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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转轨，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一般而言，“狭义的转轨可界定为经济方面的转轨，包括经济体制的转轨、资源配置的转轨和发展模式的转轨，而广义的转轨可以概括为四大社会变革和转型，涵盖市场化转型（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工业化转型（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全球化转型（从封闭半封闭转向全面开放和融入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制度转型（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和科学发展）”
。由此看来，无论是从广义还是从狭义上看，转轨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那么对于如此浩大的工程，各转轨经济体又遵循着怎样的模式来实现它呢？事实上，从斯大林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建立开始，各社会主义国家就反思斯大林模式，不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体制改革模式，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体来说，业已形成的且具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的争论在西方经济学界拉开了序幕。在这场争论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系统地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可行性提出了疑问。如20年代，新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经济核算》一文中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市场是不兼容的，而市场、价值、货币又是经济核算的重要手段和工具，由此米塞斯得出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实现合理经济核算的结论。30年代中期，另一位新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在其著作《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中对米塞斯的观点做了进一步修正，在哈耶克看来，从理论的角度出发，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合理的经济核算是可能的，但是社会主义经济缺乏完备的市场运行机制和能够及时、准确地传递和反馈市场信息的系统，因而，从实践的角度出发，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合理的经济核算是行不通的。为应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挑战，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这些观点纷纷进行反驳。他们的中心论点是：“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实行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完全能够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完全能够建立一种保证资源合理配置的经济机制和经济体制。”
只不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围绕这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以莫里斯·多布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明确反对社会主义经济运用市场等调节手段，并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较之市场经济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而以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则提出了将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运用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理论构想。这些理论构想集中体现在兰格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书中，该书于1938年正式出版。人们将兰格提出的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和发展模式的理论构想称为“兰格模式”。
“兰格模式”的基本内容如下：首先，在兰格看来，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即便没有真正的生产资料市场，也可以模拟类似完全竞争的市场体制。当然，这些前提条件包括：第一，存在着真正的消费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且消费者和劳动力都有选择的自由；第二，企业经理人将平均生产成本努力降到最低水平，同时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等于该产品的价格决定生产量；第三，由中央计划部门确定积累率和利息率。这样，中央计划部门就可以根据产品的供需情况，采用价格试错法达到市场产品供需平衡的状态。其次，在兰格看来，在不存在真正的消费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而且消费者和劳动力没有选择的权利的前提条件下，同时企业生产严格遵照中央计划部门采用最低平均生产投入组合，中央计划部门可以根据供求状况不断调整价格达到供需平衡的目的。总的来说，“兰格模式”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存在着消费品市场，但是消费者的消费偏好不会对企业的生产产生直接的影响”。第二，存在着两种价格体系，即直接面向广大消费者的市场价格和中央计划部门调节的会计价格。第三，“生产资源由中央计划部门统一直接分配”
。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兰格模式”有许多地方有待完善，但是它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及发展模式的探讨，不仅给予米塞斯、哈耶克等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力的反驳，而且为后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如兰格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自觉模拟市场竞争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总之，“兰格在20世纪20-30年代提出的兰格模式及其试错法实际上展现了转型经济学的萌芽”
。
