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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经提及，尽管斯大林的继任者一直尝试对传统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变革，但由于他们的改革基本上是对传统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的修补，而非从根本上对传统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彻底的变革，并不属于俄罗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通过对苏联历次经济改革的比较，本书认为，俄罗斯应该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进程中逐渐走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道路的。其中，以苏共二十七大的召开为标志。
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召开。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大会在经济改革方面提出了很多新见解。其中，主要包括：第一，改变以往中央及各级经济管理部门对经济实施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式，强调要用经济手段领导经济；第二，强调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并要求企业逐步朝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筹资金的方向转变；第三，强化各劳动集体对经济管理实施公开、透明、民主监督的作用。为将苏共二十七大的改革精神落到实处，随后苏共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如《根本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基本原则》《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合作社法》《个体劳动活动法》等。由此开始，以国营企业改制为重点的新一轮改革在全国范围展开，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苏联60%以上的工业企业实现了自主经济核算，且经济效益明显好于未改制的企业。第二，传统的单一国营经济体制取得突破，多种所有制经济获得发展。单以苏联登记入册个体劳动者为例，1986年登记入册的个体劳动者不到10万人，而1988年就超过了60万人，增长了5倍。第三，国家管理经济的具体方式发生了改变。传统的指令性计划被指导性计划取代，国家统一定价被合同定价和自主定价取代。
然而，刚刚有起色的经济改革却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变故。以“公开性、民主性”为口号的政治改革扰乱了经济改革的步伐，“到1989年，经济改革已由过去3年的中心工作变成了政治附属品和抵押品。经济状况开始出现恶化。……这一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的许多指标没有完成，经济发展跌进二战后的最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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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挽救遭受政治飓风干扰的苏联经济改革，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1989年1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提出了“经济健康化计划”。该计划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1992年，以稳定国家宏观经济为主要任务；第二阶段为1993-1995年，以完成向市场经济过渡为主要任务。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首次提出“计划-市场经济”模式，长期徘徊在传统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到底向哪个方向实施改革的苏共，终于找到了答案。4月，经过多次会议的讨论，苏共将“计划-市场经济”模式修正为“可调节的市场经济”模式。5月，苏联政府正式提出《关于国家经济状况和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构想》。7月，苏共二十八大正式提出“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过渡”。大会在充分肯定“市场经济是排除过时的国民经济行政命令管理体制的唯一选择”的同时，还对如何实施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过渡做了具体分析。其中包括：“第一，加快制定保证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立法以及法律规则和机制。第二，给企业和所有商品生产者自主权和经营自由，而不问其属于何种所有制形式，促进它们之间发展健康的和诚实的竞争，把国家管理职能同直接的经营活动分开。第三，实现生产、银行、保险、贸易、科研的非垄断化，支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第四，国家对市场关系的调节要有利于维护公民的社会权利，有利于国民经济重大的结构改革，有利于实施科技和生态纲要，以及在世界经济联系体系内确保国家利益。在经济核算原则和劳动集体自治的基础上，在统一市场范围内确保国家对运输干线、邮电、能源和军工综合体各企业的管理。第五，在计划体制方面，转向制定经济发展的贷款利息等手段间接调节经济。第六，保证向可兑换卢布过渡，保证经济向世界市场开放，为企业的对外经济活动创造有利条件，吸收外国资本以便最快地采用先进技术和丰富市场。”
为避免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过渡中出现的消极因素可能会威胁到苏联民众的日常生活，大会决议还特别建议“第一，补偿因调整商品零售价格和服务收费给居民造成的损失，以消费价格上涨为依据，实行灵活的居民货币收入指数化体系；第二，建立维持就业、劳动安置和职业再培训的有效机制，在暂时不就业、重新培训和改行期间实行发放补助金制度；第三，保证对调节市场关系的法律的遵守情况实行社会监督和国家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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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市场经济抱有成见，到正式提出“可调节的市场经济”方式，再到正式宣布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苏共对传统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变革的认识实现了质的飞跃。可以假定，如果苏联政局稳定，苏共及苏联各界能够戒骄戒躁，耐心地依照苏共二十八大决议中的计划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方式过渡，那么“苏联模式”也许还会焕发新的生机。然而，历史是不容假定的。政治上的极度躁动，经济上的徘徊不前，使得激进派没有耐心忍受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方式过渡的漫漫长路，他们妄想寻找捷径迅速完成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任务。激进派的亚夫林斯基起草了一份以广泛私有化和自由化为特征的文件——《400天——使苏联经济加速转向市场原则的构想》，随后又出台了“沙塔林纲领”。由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案，且对这两种方案的争议都很大，此后苏共内部就如何贯彻苏共二十八大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精神展开了长达近10个月的讨论。当最终方案《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获得通过时，苏共已经无法掌控国家局势。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拒绝执行苏共通过的这一方案。至此，苏共二十八大中关于“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变成了纸上谈兵。改革的不作为使得苏联经济进一步恶化，1990年，苏联首次出现经济负增长。与1990年相比，1991年的情况更加糟糕，苏联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15%；到1991年底，苏联的外债总额高达1200亿美元，全国1/3的居民生活在官方公布的贫困线以下。
通过对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阶段性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一些特点：首先，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经济改革措施还是比较温和的，尤其是苏共二十八大上关于“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过渡”的阐释，几乎就是渐进式改革的样板；其次，这一时期的改革突破了以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框架，真正开启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道路；再次，这一时期的改革为后来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奠定了思想基础；最后，受激进政治变革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经济变革仅仅局限于理论上的探讨，根本没有机会付诸实践，而中国、越南的经济改革却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构想变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