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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hnen Frithjof（1961）实证分析了德国的非农就业问题，认为非农就业是德国农场主家庭收入的最重要来源，农场越小，非农收入越重要；而非农收入主要取决于农场主成员对额外职业的渴望、是否存在合适的工作场所、是否存在不需要经营农场的人。
关于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有些学者进行了研究。Bongo Adi（2007）认为，人力资本和农业气候会显著影响农业与非农业的多元化就业结构，尽管这种多元化就业结构的发生率很高，但农业产值并没有显著下降。Anushree S等（2012）认为，社会规范、社会网络、受教育程度与性别对非农就业家庭的决策有显著影响。Xie H和Lu H（2017）定量考察了土地碎片化和非农劳动力供应对农地经营权流转的影响，结果表明，土地碎片化强化了非农劳动力供应对农业土地外流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女性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关于非农就业的效应，有些学者进行了研究。Lohmann C和Liefner I（2009）基于非农就业数据，实证分析了地理位置对贫困的影响，结果显示，城市周边地区和农村地区收入水平存在明显差异。Fan S等（2017）认为，非农就业对促进家庭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家庭收入有显著影响。Andaleeb R和Sumit M（2020）实证分析了印度非农收入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结果显示，非农就业对印度各种粮食安全指标有积极影响。
国内学者对非农就业问题的研究比国外学者晚，他们主要关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特征、非农就业能力评价、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非农就业的效应，以及非农就业与产业结构、城镇化等的关系。
有些学者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特征进行了研究。姜长云（1995）以安徽省天长市为例，基于对农户分化问题的系统调查，认为农户主要分化为纯农户、一兼农户、二兼农户、纯非农户、不在户五种类型，且从纯农户到一兼农户、二兼农户再到纯非农户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程度趋于提高。刘金海（2005）在进行实证分析后指出，从一个乡村农民非农就业的格局基本上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格局、行业布局和发展重点；农民的非农就业已经把农村与整个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关于非农就业能力评价，张成甦等（2014）运用AHP方法构建了非农就业能力综合评价体系，实证了贵州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能力，并认为该地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能力普遍较低。
有些学者对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张甫根（2002）对金山区吕巷镇非公经济与非农就业关系进行了案例分析，并认为大力发展非农经济能够促进非农就业。公共投资对农业生产率和非农就业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不同类型的公共投资对农业生产率和非农就业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杨向阳等，2007），如农村道路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概率，并且道路基础设施状况好的村庄参与非农就业的劳动力会更多地选择在本村、本乡以及本县实现非农就业（邓蒙芝等，2011）。农村女性人力资本也能增加非农就业收入（周春芳等，2008）。其中：培训是影响农户就业选择和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受过培训的农户人均纯收入和劳均纯收入均远远高于没有受过培训的农户；从就业地点来看，经过培训的劳动力容易在本地找到就业机会；从就业时间来看，受过培训的农户非农就业时间要远远高于农业就业时间（任国强等，2009）。那些受教育程度较好、社会资本丰富、家庭负担少、曾经有过务工经历的农户，参加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更有利于实现非农就业（李劲松等，2011）。劳动力自身健康水平和家庭成员健康水平越高，其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越高（孙项强等，2015）。农村劳动力普通话水平对非农就业也有显著影响（何洋，2020）。收入差距和农民工就业率决定的城乡预期收入差距是影响农村非农就业规模的主要因素（李石新等，2011）。关系网络主要在个人与市场互动时产生社会资本的一般性影响，而并非通过提供明确的职位信息或为取得职位提供人情帮助（陆益龙，2011）。在西部边疆农村地区，可用社会资本的限制、家庭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与非农就业之间合理配置的需求的约束及社会资本本地化的程度抑制了社会资本对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陈瑛等，2012）。尽管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机制，但社会网络的广泛性即内部网络主要影响农民的农业收入，异质性即外部网络才影响其非农收入（王建，2019）。辛岭等（2009）认为，农村劳动力年龄、劳动力数量、耕地面积、未成年人数、60岁以上老人数量、村集体经济收入、劳动力所在村附近企业数量和地形特征虚拟变量是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主要影响因素。陆文聪（2011）认为，家庭社会政治地位、劳动比较报酬对兼业农民非农就业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也显示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刘家强等（2011）认为，农民工就业地选择过程具有明显的年龄选择特征和技能遴选效应。家庭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越高、非农收入比值越大，农民工选择省外就业的概率越低；居住地经济越发达，农民工越倾向于选择本地就业。程名望等（2012）认为，乡村干部户从事非农产业的倾向性更强，少数民族户和信教户从事非农产业的倾向性较弱。王丹等（2018）认为，补奖政策与牧户非农就业和收入存在倒“U”形关系，当补贴达到一定程度时，会产生收入增长，进而导致休闲需求的增长。柴剑峰等（2019）认为，农牧民家庭健康结构、是否参与合作社、居住地海拔、是否接受非农产业扶持是农牧民非农就业的主要影响因素。张海霞（2020）认为，电子商务发展促进了农民收入增加，但对农户不同类型收入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对农户家庭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均有显著的带动效应，却负向影响了农户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张俊霞（2013）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不仅取决于宏观经济的发展和非农产业规模的扩大，而且取决于劳动者本身的人力资本水平，为此农村劳动力自身及政府部门要重视教育与培训工作，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进而提高其就业能力。