与风险隐患并存，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不足，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既定目标面临更大挑战。与以往常规、周期性的复苏不同，疫情后时代的经济复苏之路注定波折且漫长。正因如此，我们更需坚定信念，稳步前行，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释放改革的红利、市场的红利、人才和创新红利与开放红利以应对重重挑战。迈入新征程，我们应以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创造条件。
当前，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国际投资与外贸环境均发生变化。对外，供应链循环受阻、全球需求不振等因素使得外贸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对内，房地产结构性调整、发展速度变缓、人口老龄化三大矛盾使得全国经济下行。
步入对外开放的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还存在一些短板，这些短板既是差距所在，也是潜力所在、破局之关键所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主要表现为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中与制造业强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到位，并引起服务贸易发展不足。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经济结构中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较低。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当中制造业增加值占27.7%，服务业增加值是52.8%，在服务业中，中国的生活性服务业占比在2/3以上，生产性服务业占比不到1/3。相比之下，欧美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比重普遍为40%~50%，而中国的比重明显偏低，相差一半以上。
二是中国服务贸易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我国的服务贸易逆差大。2022年，全世界服务贸易逆差总额约1万亿美元，其中我国的逆差占全世界逆差的5%。第二，我国服务贸易结构比重落后。我国服务贸易仅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12%，远低于全球服务贸易占比（30%），我国货物贸易大于服务贸易，生产性服务业附加值有很大增长空间，GDP增长还有余地。第三，我国传统服务贸易高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以生活性服务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服务价值相对较低。目前，我国服务贸易进口主要是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技术密集、资本密集、附加值利润比较高的服务业，其中80%~90%是由外国企业完成后输出给中国。因此，我国服务贸易出现了逆差大、比重低，结构比较落后的情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先后提出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重大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成功驾驭中国经济驶过了一个个激流险滩，经受住了“三期叠加”带来的增速下行、美西方对华持续打压遏制、长达3年的世纪疫情冲击等内外部重大考验。迈入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未来可期，这要求我们既要认识到中国经济的优势，也要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变化。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中国经济有四大优势，有巨大的改革空间和发展潜力，未来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引擎。2023年11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书面演讲指出，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经济发展具备强劲的内生动力、韧性、潜力。这四大优势是我们化解当前各种风险隐患、迎难而上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盘。发挥好这四大优势，需要我们做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要求的“五个坚持”，即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和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其中，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是我们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二法宝。
其次，我们要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变化。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三大积极变化：
一是我国出口结构明显改善。近十几年，制造业转型升级和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推进使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出口向高端、高附加值方向转变的趋势明显。相较于20年前，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出口中的占比已大幅下降，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比则显著增长。现在，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出口占总额的比重已超90%，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等“新三样”正在塑造中国外贸新格局。面临美国贸易战和“脱钩断链”等挑战，部分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产业已转移至东南亚国家，实际上，这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全球布局提供了契机，能够更充分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大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展望未来，中国出口结构和国际贸易条件还将会有新的、更高的质量效益的提升。
二是引进外资规模逐年增长，中国已成为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引进外资规模不断攀升，即使在面临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的时期，实际到账外资仍创下历史新高。这一现象背后的逻辑在于中国已经形成超大规模统一大市场，这个大市场拥有庞大的GDP总量、人口规模和中等收入群体，为外商提供了巨大的商机。此外，中国语言文字统一、法律政令统一、营商环境优良，这些因素都有效摊薄了制造业的采购、研发、销售、物流、固定资产投资甚至人力等成本，形成了大市场吸引的“销地产”和综合制造低成本的“产地销”两种外商进入中国的模式或原因，吸引了大量外商进入中国市场。因此，尽管面临一些外部压力，但中国仍以其强大的“引力场”吸引着全球的资源要素，外资规模不断攀升，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三是新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牵引带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态势越发显著。中国的新发展格局已初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导，同时牵引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态势越发明显。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以外循环为主推动经济增长，但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将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64%平稳调整至2016年的32%，为应对美国对华贸易战做好了充分准备。这一战略调整不仅显示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也凸显了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战略的成效。假如2016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仍然较高，那么面对美国的贸易战，中国经济可能会受到更大的冲击。然而，得益于内循环的加强，中国成功抵御了外部风险。2022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保持在33%左右，证明了双循环战略的成功。总体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了一系列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成功引领中国经济渡过多个难关。展望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景充满希望，迈入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指日可待。
