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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入剖析经济转轨国家的演变脉络时，转轨经济形态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透视窗口。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纷纷踏上了经济转轨的征途，然而，至今尚未有国家能够全面完成经济转轨。这一长期且复杂的历程，凸显了转轨经济形态在其中的核心地位。转轨经济形态是经济转轨国家特有的经济现象，其诞生与经济转轨的启动同步，并随着转轨的深入不断演变。这一经济形态的独特性在于，它既非典型的计划经济，也非成熟的市场经济，而是处于这两者之间的过渡状态，呈现出一种动态、发展的轨迹。这种过渡性具体体现在从计划经济的逐步退出到市场经济的逐步引入和完善，是一个不断调整、不断适应的过程。转轨经济形态的形成与发展，受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深刻影响。这些矛盾是推动经济形态变迁的根本动力，也是理解转轨经济形态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深入研究转轨经济形态，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经济转轨国家的经济转轨进程，还能为我们提供解决类似问题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以俄罗斯为例，其“休克疗法”试图通过激进的改革迅速实现经济转轨，但效果并不显著，反而使国家陷入了经济衰退的困境。这一案例促使我们深刻反思转轨经济形态及其影响因素。与此相对照的是，越南等国家通过渐进式的经济转轨策略，逐步放宽限制、引入市场机制、加强法治建设，取得了相对较好的经济成效。这些案例为其他国家的经济转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因此，转轨经济形态不仅是透视经济转轨国家经济转轨进程的关键维度，也是我们理解经济转轨国家经济现象、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深入研究转轨经济形态，对于推动经济转轨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全球经济平衡与稳定具有深远意义。
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将进一步挖掘转轨经济形态的形成机制、演变规律及其对经济转轨国家的影响等核心问题。通过深入剖析这些问题，以期能够更全面地揭示转轨经济形态的本质和特征，为经济转轨国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同时，这有助于我们在实践探索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理解，为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在当今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中，经济转轨国家的实践主体主要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事实上，自20世纪50年代起，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便开始了针对消除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系列变革尝试。这种变革尝试后来逐渐演变为向市场经济转轨。7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先后开启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进程，并逐渐走出了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经济转轨之路，进而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转轨经济形态。其中，有的国家是经济转轨伴随着政治转轨，如苏东地区国家；有的国家则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基本出发点，积极推进本国的经济转轨，如越南等国家。
众所周知，这些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大部分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状况下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这些国家在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尽管计划经济体制曾为它们的经济发展做出过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但是不得不承认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除苏联外，基本上都位于发展中国家行列。苏东剧变后，苏联分裂为15个国家。俄罗斯作为苏联最大的继承国，因国内各种危机叠加而进入发展中国家行列。现如今的5个社会主义国家，尽管经济发展势头较好、速度较快，但因历史上长期受到帝国主义的入侵，饱受战乱和被掠夺之苦，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因此，除民主德国因两德统一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外，其余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仍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因此，对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转轨经济形态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况。