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及城乡不平等的就业制度等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要想更好地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必须加快制度体制改革，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有些学者对非农就业的效应进行了研究。张贵先等（2006）认为，农民的非农就业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是农民收入增长的根本原因。艾春荣等（2010）基于持久收入假说，并利用山东省农户调查数据实证了即使面临流动性约束，农户也能通过非农就业进行调整，维持周期性消费，非农就业与闲暇时间的配置是农户规避收入风险和平滑消费的重要方式。虽然非农就业能够改善家庭收入，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消费，但这一促进作用随着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提高而逐渐减弱，并且对不同类型产品消费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差异（文洪星等，2018）。除此之外，外出打工和非农就业都会通过提高家庭收入增强对子女的经济支持，从而有利于子女获得高中和大学的教育机会（郭琳等，2011）。钱龙等（2016）认为，农户家庭非农就业不利于其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的提高。万晶晶等（2020）认为，如果忽略农业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市场供给的正向效应与需求的负向效应均会被高估。罗明忠等（2020）认为，非农就业经历有助于提升新型职业农民行为能力，对其农业经营效率也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周东洋等（2019）认为，经济发展通过促进农村女性的非农就业间接影响其性别观念；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农村女性的性别观念越趋于现代。孙伯驰等（2019）认为，非农就业在总体上可有效降低农村家庭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主要通过提高收入水平和降低收入的不确定性来实现。
就青海省而言，王士勇等（2015）通过对三个自然村的调研，以农户所从事的非农经济活动为切入点，发现地区非农经济活动所创造的平均年收入已经大大超出传统农牧业的收入。农牧民参与最多的非农经济活动为采集虫草和外出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有政府部门工资性收入的农户家庭并不多，但这部分收入占全部非农收入的比例非常高。采集虫草经济活动是许多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甚至是部分农户的唯一收入来源。景晓芬（2007）通过对青海省某村的调查，研究土族女性在非农就业过程中的角色转变，以及这种角色转变对女性本人和当地生产生活的影响。旅游业的发展在改变她们的经济地位、家庭地位的同时，有助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但旅游业的发展也导致了当地女童提早辍学的问题，加重了女性的负担。
现有研究分别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特征、非农就业能力评价、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非农就业的效应（如非农就业的减贫效应方面）等方面对非农就业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为我们认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但对于地处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的西部且少数民族聚居的青海省及省内各少数民族地区的非农就业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献较为缺乏，而青海省及省内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农牧民非农就业的实现对于地区现代农牧业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地区摆脱相对贫困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上述认识，本书对青海省及省内各少数民族地区农牧民非农就业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
从不同视角考察农牧民非农就业对其农业生产的影响，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同时理论假设、研究方法以及数据来源的不同也会使研究结果产生较大差异。
从研究对象来看，本书在探究非农就业对青海省农牧民收入影响的基础上，系统研究了不同分位点下非农就业对农牧民收入的影响。不同于现有文献仅研究一个省份或一个地区的非农就业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本书分别考察了一个省份的不同类型地区非农就业对农户收入或农业收入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非农就业性别、非农就业地区、非农就业知识结构等因素对收入的影响程度以及内在机制。
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国内关于非农就业对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大多关注非农就业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土地利用和某种农业生计活动产出的影响，而忽视了非农就业作为农户多元化生计策略中的一种生计方式与农户各种农业生计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考虑到农户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不可分性和各种生计活动的相互影响，单独考察非农就业对农户某一种作物投入和产出的影响，可能导致模型估计结果出现较大偏误。本书不仅关注非农就业对农牧民生产性活动的影响，也关注农牧民在非农就业活动中所处行业对农牧民收入的影响。本书还分析了非农就业活动与农牧民农业生产活动之间的相互影响。本书研究角度多维，思考全面，为青海省有效解决非农就业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向。
从研究的区域来看，基于我国农户调查数据，研究农户非农就业问题的相对较少，且使用的调查数据覆盖的区域相对较小，所使用的农户调查样本量也普遍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果的适用性。本书以农户为基本分析单位，全面地分析了在我国消除了绝对贫困的情况下，青海省的农户应如何更好地增加收入、解决地区相对贫困的问题；系统地分析了农户非农就业对家庭收入的改善情况，并丰富了现有文献。本书在分析中使用了覆盖范围较广且在研究区域内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农户调查样本，研究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青海省统计局、青海省农牧业手册以及田野调查。本书无论是在农户样本量上，还是在现场调查的组织上，都是十分科学完整的，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从使用的研究方法来看，现有文献的前期研究多采用定性描述、案例研究和简单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近年来，随着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的较快发展，通过构建统计模型对相关问题进行规范的经验研究的文献逐渐增多。本书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究非农就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