中国当前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薄弱环节源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导致的国际化水平不高，具体表现为服务贸易发展不充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们国家在制造业板块、服务业板块、新业态板块都有巨大的潜力，现在的短板就是未来巨大的增长极，可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经济克服短板，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成就未来发展新的增长极。
“新”首先是新制造。新制造涵盖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新制造装备和新信息技术五大领域，强调颠覆性的科技创新。颠覆性科技创新需要至少满足五个新标准中的一个：一是新的科学发现；二是新的制造技术；三是新的生产工具；四是新的生产要素；五是新的产品和用途。当前，我们应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培育未来产业，如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并加速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如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全球在这些领域的快速进展预示着颠覆性产品和科技将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生产可能性曲线实现新的拓展和跃迁。
“新”还体现为新服务。新服务主要指的是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具有关键控制作用的生产性服务业。这种新服务作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显得越发重要。当前，服务业在全球经济中呈现出三大特征：一是在各种高端装备中，服务业的价值往往占高端装备或终端50%~60%的附加值；二是世界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比重越来越大，目前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相比，货物贸易比重在收缩，服务贸易比重在扩张；三是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GDP总量中，生产性服务业比重越来越大。然而，与这些国际趋势相比，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占GDP的比重远低于欧美国家。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的制造，我们必须加快发展与制造业紧密相关、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此外，我国服务贸易存在结构比例与世界不同步的问题。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2019年，全球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额的25%左右；2023年，我国服务贸易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为13.6%。2023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2.69万亿元，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1.54万亿元，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有所上升
。因此，培育新质生产力意味着要显著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并增加服务贸易的比重，要使我国服务业的50%是生产性服务业，在整个GDP板块中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应力争达到30%，以提高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这将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和新动力。
新业态也是重要的新质生产力。新业态的培育以推动产业变革为核心，这要求产业组织的深刻调整。其中有两个关键推力：第一个关键推力是全球化。新业态的形成要与全球潮流连在一起，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要坚定不移推进制度型开放，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培育新业态、新模式需要内外贸一体化，换言之，市场体制必须从规则、规制、标准、管理等方面进行改革，形成内外循环一体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第二个关键推力是数字化。数字化形成的产业互联网不仅是国内产业互联网，还包括国际国内产业互联网，尤其是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全产业链贯通与全球化配送的产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平台上集聚了众多提供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和原材料供应的企业。通过数字系统实现全面贯通，以客户为中心的全产业链紧密协作的产业集群将形成并带动销售、金融结算与各类服务，进而成为金融中心、贸易中心、服务中心。掌控未来产业互联网平台者也将掌握“三中心”的制高点。
总体来说，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代表的新制造、以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新服务，以及以全球化和数字化为代表的新业态形成的聚合体就是新质生产力，利用好新质生产力，现在的短板就是未来巨大的增长极。
中国经济未来前景光明，目前的困难也是暂时的。我们需要看到中国经济增长将有四个方面的红利有待释放。
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红利。我国应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战略相结合，释放改革红利。中高收入群体对中高端产品和服务有巨大需求，但供给抑制政策限制了供给能力，导致有效需求得不到释放。要通过扩大中高收入人群消费，带动就业和增加收入，推动经济循环进入供需适配新水平。例如，汽车消费受限行、限牌等措施抑制，理顺这些可刺激消费。类似行业还有改善性住房、高品质医疗教育等，应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有效需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是中国大市场的规模经济效应红利。这一红利源自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统一的法律、税务、商业规则和语言文化，以及全要素全门类全产业链的工业基础。这三者结合产生了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使得在中国市场的制造业能够大幅降低各项成本，从而以价格优势在国际竞争中胜出。这种规模经济效应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自然产生的新红利，也是中国稳定外贸外资基本盘的底气所在。
