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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就对不同产业进行了研究并在其著作《政治算术》中阐述了制造业比农业，进而商业比制造业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提出不同产业在相对收入上的差异必然造成劳动力向获得更高收入的部门转移的规律。1935年，新西兰经济学家费歇尔在其著作《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中提出产业的划分方法，并将经济生产活动划分为三类：第一产业，即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在内的农业；第二产业，即工业和建筑业，其中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给业；第三产业，即流通部门、服务部门，具体包括流通业、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行业、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各行业部门、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行业部门。英国经济和统计学家科林·克拉克（Colin G. Clark）基于三次产业活动的划分，收集和整理了若干国家劳动力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统计资料，得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流动，并逐步形成劳动力产业分布格局，即第一产业劳动力将减少，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力将增加的规律。上述规律被后来的经济学家统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
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比较经典和普遍适用的理论包括刘易斯（W.A. Lewis）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托达罗人口迁移模型和新迁移经济理论。
（1）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20世纪5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其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了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理论模型，即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该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同时存在着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体系和城市现代工业体系的二元经济结构现象。由于耕地资源稀缺，生产技术落后且很难有突破性进展，以及人口过剩，产量在达到一定的数量之后，基本不再增加，农业生产中的边际生产率趋于零，有时甚至是负增长。这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过剩劳动力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期处于低水平以及巨大的城乡差距。城市现代工业体系各工业部门具有可再生性的生产资料，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速度的提高可以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劳动边际生产率高于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工资水平也略高于农业生产部门，所以可从农业部门吸收剩余劳动力。只要工业部门所支付的劳动力价格比农业部门的收入略高，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会选择到工业部门去工作，因此农村劳动力会变得更为廉价，而工业部门就可以支付较少的劳动报酬，将更多的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这样又可以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到工业部门参与劳动，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促使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就业部门转移，二元经济结构逐渐瓦解。
费景汉（H. Fei）和拉尼斯（G. Ranis）于1964年修正了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中的假设，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分为边际产出为零和边际产出不为零但并不能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两类，工农数量的转换必须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农民向工业部门转移，这部分农民的转移不会影响农业总产出水平，获得相当于他们在农业部门的报酬能够降低工业部门的劳动成本，促进工业积累和工业部门的进一步扩张，并且由于农民数量的减少，其他农民的人均所得会有所增加。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一部分人转移到工业部门之后，后一部分人受到工业部门的吸引也开始向非农部门转移，但后一部分农民的边际产出不为零，他们转出农业部门后，农业总产出水平下降，当这种下降达到一定水平时，必然引起农产品相对价格的上涨，从而迫使工业部门提高工资、增加成本，进而妨碍工业部门的积累和扩张，使工业部门对剩余农民的吸纳能力减弱。因此，这一阶段需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以补偿那些边际生产率不为零的农民流出农业部门所造成的影响。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一直持续到农业部门不再有剩余劳动力，社会劳动力在工业、农业两部门间的分配将由竞争性的工资水平决定，不仅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继续提供剩余劳动力，工业也要反过来支持农业的发展。
（2）托达罗人口迁移模型
20世纪70年代，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M.P. Todaro）发表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决策和就业概率的劳动力流动行为模型。该模型假设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这种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 M 表示人口从农村迁入城市的数量； d 表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 f′ 表示人口流动是预期收入差异的增函数。
托达罗认为，农业部门预期收入等于未来某年的实际收入，现代工业部门的预期收入等于未来某年的预期收入与就业概率的乘积，即城乡预期收入差异（ d ）应表示为
其中， w 表示城市实际工资率； π 表示就业概率； γ 表示农村人均实际收入。在任一时期，迁移者在城市能否找到工作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城市新增就业机会和城市失业人数。就业概率与城市新增就业机会成正比，与城市失业人数成反比，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 γ 表示城市现代部门工作岗位创造率； N 表示现代部门总就业人数； S 表示城市地区总劳动力规模。为使模型更贴近实际，托达罗建立了长期人口流动行为模型： V （0）表示迁移者计划期内预期城乡收入差异的净贴现值； Y u （ t ）和 Y r （ t ）分别表示 t 期城市和乡村的实际工资率； n 表示时期数； r 表示贴现率。托达罗认为，该模型能反映迁移者的时间偏好程度。一个迁移者在现代部门找到工作以前的第 n 期的净收入贴现值公式为
