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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轨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学术界基于不同视角给予了多种解答。总结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说法：第一，基于“过程论”的视角。在此视角下，转轨经济形态即处于“过程中的经济”形态，该种提法意味着将介于两种体制间的某一经济过程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可能性。
第二，基于社会演进的阶段性视角。在此视角下，转轨经济形态属于一种过渡经济形态，即当经济由社会一个历史阶段向另一个历史阶段的过渡期运行时的一种经济状态。
第三，基于经济体制转轨视角。在此视角下，转轨经济形态即在经济体制转轨条件下，资源配置方式与经济运行方式处于变动过程中的经济运行状态。
不难看出，前两种说法是从一般意义上阐述转轨经济形态的内涵，即转轨经济形态具有一般过渡经济形态的普遍特性，而第三种说法则较之前两种说法更具体一些。结合以上三种关于转轨经济形态的定义，本书研究的转轨经济形态，主要是指一国经济体制在由计划经济或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向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转变的漫长进程中，其资源配置方式以及经济运行方式呈现出的动态变化趋势，进而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殊的经济运行形态。换句话说，转轨经济形态实际上就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及经济运行方式游离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并以成熟市场经济为趋向的具有过渡性质的经济运行形态。随着经济体制转轨进程的不断加快，转轨经济形态与计划经济形态之间的差距趋于无限大，而转轨经济形态与成熟市场经济形态的差距又趋于无限小，一旦转轨经济形态完成量的积累实现向成熟市场经济质的飞跃，它就完成了在这一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使命。然而，社会发展总是遵循着由低一阶段向高一阶段不断演进的规律，每一次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演进，其经济运行状态都会发生相应的演进，以适应新的社会发展阶段。而每一次经济运行状态的演进都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进程，其演进的路径为：旧的经济运行状态→以旧的经济运行状态为主，以新的经济运行状态为辅→以旧的经济运行状态为辅，以新的经济运行状态为主→新的经济运行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今时代我们研究的转轨经济形态，只不过是社会发展众多阶段性演进进程中经济运行状态发生演进的一个实例而已。
与传统计划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相比，转轨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经济形态，其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过渡性。与计划经济形态和市场经济形态相比，转轨经济形态不具有完整的独立性和较好的稳定性。换句话说，它不是经济运行状态演进的终极目标，而是实现终极目标的手段，从它身上更多看到的是一种过渡性。也正因如此，我们总能从转轨经济形态中，既看到计划经济的影子，又发现市场经济的因素。第二，动态性。转轨经济形态的动态性是因其过渡性而生的。在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运行方式由计划向市场过渡的过程中，计划因素和市场因素此消彼长式的发展，构筑了转轨经济形态的动态式发展曲线。也正因如此，处于不同时点上的转轨经济形态，计划因素和市场因素的力量对比都是不同的。第三，国别性。如果说过渡性和动态性阐释了转轨经济形态的共性特征的话，那么国别性更多体现了转轨经济形态个性的一面。所谓的个性主要缘于不同转轨经济体的差异。而转轨经济体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各国的国情、转轨方式、实施路径等因素不同造成的。正是这些差异，导致各国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运行方式在由计划向市场过渡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表现出本国特色，从而为转轨经济形态打上了鲜明的国别性烙印。如当今备受瞩目的转轨经济体俄罗斯、波兰、中国、越南等国家，虽然同处于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期，但是不仅所处的转轨经济形态发展阶段不同，而且在政府行为、国有企业改革及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都表现出了异同。此外，正是因为转轨经济形态具有鲜明的国别性特征，本书才会选取俄罗斯和越南进行转轨经济形态比较研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这一原本只是个别国家的行为，逐渐变成了群体性的行为。这是因为，当今全球共有30多个国家大约1/4的全球人口加入了这一转轨队伍。经济体制转轨国家的群体性行为吸引了国内外学者对转轨经济进行研究，并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研究方法。就目前国内外针对转轨经济研究业已形成的各种研究方法来看，至少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激进与渐进的分析方法，即用体制变革的速度来对转型进行分类和价值判断；第二类是转型的收益-成本分析法；第三类是宪政与非宪政的分析法；第四类是将预先设定转型目标作为可观察的指标对转型进行分类和判断；第五类是制度分析法，包括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以及比较制度分析等。”
第六类是转轨-转型双重视角分析方法。其中，“转轨”即经济体制的转轨，“转型”则用来表示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该方法的出发点是“各转轨经济体在经济转轨这一特定阶段的经济运行既受到体制转轨的制约，也受到发展转型的制约，从而构成了‘转轨-转型’经济的双重约束”
。
不同的研究方法，依据的理论研究范式也有所不同。西方学者对转轨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早，因此当今流行的转轨经济理论研究范式主要源于西方流行的经济学理论。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古典理论及制度-演进学派理论范式。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先后提出的“华盛顿共识”和“后华盛顿共识”，一直是当今世界比较流行的转轨经济理论研究范式。经济转轨初期盛行的“华盛顿共识”认为，只有大规模地、迅速地实现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即迅速实现与西方式的游戏规则并轨，才能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休克疗法”。然而，现实中，俄罗斯等国家实施“休克疗法”后，经济迅速下滑，乃至濒临崩溃，并没有出现预期的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后华盛顿共识”基于“华盛顿共识”存在的缺陷，以制度-演进学派理论为指导，对“华盛顿共识”进行了补充。该理论强调制度建设对经济转轨的重要性。
第二，比较经济学理论范式。该理论范式主要流行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即大规模经济转轨浪潮形成之前。其比较的主要对象一般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国家。通过比较，分析和总结别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及教训，为本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智力支持。以中国为例，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非常注重学习和借鉴别国市场经济建设的经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我们比较和借鉴的对象。”
第三，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范式。新制度经济学将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引入转轨经济学的研究，这对于转轨经济研究中出现的一些制度现象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首先，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认为，如果现存的制度已经无法实现经济效率的提高，那么它必将被新的制度取代。其次，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作为一种激励与约束机制，将直接影响到资源配置的效率，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经济绩效。再次，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企业理论认为，市场和企业都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两者可以相互替代。企业和市场的边界在于，利用企业配置资源的交易成本与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交易成本相等。最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在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方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