三是人才创新红利和资本市场红利。从需求端看，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网络零售市场，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而且这个市场在不断升级换代，这将为本土创新提供最为肥沃的土壤。从供给端看，中国有规模庞大的工程师等人才队伍，有随时可以对各种创意创新创造进行产业化的市场主体群，这也是中国创新越发有底气、有后劲儿的重要源泉。此外，资本市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支撑作用也日益凸显。深化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以资本市场的改革贯通创新全链条，将科技—金融—产业的高水平闭环打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所在。具体来说，需要健全退市制度以实现资本市场行稳致远，并推动长期资金入市以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改善投资者结构、推动资本市场进入良性增长轨道，并贯通普通职工参与资本市场、获取财产性收入的渠道。
四是创新对外开放红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带来新开放红利，这一举措将带动货物贸易规则发展，促进服务贸易准入门槛降低，深入应用原产地累积规则，有利于高质量“引进来”和“走出去”，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推动“一带一路”建设。RCEP的实施将显著提升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促进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融合，对东亚乃至全球的经济复苏具有重大意义。此外，应进一步促进《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与RCEP的高质量对接。CPTPP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自贸协定，其高标准的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等规则，将为我国带来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只要我们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释放改革的红利、市场的红利、人才和创新红利与开放红利，必将使中国经济增速保持在5%以上。
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中，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面对新征程中的未知挑战，特别是在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如我国这样人口众多、经济庞大且区域差异显著的大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任务艰巨。因此，高质量发展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迈入新征程，从经济层面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有以下五个方面。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就是要处理好两类问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有与民营的关系，进而放大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优势和红利。
第一，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笔者认为，着重体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两句话上，即“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要通过这些市场基础制度的完善，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进而持续推动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拓展。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的“守夜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是要在维护市场、弥补市场、发展市场方面有所作为，以有为政府促进形成高效市场。
第二，处理好国有与民营的关系。处理国有与民营的关系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改革以来，我国大致形成了政府、非公主体、公有制主体，这三类经济主体经济贡献的占比格局为15∶60∶25。这种经济格局有助于保持经济活力、涵养就业、促进创新等。为了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应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的六条要求：一要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二要采取措施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三要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特别是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四要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将“加强产权保护”落到实处；五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六要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同时，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绿色革命背景下，我国清洁能源产业将蓬勃发展，应依托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主动培育潜在独角兽企业，分享产业发展红利。
这两件事做好了，中国经济将在劳动力红利之后迎来一个新的红利，也就是我们的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所产生的红利——市场红利。
制造业是工业的躯干、经济的基础、民生的保障，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一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发展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方面，自2011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从2006年的峰值（32.5%）降至2020年的26.3%；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在品种和质量上与国际水平存在显著差距，如高端高质产品匮乏、同质化竞争激烈、细分市场开发不足、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以及缺乏国际高端品牌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除了要“稳定”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还要积极“进取”。未来，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努力实现新进展、新突破。
一是以产业链招商打造产业链集群。要从过去招商引资就项目论项目的“点招商”模式向“产业链招商”模式转变，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万亿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链集群，努力推动形成三种集群：第一种是制造业上中下游集群，以汽车产业为例，通过实现70%~80%的本地化生产，将原材料、零部件产业和各种模组紧密结合；第二种是同类产品、同类企业的集群，让多个龙头企业在同一区域落地，共享上游原材料和零部件配套产业，形成集群效应；第三种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集群，通过研发、设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配套，延伸创新链条，与制造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二是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补链、扩链、强链。要聚焦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吸引优势外资进入相对薄弱的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如物流、保险、工业设计、金融科技、数字经济等，以弥补我国供应链的短板，实现更高层次的水平分工与垂直整合。同时，利用现有贸易关系导入产业链上下游优势企业，形成高度集成的产业链新布局。此外，推动现有优势企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这样的产业链集群不仅有助于防范和应对类似新冠疫情这种因天灾导致的全球“断链”风险，而且因其形成的巨大市场份额能有效降低未来在关键领域被人“卡脖子”的风险。