苏东剧变后，中国、越南、朝鲜、古巴、老挝5个国家顶住了各方压力和挑战，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积极通过改革巩固和发展本国经济。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已经成功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新阶段。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无到有，并日趋发展壮大，但仍面临一系列挑战，需要继续探索，不断丰富和完善。对其他国家转轨经济形态进行比较研究，总结其经验教训，可以为中国等处于经济转轨进程中的国家提供借鉴。在众多经济转轨国家中，俄罗斯和越南均是中国的邻国，也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又与中国开启经济转轨的时间相近。因此，选取俄罗斯和越南转轨经济形态进行比较研究与考察，对于中国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具参考价值。
首先，虽然俄罗斯和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目标取向有着原则性的区别，俄罗斯以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而中国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但两国经济转轨的起点是一致的，经济转轨的任务是相似的，即废除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与此同时，俄罗斯走的是激进式经济转轨道路，并意图在短时间内通过自由化、市场化、稳定化迅速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而中国则选择了稳妥的渐进式转轨道路。因此，在经济转轨速度上，俄罗斯远快于中国，从而使俄罗斯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先于中国进行。中国可以从俄罗斯宏观经济体制改革中吸取经验教训，少走弯路。
其次，尽管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经济几近崩溃的边缘，但是从2000年开始，俄罗斯经济逐渐走出危机，并表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截至2008年底，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达到2271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七。虽然这与苏联时代的第二大经济强国位置相比，尚存差距，但是俄罗斯仍不失为一个世界经济强国。同时，“休克疗法”迅速摧毁了俄罗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因而，在未来经济转轨道路上，俄罗斯遇到的来自体制上的障碍要比中国小得多。“阵痛”后苏醒的俄罗斯是否会一跃而起，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值得肯定，在经济转轨具体探索的进程中，中俄两国之间更多的将会是相互借鉴经验。
最后，越南经济转轨的初始条件与中国相近，虽起步晚于中国，但发展很快，且深受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经过几十年的革新开放，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日渐清晰并焕发活力，却也不断面临新的挑战。作为小体量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转轨经济形态的演变更像一面“镜子”，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轨提供了借鉴。
总而言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一个历史进程，由此产生的转轨经济形态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俄罗斯和越南是经济转轨国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国家，深入研究两国的经济转轨进程及转轨经济形态、总结其经验和教训，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发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规律，同时为其他经济转轨国家提供有益的借鉴。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苏联及在其不同程度帮助和影响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先后放弃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而建设市场经济体制，开启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经过几十年的艰辛探索，这些国家大多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转轨经济形态。学术界关于创建一门转轨经济学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学者纷纷从各自选取的视角出发，将转轨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如张军的《中国过渡经济导论》（1996），俄罗斯学者布兹加林、拉达耶夫合著的《俄罗斯过渡时期经济学》（1999），比利时学者热若尔·罗兰的《转型与经济学》（2002），毛增余的《斯蒂格利茨与转轨经济学》（2005），陈宗胜的《双重过渡经济学》（2005），吕炜的《经济转轨理论大纲》（2006），等等。综观学术界对转轨经济学的研究，学者倾注了大量的精力，致力于经济转轨的理论、转轨的路径、转轨的模式、转轨的绩效评估，以及不同国家经济转轨的比较等方面的研究。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经济转轨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角度对中国的转轨经济进行了研究，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中国转轨经济的理论研究。如若晨的文章《经济工作者要注意研究“转轨经济学”——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戴园晨访谈录》（1997）、黄范章的文章《中国经济“转轨”的基本特征、关键及难点》（2002）、王曙光的文章《转轨经济的路径选择：渐进式变迁与激进主义》（2002）、许宏俊的文章《转轨经济的一个视角：“细分-重构”论》（2003）等。此外，吕炜所著的《经济转轨理论大纲》（2006）以中国经济转轨的整个进程为研究对象，研究了转轨实践的共性和个性特征，并提出了“经济转轨过程观”。颜鹏飞所著的《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大变革：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发展观》（2009）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发展观为视角，解读了中国经济转轨进程中的社会经济形态变革。
