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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历程最早可以追溯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苏联既是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发源地，也是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集大成者。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曾经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巨大的贡献，但存在的问题也很多。可以说，斯大林的后继者都没有放弃过对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变革。例如，赫鲁晓夫在农业领域实施的改革，其中包括以扩大农场和农庄的自主权为核心的农业计划体制改革、以提高物质利益为目标的农产品采购制度改革、鼓励农村发展个人副业等内容；勃列日涅夫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改革，其中包括对部门管理体制的变革、对计划体制的变革、对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变革、对物资技术供应体制的变革、对工业品批发价格体制的变革等内容。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作为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也针对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变革进行了探索，如在农业中重点尝试推行集体承包制、在工业中尝试扩大企业自主权等，但由于两人执政的时间都很短（安德罗波夫执政14个月，而契尔年科执政13个月），他们的变革思想还没来得及实践，就因两人的去世而搁浅。从赫鲁晓夫到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尽管这几位领导人都试图对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变革，但遗憾的是，他们的变革都仅局限于对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小修小补，取得的成效也不显著。直到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的改革才开始真正触及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关于这一点，也正如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所强调的那样，苏联处于“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最重大的改组的时期。这种改组已经开始进行……但是，我们只是刚刚起步……现在主要的是，朝着已选择的方向目标明确地、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在已积累的经济的基础上对经济机制不断充实和完善，消除一切陈旧的或者已证明是不正确的东西”
。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因为以下几点：首先，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拥有一个较为完备的理论，即“新思维”，而“新思维的经济内容，主要是围绕社会主义的一些主要原则问题，特别是根据根本改革经济体制而提出的一些新观点”。
其次，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经济改革较以往改革的范围更广，涉及面更宽。以企业改革为重点，从微观经济领域到宏观经济领域，从国内经济领域到对外经济领域，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经济改革发动了有史以来对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最猛烈的攻击。再次，尽管这场改革最终没有帮助苏联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迈进，但是为后来的俄罗斯向市场经济国家迈进奠定了基础。最后，在变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上，为避免改革发生逆转，并不断向前推进，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与叶利钦时期的改革具有一定的继承和发展的关联性。综上所述，本书认为，俄罗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迈进的起点应该落在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体制改革上。
越南地处中南半岛，比邻中国。1945年9月，越南宣布独立。1976年，越南实现国家南北统一。早在1977年，越南就确立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目标。同年9月，越共四届六中全会召开，大会确定了“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的，由国家管理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的改革总路线。但是，当时由于受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影响，越共中央一味地强调改革的速度，忽略了整个社会对改革可以承受的能力，最终改革失败。1986年5月，越共领导人在越共五届十中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并承认改革失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第一次尝试失败后，越南并没有放弃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目标，而是将学习的榜样由苏联转向了中国。1986年12月，越共六大召开，大会再次重申了越共四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改革发展总路线，并出台了一系列涉及农业、工业、金融等领域改革的措施。越共六大以后，由于政策和方法得当，越南迅速摆脱了经济和社会危机，并长期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GDP增长速度平均可以达到7%。因此，从政策的有效性和连续性出发，将越共六大作为越南开启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新时期的标志更为合适。本书将越南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时间界定在1986年12月越共六大的召开。关于1979年越共四届五中全会至1986年越共六大召开前夕的这段时间，本书认为是越南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前的准备阶段。
值得指出的是，无论俄罗斯还是越南，都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进程当中，而且无法预知这一进程结束的时间。同时，由于两国实际上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迈进的时间大体相近，本书主要选取1985-2010年的资料和数据进行比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