三是培育并形成一批既能组织上中下游产业链水平分工，又能实现垂直整合的制造业龙头企业，这些企业将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三链”）发展和融合中扮演引领者的角色。中国制造业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复杂产品组装能力，这是由众多企业组成的产业链上的“龙头”支撑的。虽然与掌握着“三链”的跨国公司相比，我们在中间环节的增加值还有待提高，但几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已经让许多内资企业培养出了大规模制造和管理的能力，这为我们培育具备上中下游产业链水平分工和垂直整合能力的制造业龙头企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是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型“链主”企业。微软公司、谷歌公司、苹果公司是生态主导型企业的典型例子。以苹果公司为例，它已经是一个“无部件制造商”，是一个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组织全球价值链的、特殊的商业组织。当前，中国部分领域已有此类企业，如华为，我们要倍加珍惜。第一，用中国大市场为这类企业推广应用、迭代技术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第二，鼓励这类企业树立全球视野，根植全球化基因，通过搭建国际交流、项目合作和市场开拓平台，帮助这类企业在全球进行知识产权、行业标准的布局；第三，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生态主导型“链主”企业的共同特征是在底层技术上形成自主的知识产权。支持此类企业发展壮大，强化其知识产权保护就是从根本上对其竞争力形成有效保护，这方面尚需持续加强。
五是谋划和布局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这是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制高点。产业链集群化真正的主战场在于一些世界性的、具有万亿美元级别的耐用消费品。今后二三十年，能够形成万亿美元级别市场的“五大件”大体包括以下五种：第一，无人驾驶的新能源汽车；第二，家用机器人；第三，头戴式的增强现实/虚拟现实（AR/VR）眼镜或头盔；第四，柔性显示；第五，三维（3D）打印设备。要积极进行前瞻性布局，主动出击，围绕“五大件”等重点产业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此外，大健康产业的未来发展势头也很强劲，不容忽视。
中国的乡村振兴与区域协调发展面临“胡焕庸线”的基本约束，这要求我们立足国情，通过社会、经济、技术手段对其进行破解制约。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可抓住两个重点：
一是以工业的思维、互联网的思维经营农业，形成从“田园”到“餐桌”的高水平产业链、供应链。要发展农业深加工业、涉农服务业。一些地方已将发展“一村一品”等特色农业与冷链物流、直播电商结合起来，探索出了根在农业农村、触角延至全国各地的成功模式，这就是以工业的思维、互联网的思维经营农业。
二是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盘活农村“三块地”，即农村土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实现土地资源依法有序流转，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农民和农村因“三块地”带来的财产性收入会逐步增加，城乡差距也会因此得到较大改善。对于西部大开发，关键是发挥西部资源禀赋优势，如发展滴灌农业和光伏发电产业，这需要大资本、大企业集团、高科技、国内外大市场和配套大系统的支持。通过这些措施，有望缩小东西部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的目标，旨在推动高质量城市群、都市圈的形成，并发挥其辐射带动效应，促进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在2021年末已达64.7%，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城市体系。各类城市逐渐由“各管各”的发展阶段迈向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阶段。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等地区，已经开启了大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征程。其中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为主的城市群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例超过40%，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动力源。2013年，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伟大倡议，亚欧大陆的整体格局悄然发生变化。特别是中欧班列的开通和运行，将几乎中断的亚欧大陆桥变成了沿线国家间“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陆上丝绸之路。
在这样的大格局下，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经济版图也将发生新的变化。事实上，与海洋贸易相比，这种基于跨国班列的陆路贸易有四重经济价值：一是压缩了贸易环节，进而推动贸易分销体系形成新的变革；二是以比空运省钱、比海运省时的独特优势丰富了国际运输服务供给；三是沿路推行“三互”大通关和多式联运“一票制”，将推动形成陆路贸易规则和标准体系；四是既给铁路枢纽城市带来了枢纽经济，也给沿线带来了通道经济，从而更能适应各类贸易业态的创新发展。在跨国班列的带动下，处于“世界岛”中间的中国中西部地区也由过去的开放末梢一跃成为开放前沿。依托这些内陆城市建设的国际陆港，如重庆、成都、西安、郑州等陆港城市，也必将如海洋运输中的海港一样，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未来，在泛亚铁路的推进下，中国与东盟近9000亿美元的货物贸易，如果有40%的运输由泛亚铁路及其跨境高速公路来实现，那么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云南与东盟4000多千米的边境线上，多年发展的边境贸易将从原来边境线上两地居民互通有无的、单一层次的摊贩式集市，发展为多层次的口岸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易等，进而推动沿线的通道经济、口岸经济、枢纽经济快速发展，促进区域性陆港城市群的发展，形成沿边开放的新格局。
党的二十大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出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为此，部署了五个方面的任务：
一是以推动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贯通内外循环。要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让中国的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成为全球要素资源强大的“引力场”，就需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让内循环与外循环有效贯通起来。一方面，要以内外贸一体化为重点，推进内外贸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的衔接工作，实现同线、同标、同质。支持市场主体内外贸一体化经营，促进内外贸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向研发设计、关键零部件生产、维修与再制造、销售结算等产业链中高端延伸；依托开放平台开展内外贸一体化试点，打造内外贸融合发展平台，支持建设内外贸“一站式”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围绕我国对外开放长期存在的短板领域，如金融服务、教育、医疗、卫生、养老和数字经济等，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继续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同时，要在国民待遇、公平竞争、知识产权、环境保护、政府采购、公共服务等方面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在政府行为法治化方面迈出新步伐，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