（2）关于中国转轨经济的实证分析。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者的研究紧跟中国经济转轨实践，主要从金融领域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公司结构治理、国有企业改革、银行业改革、资本外逃，以及对中国转轨经济的整体把握等视角出发，对中国的转轨经济进行了解读。如肖梦的文章《转轨经济中的中国金融改革——楼继伟、吴晓灵、谢平新春对谈》（1995）、巴曙松的文章《转轨经济中的非均衡区域金融格局与中国金融运行》（1998）、卢映西与谢正勤合著的文章《转轨经济中的金融自由化：次序与路径选择》、伍戈的博士学位论文《转轨经济中的商业银行特征与货币政策效率》（2004）、汪承亮的博士学位论文《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角色定位及其演变机制研究》（2005）、唐跃军的文章《论转轨经济中的内部人控制与道德风险》（2002）等。此外，中国的转轨经济也吸引着国外学者的目光。如青木昌彦与张春霖合著的文章《对内部人控制的控制：转轨经济中公司治理的若干问题》（1996）、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与朱蕾合著的文章《转轨经济中公司治理结构的失败》（2000）。
（3）关于中国与其他国家转轨经济的比较研究。一般情况下，中国学者在对国外转轨经济进行研究时，都或明或暗地以中国转轨实践作为对比标准，而被用来与中国转轨经济进行比较性研究的则主要是俄罗斯、越南等国家。比如，李新的著作《向市场经济过渡：俄罗斯与中国》（2001）、皮军的著作《中越经济体制改革比较研究》（2002）、景维民和孙景宇等合著的《经济转型的阶段性演进与评估》（2008）、李若谷的著作《世界经济发展模式比较》（2009）、保建云的文章《经济转型时期中国与越南经济增长比较分析》（2007）、郭连成的文章《经济全球化与转轨经济发展的关联性分析——对转轨国家经济的一个新的分析视角》（2007）等。
俄罗斯和中国各为世界格局中的一极，两国转轨经济的发展一直备受注目，尤其是两个国家在选择经济转轨路径、模式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很多学者喜欢将两国的转轨经济进行多角度的比较。普京执政后，对俄罗斯经济转轨进行了调整，俄罗斯一度实现了经济增长，因此，关于俄罗斯转轨经济的专项研究多了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俄罗斯推动经济转轨进程的缘由探究。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视角出发对俄罗斯政府推动经济转轨的原因进行了阐释。如匈牙利亚诺什·科尔内的著作《短缺经济学》（1986），俄罗斯阿纳托利·丘拜斯的著作《俄罗斯式的私有化》（2004）、别洛瓦的文章《国家的宏观经济分析》（1993），中国张康琴的文章《“休克疗法”与俄罗斯经济改革——评萨克斯教授的辩解》（1995）、徐坡岭的著作《俄罗斯经济转型轨迹研究——论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经济政治过程》（2002）、胡键的文章《俄罗斯转轨的制度经济学分析》（2004）等，学者纷纷从苏联体制失败、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剧变之初的俄罗斯制度不健全、应对政治经济危机等方面对俄罗斯政府推动经济转轨的主客观原因进行了阐释。
（2）关于俄罗斯选择激进式改革道路的研究。如俄罗斯乌留卡耶夫的著作《期待危机——俄罗斯经济改革的进程与矛盾》（2000）、俄罗斯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著作《俄罗斯往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2000）、中国汪宁的著作《俄罗斯私有化评说》（2001）等。这些学者从主客观因素的角度对俄罗斯选择激进式改革道路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3）关于俄罗斯实施经济转轨环境的研究。学者主要从指导理论、初始条件、具体政策等方面对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大环境进行了研究。如中国许新的文章《俄罗斯经济转轨评析》（2000）、关雪凌的文章《制度变迁中的俄罗斯经济转轨战略——理想化和现实性的冲突与调整》（2000）、刘文革的著作《强制性制度变迁——“俄罗斯转轨之谜”的经济学解释》（2003）；俄罗斯梅德维杰夫的著作《俄罗斯经济安全问题》（1999），布兹加林、拉达耶夫合著的《俄罗斯过渡时期经济学》（1999），格里戈里的博士学位论文《俄罗斯的社会经济系统及现代化问题》（2005），安德里安诺夫的著作《市场经济自我调节理论：可持续发展新构想》（2009）等。
值得指出的是，互联网上关于俄罗斯学者对本国转轨经济研究的相关文章也比比皆是。这些文章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转轨经济的实质、俄罗斯转轨时期的经济、俄罗斯的市场经济、转轨经济的条件、俄罗斯的经济政策、国家在转轨经济中的作用、俄罗斯过渡经济的特征、转轨经济的理论和内容等。