20世纪50年代，随着斯大林高度集中政治经济体制弊端的日益暴露和南斯拉夫率先实施经济改革，东欧国家也开始纷纷对斯大林模式进行反思，并积极探索本国的经济改革道路。东欧学术界也因此异常活跃，涌现出了一大批敢于创新的学者，同时收获了丰厚的研究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弗·布鲁斯。布鲁斯在反思斯大林模式弊端的同时，积极考察了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含有市场机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被人们称为“布鲁斯模式”。
“布鲁斯模式”实际上就是一种主张分权的模式。其基本主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布鲁斯假定社会实行全部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制。其次，在经济决策问题上，布鲁斯将经济决策划分为三个层次，即第一层次为宏观经济活动的决策，第二层次为微观经济活动的决策，第三层次为个人、家庭经济活动的决策。同时，布鲁斯认为，最理想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应该是“第一层次即宏观经济活动由国家决策，第二层次即微观经济活动由企业自行决策。这种模式即使企业获得了较充分的经济决策权，也使国家可以以一定方式控制企业的活动”
。再次，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问题上，布鲁斯提出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原则。值得指出的是，“布鲁斯模式”所指的市场机制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市场的种种量，在对选择主体的关系上必须始终保持它的参数性质；第二，市场的种种量，必须按照社会的偏好程度由中央计划当局来决定，或者至少用间接方法使之受到有效的影响。把这种模式中的市场机制叫作有调节的市场机制，是有益的。因为这是为了强调它的作用是计划的工具，而不是与计划无关的，甚至是与计划相对立的一个自发因素。”
也就是说，“布鲁斯模式”中的决策分权和市场机制只是计划经济的辅助手段，尤其是市场机制效用的发挥必须严格限定在国家计划规定的范围内。最后，在经济运行的动力上，“布鲁斯模式”主张“企业在选择生产目标和生产方法时自主地进行活动所能遵循的唯一可能的原则”
应该是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
总的来说，“布鲁斯模式”吸收了“兰格模式”中的合理因素。它关于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集权和分权有机结合的思想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实践非常具有启发性。同时，“布鲁斯模式”也不是完美的，尤其是由于提出时间较早，其理论往往落后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
20世纪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改革理论和实践一度十分活跃，引人注目。曾经担任捷克斯洛伐克经济研究所所长，也是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主持者的著名经济学家奥塔·锡克，在总结本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后人称之为“锡克模式”。“锡克模式”实际上是“计划性市场经济模式”。
“锡克模式”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奥塔·锡克发表的《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一书中，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锡克模式”主张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只不过它更多主张的是集体所有制，尤其是股份所有制的“劳动者公司”。可见，“锡克模式”不排斥混合所有制经济。其次，在经济决策问题上，“锡克模式”认为宏观经济决策应由国家总体计划机构负责，并通过国家计划部门制订的分配计划及国民收入分配计划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再次，在经济运行的机制问题上，“锡克模式”主张取消“指令性计划”，依靠工资、税收、利润分红等调节手段实现宏观经济的供需平衡。但同时“锡克模式”强调，在利用市场机制调节经济运行的同时，还要注重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以此来保障经济运行的“社会方向”。最后，从经济运行的动力来看，“锡克模式”认为，企业和职工生产的主要动力不是来自国家计划部门下达的各类生产计划，而是来自企业的利润和分红。
显然，“锡克模式”继承了“布鲁斯模式”的积极观点。主张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上，实现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思想是“锡克模式”与“布鲁斯模式”最突出的共同特点。实际上，“锡克模式”也不是完美的，尤其是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改革中断后，奥塔·锡克流亡海外，其理论主张脱离了经济改革的实践，导致“锡克模式”难以避免地具有局限性。此外，“锡克模式”立足解决捷克斯洛伐克一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因此其理论主张未必适用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像苏联、中国等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
美国经济学教授萨克斯提出的“休克疗法”战略，被认为是“华盛顿共识”的最野蛮形式
，该战略因帮助玻利维亚消除了恶性通货膨胀而得名。其主要内容包括：“放开价格、紧缩财政，全面私有化，对外贸易自由化，使本国货币成为可兑换货币等。”
东欧剧变后，大部分苏东地区国家先后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聘请了萨克斯担任本国经济顾问。这些国家希望借助“休克疗法”成功稳定本国的宏观经济，从而进一步巩固新生的政权。自此，“休克疗法”的实施范围不再局限于治理恶性通货膨胀，而是扩展到了关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转轨等方面的内容。“正如萨克斯本人所指出的，是‘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以激进的、一步到位的方式稳定宏观经济，同时向市场经济转轨’。因此，‘休克疗法’也就成了激进的经济转轨方式的代名词。”
然而，事与愿违，这些国家在实施“休克疗法”之后，本国的宏观经济非但没有得到稳定，反而出现了大幅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也急剧下降。斯蒂格利茨曾经这样描述“休克疗法”在俄罗斯的实验效果：“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经济持续坍塌，产出下降了一半。即使是在郁闷的苏联时代末期，也只有2%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改革’却导致贫困率激增到50%，超过一半的俄罗斯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随着“休克疗法”在原苏东国家相继实验失败，“华盛顿共识”也变得声名狼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