二是以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为重点建设贸易强国。在过去10年中，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主要是由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推动的。权威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商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将因智能制造、增材制造等技术的进步减少10%，到2040年服务贸易的占比有望提高到30%。中国已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要成为贸易强国必须在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上发力。目前，中国已经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将有助于中国与国际上的高标准数字规则进行兼容和对接，推动数字贸易领域的开放，为企业提供数字产业合作的机会。可以预见，未来我国服务贸易额占全部贸易额的比重将会逐步提升，服务贸易中数字贸易的比重也会逐步提升，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将与货物贸易一道支撑中国贸易强国建设。
三是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带动全域、全方位对外开放。迈入新征程，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突破一些“瓶颈”和障碍，加快形成以中欧班列为依托，以沿线主要枢纽为支撑，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的国际经贸合作大通道。特别是要考虑通过对运力布局的优化调整，为带动全域、全方位对外开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除了北上（东中部两通道）、西出（西部通道）两大战略方向，还有南向大通道，其中一个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另一个是以中老、中越、中缅三大通道为依托，面向中南半岛的南向通道。这些通道在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无缝连在一起的同时，也将带动相关区域的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四是实施“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战略。作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自由贸易港、各自由贸易试验区牢牢把握制度创新这一核心任务，主动对标国际经贸规则，形成了一大批创新探索成果。其中，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已进入具体施工阶段，预计2025年封关运作，这将是一个里程碑。总体来看，国际经贸规则演进的基本方向是“三零”，即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由边境外措施向边境后开放转变，更加强调营商环境的趋同化。这就要求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试验区以更大的力度、更高的标准和更实的举措开展创新探索和压力测试，重点围绕高水平经贸规则所涉及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形成突破，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为中国参与国际经贸新规则谈判和全球经济治理探索新经验形成新示范。
五是以“人民币国际化+高质量走出去”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合作。人民币国际化正步入制度设计与行动的有序发展新阶段。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数据显示，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于2021年12月提高至2.7%，超过日元成为全球第四位支付货币，2022年1月进一步提升至3.2%，创历史新高。接下来，要在进一步扩大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币互换和清算安排的基础上，推动中国与沿线的贸易和投资尽可能以人民币计价、以人民币收付、以人民币结算、以人民币储备，在扩大使用中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预计未来15年，随着中国跨境贸易、大宗物资进口、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逐步推行以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国际化将取得重大进展。
当前，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是新形势下适应新科技革命要求、打破各种“脱钩断链”图谋、谋求科技自立自强的有效手段。中国经济有条件开辟新领域、制胜新赛道，这得益于庞大的市场需求、人才队伍和产业基础。
新形势下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必须形成新型举国体制。一是要加快形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按照“四个面向”要求，聚焦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布局建设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抢占事关长远和全局的科技战略制高点，为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创新提供支撑。二是要组织开展一批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发挥“五个一批”的作用：解决一批科技难题、形成一批原创性成果、培养一批优秀科技人才、培育或支撑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占领一批国际科技创新前沿高地。三是要按照“揭榜挂帅”的原则实行科技“赛马制”。实行重大科技项目“揭榜挂帅”有利于形成相互竞争、万马奔腾的“赛马制”，针对同一个科技问题形成多路线、多方向、多种解决方案，通过比选、分析，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联合攻关方案，减少科学探索的盲目性，节约科技资源。
此外，加快创新驱动要与市场和资本有机结合起来，克服创新链条的三个短板。要针对我国科技创新存在的三个短板——原始创新、技术转化创新以及产业化能力——采取分类施策。在原始创新方面，应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吸引高层次专业人才参与；在技术转化创新方面，需完善激励机制，促进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在产业化能力方面，要发挥科创板的资本引领作用，优先支持关键技术产业化项目。通过这些措施，力求将科创板打造成与美国纳斯达克相媲美的资本市场，激活全流程创新链条，从而推动全社会科技创新的蓬勃发展。
回望2023年，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加速演进，中国经济在历经无数挑战与风雨后，依旧展现出其坚韧不拔的底蕴与蓬勃的生机。我们要正视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们国家在制造业板块、服务业板块、新业态板块都有巨大的潜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代表的新制造、以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新服务，以及以全球化和数字化为代表的新业态形成的聚合体就是新质生产力，利用好新质生产力，现在的短板亦是未来巨大的增长极。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国将以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实体经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重点着眼于坚持“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阶段格局，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立足国情振兴乡村，强化城市群都市圈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贸易强国，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展望未来，中国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释放改革的红利、市场的红利、人才和创新红利与开放红利，持续以自身的新发展步伐，为全球舞台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与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