（1）关于越南经济转轨的评价性研究。自1986年越南实行新一轮经济改革以来，经过数十年的革新实践，越南的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许多学者以此为切入点对越南经济转轨进行了整体或专项研究。如贺圣达与齐欢合著的文章《对革新开放以来越南经济现代化水平的评价》（2007）、陈江生与毛惠青合著的文章《越南经济的革新及发展前景》（2007）、曹丽的文章《越南经济现状及发展趋势》（2004）、何展的硕士学位论文《越南革新开放的经验及其启示》（2007）、李叶的硕士学位论文《越南的革新开放之路》（2008）、杜氏秋恒的博士学位论文《越南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研究》（2008）等。
（2）关于越南经济革新理论的研究。越南经济革新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因此，关于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理论也格外吸引学者的注意力。如清明的文章《越南：定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995）、许宝友的文章《论越南的社会经济转型》（1997）、孔耕蕻的文章《越南、老挝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与实践》（1998）、聂槟的文章《浅析越南的经济改革》（2000）、梅胡蒂与张强合著的文章《越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2001）、于向东的文章《越南“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2002）、王德林的硕士学位论文《越南经济革新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经济》（2002）、陈明凡的文章《越南的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中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比较》（2005）等。
（3）对越南转轨经济中各种因素的研究。如崔桂田的文章《越南在经济转型中处理社会矛盾的举措》（2009）、潘再见的文章《越南经济转型的阶段性特征分析：基于金融视角》（2009）、米尔扎·H.A.与纪何合著的文章《外国直接投资对越南经济发展的影响》（2005）、贺力平的文章《外资流入中的国内因素与国外因素——评外国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越南案例》（2005）、陈文的文章《越南经济发展中的环境问题》（2003）、许梅的文章《浅析外国直接投资在越南经济发展中的作用》（2002）等。由此可见。学者力图从自己的视角出发解析越南转轨经济的发展。值得指出的是，2007年，莫斯科国立大学东南亚现代问题研究中心出版了一部著作《越南过渡时期的革新（1986-2006年）》，该书在大量越南文献基础上对越南革新的方向、进程、成果进行了比较详尽的阐述，是一部难得的关于越南革新的著作。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一些事实。第一，对转轨经济的一般性理论探讨较多，其中不乏浓厚民族特色的转轨经济理论，如中国和俄罗斯。第二，关注经济转轨国家各项经济变革措施的研究较多。第三，经济转轨国家之间的比较性研究居多。学者通常选取中国、俄罗斯、越南等国家作为比较对象，以转轨的路径、模式以及某一领域的改革作为比较点。可以看出，学者力图全方位解读经济转轨国家，但也存在研究的薄弱环节。比如，关于经济转轨模式的研究居多，但将经济转轨作为一个渐进性进程的研究比较薄弱，尤其针对经济转轨国家介于计划经济形态和市场经济形态之间的转轨经济形态的专项研究更是少见。此外，关于转轨经济国际比较类研究，中国学者的研究重点集中于中国与其他转轨经济国家的比较研究，其中，以中俄、中越比较性研究居多，而对其他转轨经济体间的比较性研究较少。为更全面地向世人展现经济转轨国家及其转轨经济形态、扩展国内转轨经济研究的范围，本书试图在学习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俄罗斯和越南的转轨经济形态进行比较研究，以期为国内的转轨经济研究贡献绵薄之力。
研究方法取决于研究的内容及其所要达到的目的。本书以俄罗斯和越南转轨经济的比较为研究视角，比较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对俄罗斯和越南各自的经济转轨进程进行比较；第二，对俄罗斯和越南宏观经济体制变革的初始条件、路径、方法、绩效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本书试图达到两个目的：第一，展现俄罗斯和越南转轨经济形态演变的轨迹；第二，寻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进程中的规律性，及其对中国转轨经济演进的有益启示。为此，本书采取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再由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这是一个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阶段，也是后一阶段对前一阶段发展成果不断继承和创新的阶段。正是有了前一阶段转轨经济发展量的积累，才会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实现，才会有市场经济不断走向成熟的希望。本书试图通过对俄罗斯和越南转轨经济形态演进轨迹的比较分析，总结出转轨经济形态演进中的规律性，并以此为其他经济转轨国家的转轨经济演进提供有益的借鉴。
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证明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渐进的过程中，经济转轨国家的经济形态既不是完全的计划经济，也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而是介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特殊经济形态，其演变路径为计划经济→计划因素多一些，市场因素少一些→计划因素少一些，市场因素多一些→市场经济。鉴于转轨经济形态的特殊性，为全面展现俄罗斯和越南转轨经济形态演变的轨迹，并从中寻找规律性，本书依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对俄罗斯和越南20多年经济转轨的进程进行分析与阐述，试图通过不同经济转轨阶段的递进性展现两国转轨经济的发展轨迹。本书将俄罗斯的经济转轨进程主要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戈尔巴乔夫时代、叶利钦时代、普京时代、“梅普组合”时代，将越南经济转轨的进程也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经济革新的探索（1979-1986年）、经济革新的突破（1986-1991年）、经济革新的深化（1991-2001年）、经济革新的新阶段（2001-2010年）。
