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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起，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问题受到全球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国内外学者围绕这一问题的深度思考和讨论也日渐升温，并由此构建了两种不同的分析框架，即寻找解决方案的问题框架和根植于理论方法的解析框架（Smith etal.，2010）。所谓问题框架，是以问题和解决方案为基础，将生态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割裂，采用价格信号和经济刺激等强调静态、均衡的手段调节两者之间的矛盾。这一研究思路逐渐发展形成了新古典主义环境经济学。
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资源环境问题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并越发激烈。面对上述矛盾，主张寻找解决方案的问题框架逐渐丧失了解决问题的能力。解析框架逐渐成为解决环境问题和经济发展之间矛盾的主要力量。该框架以动态、非均衡为特征，主张社会经济体内部多主体、多要素之间的相互竞争、相互依存和相互成长。解析框架以理论方法为基础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在发展演进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制度理论、演化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成果，形成了环境治理的演化创新视角。随着解析框架的日益发展和演进，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理论成为其主要的理论基础，社会-技术转型MLP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
社会-技术转型MLP综合了演化经济学、创新社会学和制度理论的观点（Geels and Schot, 2007；Geels, 2010），提供了一种解决稳定与变革并存问题的综合方法。
系统科学的问世使西方长期主导的研究范式逐步从还原论转向整体论。在这种研究范式的大变革下，学者开始反思一个问题：单一要素能否在社会现象形成过程中不受其他要素影响而独立地发挥作用？对此，现实情况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某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往往源于多种原因或条件，且多种原因或条件之间常常是相互依赖且无法割裂的。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解释这种现象，需要采用系统化、整体化的思维方式将诸多条件（要素）和结果视作一种组态现象（杜运、贾良定，2017），建立起组态思维。
组态理论（Configurational Theory）的核心概念是Configuration，有学者将其翻译成“组态”，如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有学者将其翻译成“构型”，如张弛、郑晓杰和王凤彬（2017）；也有学者将其翻译成“架构”，如王凤彬、江鸿、王璁（2014），寿柯炎、魏江、刘洋（2018）。总体而言，构型和架构属于直译；组态更加形象，与定性比较分析的集合概念也更加贴近。这里所说的组态，其实就是一种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视角。所谓组态，是指任何共同发生的、概念上可区分的特征所构成的多维度特征群。组态分析采取整体和系统的分析思路，其具有的多维度、整体性特征使其具有分析战略管理等问题的优势。在这种思路下，产生同一结果的方案（路径）是多样的和等效的，不存在唯一的最佳战略。
组态理论根植于系统思想，关注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相互关联的组合方式与共同的作用方向，最早被应用于战略管理领域。基于组态理论的研究不提出假设、不设想某个组态会带来最优的结果，而是以复杂因果关系为基础，认为多个因素并发形成的多种高阶条件组态可能对结果产生相同的作用效果，具有探索性质。而传统还原论思想中独立分析各要素的方法已不再适用于组态问题，因此，需要基于整体论思想，重新构建适用于组态分析的研究方法。在此背景下，突破了定量方法的局限性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方法应运而生。
QCA方法的第一次应用出现在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拉金（Charles C. Ragin）等在1984年发表于《美国社会学评论》（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上，有关就业歧视和歧视程度评估的研究论文中。1987年，《比较方法：超越定性和定量策略》一书出版，对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进行了详尽的细化和完善。该书的主旨是发展出一套新的研究方法，可以让研究者将案例导向型的定性分析方法和变量导向型的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进而实现“将定量和定性的最优特性进行有机整合”。2007年，Fiss对QCA方法及其与战略研究的可能结合做了分析，开启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在战略等组织管理研究领域的应用。2009年，Ragin和Riboux共同出版《QCA设计原理与应用：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QCA方法采取整体（holistic）的视角，开展案例层面（Case-oriented）的多案例比较分析，每个案例都被视为条件变量的“组态”。可以说，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一种针对中小样本案例的研究方法。经过40年的发展，这一方法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研究中。作为一种案例导向型的研究方法，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集合和布尔代数等技术手段为基础，旨在融合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的优势。其定量特性体现在测量每个要素的值从而决定个案在集合中的得分，其定性特性体现在成员得分决定了相应个案是否隶属于某个集合。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关注多个原因或条件与某个特定结果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旨在找到能够导致特定结果的多种条件组合。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在中小规模案例分析中具有突出优势。
“低碳经济”一词最早出现在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低碳经济是通过消耗更少的自然资源和产生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经济产出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生态经济（马丽梅、史丹、裴庆冰，2018）。关于低碳经济的内涵，国际上尚未形成严格且统一的定义（付加锋、庄贵阳、高庆先，2018；潘家华、黄承梁、李萌，2017）。2009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发布《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途径研究》，指出低碳经济是一个新的经济、技术和社会体系，相比于传统经济体系，低碳经济不仅能在生产和消费中节省能源，从而减少大气环境污染，还能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势头。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低碳经济的内涵进行了探索，并积极推动低碳经济理论发展。低碳经济是一个包含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多个方面的综合性、全局性概念（张航燕、史丹，2020），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类调节自身活动进而适应地球生态系统的战略性选择（张文华等，2021）。低碳经济的发展以全球各国互相合作为根本保障，以技术进步作为实现其核心目标的基本手段，提高能源效率、降低二氧化碳强度，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是相较于高碳经济来说的，其实质是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能效、优化能源结构等方式，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的使用，增加可再生能源等低碳能源或清洁能源的比重，从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区位理论是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空间中的相互关系的学说。具体地讲，区位理论是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空间区位选择及一定空间内经济活动优化组合的理论。迄今为止，区位理论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是古典区位理论时期。古典区位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农业区位理论，代表人物为J.H.V. Thunen；工业区位理论次之，代表人物为A. Weber。农业区位理论证明了距离是农业生产在选址时的主要考虑因素，而工业区位理论则将劳动力和运输成本等因素考虑进来，认为除了距离之外，劳动力和运输成本等因素同样对厂商选址具有显著影响。第二个是近代区位理论时期。近代区位理论的代表人物是Christaller和Losch。Christaller提出了中心地理论，为市场范围的选择提供了理论基础；Losch则在中心地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并构建了市场网络模型，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理论发展（徐阳、苏兵，2012）。第三个是现代区位理论时期。现代区位理论的代表人物是Krugman，他提出的中心-外围模型完善了传统区域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区位实质上是指某事物所处的场所或者占据的位置（张文忠，2000）。因此，区位理论将空间因素加入对经济活动的分析和研究中，就如同勒施表达的那样，只有不同地方的事物才会显示出其特殊性（勒施，1995）。换句话说，“一定的经济活动为何会在一定的地方出现”是区位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因此，同一经济活动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可能会存在截然不同的原因及结果（魏伟忠、张旭昆，2005）。
综上所述，不论区位理论如何发展，其核心思想都是相同的，即“不同区域的事物对于同一经济活动的影响是有差异的”。本研究从省域层面入手，结合陕西省的能源系统及其转型发展实际，研究探讨能源系统低碳转型的驱动机制及实现路径，主要受到了区位理论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