实证分析法是本书重要的研究方法，主要由本书选取的研究视角决定。本书除第一章，其余章节均采用了实证分析法。从俄罗斯和越南经济转轨的初始条件，到两个国家经济转轨的历史进程，再到两个国家具体的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本书采用了大量事实论据，尤其是引用了大量数据，试图对俄罗斯和越南转轨经济形态的演变轨迹进行全面的阐述和论证。
比较分析法是本书重要的研究方法。从俄罗斯和越南经济转轨进程的纵向比较，到俄罗斯和越南经济转轨的横向比较；从俄罗斯和越南经济转轨前的政治体制与国情背景比较，到俄罗斯和越南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比较；从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方法、内容比较，到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绩效、存在的问题、发展的前景比较。总之，比较分析法占用了本书绝大部分笔墨。
本书的重点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对俄罗斯和越南经济转轨的背景，即初始条件进行比较分析，这部分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本书的第三章，是本书选题得以成立的基础。在第三章中，首先，本书选取俄罗斯和越南经济转轨前的政治经济体制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分析比较，本书认为，一方面，作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俄罗斯和越南在经济转轨前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计划经济发展历程，都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都是因为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到尽头，阻碍生产力发展，才开始探索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道路；另一方面，尽管俄罗斯和越南在经济转轨前实行的都是计划经济体制，但是由于它们计划经济体制的植入方式不同，发展程度不同，变革计划经济体制的难易程度也有所差异。其次，本书选取俄罗斯和越南经济转轨前的国情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对综合国力、经济结构、地区经济发展、所有制结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比较，认为经济转轨前的俄罗斯和越南在政治体制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受到人文地理条件和历史因素的制约，两国由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之路又表现出了差异性。总之，用相似中蕴含着差异、差异中隐含着相似来形容俄罗斯和越南经济转轨前国情背景之间的关系较为合适。
第二，本书对俄罗斯和越南具体的宏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比较分析。这部分内容主要集中在第四章、第五章。本书主要选取国有企业改革、价格改革两个方面作为考察对象，对俄罗斯和越南的宏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比较分析。同时，在具体的改革领域中，本书从改革的背景、方法、内容、绩效、存在的问题、发展的前景出发，力图展现俄罗斯和越南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面貌，也试图通过两国在具体宏观经济体制改革领域的对比和分析，得出转轨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从而为中国的转轨经济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本书的难点：俄罗斯和越南具体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比较分析。之所以说它是本书的难点，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比较点众多，不容易把握。本书选取了国有企业改革、价格改革、市场化发展阶段三个领域，分别从改革的背景、方法、内容、绩效、存在的问题、发展的前景出发，试图对俄罗斯和越南宏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比较分析。第二，收集资料难。国内关于越南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手资料不多，且第一手资料大多是集中介绍20世纪90年代以前越南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此，本书在写作过程中，除了转引中国和越南问题研究的相关著作与文章中的越南文献外，还参考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学者的相关论著。
本书的创新点主要在于选取了俄罗斯和越南转轨经济形态比较研究这个题目进行研究。在中国知网上查得的文献中，仅有王金存的《越南与俄罗斯国有企业改革比较》（《世界经济》1997年第3期）和崔亚平的《越南与俄罗斯国家经济政策对比》（《党政干部学刊》2000年第8期），以及郭哲的《论政府对经济的理性干预——基于俄罗斯和越南经济改革的思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对越南与俄罗斯的转轨经济做了有针对性的比较和分析，但失之单薄；而本书是对俄罗斯和越南转轨经济形态的比较研究，较为系统全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该领域研究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