其中， C （0）表示迁移成本； P （ t ）表示一个迁移者 t 期内在现代部门获得工作的概率，这个概率不同于 π ，是一个累加的概率，且
当 Y u （ t ）和 Y r （ t ）不变时，一个迁移者在城市待的时间越长，他获得工作的机会越大，他的预期收入也越高。按照托达罗的观点，城乡人口流动规模是城乡收入贴现净值的函数，即
若 V （0）>0，则迁移者愿意流入城市，城市净流入人口增加；反之，迁移者不愿意流入城市，甚至会从城市流入乡村。
（3）新迁移经济理论
新迁移经济理论（Stark & Bloom, 1985）认为，迁移决策并不是独立个体的行为，而是更多人组成的集体（如家庭）寻求预期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组织行为。该理论假设：第一，迁移决策并不是独立的个体行为，而是更多相关的人组成的一个更大的单位——通常是家族或者家庭的行为，这是新迁移经济理论区别于托达罗人口迁移模型的关键一点。第二，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主要目标不仅包括预期收入最大化，也包括家庭风险最小化，这里的家庭风险包括农业生产中所面临的不确定气候条件、农产品市场价格变化等。第三，在完善且健全的市场体系和金融制度下，大量的迁移现象将不会发生，因为农村劳动力可以通过市场体系和金融手段规避农业生产中的风险，稳定农业收益。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是一种规避风险的手段，更是对不健全的市场体系和金融制度的替代。第四，决策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们总是会把自己的收入与一定的群体进行比较，从而产生满足感或者失落感——当周围亲戚、朋友或邻居的收入比自己高时，会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促使农村劳动力发生迁移。
该理论的一个特点是它在更广阔、更复杂和更真实的背景下讨论迁移行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其主要思想是：在发展中国家，农户通过家庭成员的迁移，克服了家庭改造和升级生产技术中的两个主要障碍，换句话说，解决了家庭投资资金的缺乏和风险规避工具的短缺等问题（赵燕，2011）。
人力资本理论起源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由于生产力的极大变革，机械生产代替手工生产，科学技术代替经验工艺，技能培训代替传统师徒传授，人们所具备的知识和技术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首次提出，人的才能和其他任何种类的资本一样，是重要的生产手段。19世纪4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研究了人的才能在生产中的作用，并提出物质资本和精神资本的概念。李斯特认为，精神资本是智力方面的成果汇聚而成的，一个国家生产能力的高低取决于精神资本的运作。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和贝克尔（Gary S. Becker）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开辟了关于人类生产能力的崭新思路。该理论认为，物质资本是指物质产品上的资本，包括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土地、货币和其他有价证券等；而人力资本则是体现在人身上的资本，即对生产者进行教育、职业培训等支出及生产者在接受教育时的机会成本等的总和，表现为蕴含于人身上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以及健康素质的存量总和。
本书认为，人力资本是指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的、依附在劳动者身上并能为其使用者带来持久性收入来源的劳动能力，是以一定的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为表现形式的非物质资本。一般地，人力资本包括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体力和健康状况等，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人力资本并非指劳动者本身，而是指劳动者所具有的知识、技能及体力等；第二，人力资本的获取或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必须经由有意识地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才能形成；第三，人力资本是一种能够带来持久性收入的资本，即人力资本具有生产性。人力资本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人力资本的载体是人，人力资本与其载体一时一刻也不能分开，这是人力资本与其他一切形式资本最本质的区别；第二，人力资本是投资的产物；第三，人力资本能够为其所有者和使用者带来收益，体现为一种收入能力。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反贫困的历史，从古至今，贫困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在我国古代，贫困是指财货的缺乏。早期的西方学者也对贫困进行了解释，如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阐述了贫富问题，认为“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享有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及娱乐品，他就在多大程度上富裕或贫困；在社会分工的前提下，个人消费品的获得很大程度上需仰仗他人，因此这种贫富的程度便取决于个人能够支配的劳动的多寡”。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资本主义制度出发，以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规律和资本再积累的普遍规律为基础，揭示出“由于对私有制的资本剩余价值的追求，会更大程度上无偿占有……，由此产生了无产阶级贫困，并且为了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正常运行，资本家会制造出一支相对过剩的……”。
各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贫困问题进行了阐述。发展经济学家罗格纳·纳克斯（Ragnar Nurkse）在其著作《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中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贫困及收入低下的根源在于资本投资不足，并且会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形成贫困的恶性循环。在供给方面，会形成“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生产率—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在需求方面，会形成“低收入—低消费—低投资—低生产率—低收入”的恶性循环。被誉为研究穷人的经济学的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1964）从被经济学家忽略的农业领域出发研究贫困问题，认为导致农民贫困和农业不能成为经济增长主要贡献者的不是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而是传统农业中农民长期使用的技术条件等生产要素，尤其是人的质量或者人力资本要素，因而要提高农业经济收益率，使农民摆脱贫困，就要对表征其人力资本的知识、技术和健康进行投资。主流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代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1948）在其著作《经济学》中，从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低收入水平特征出发，认为这些国家摆脱贫困的障碍在于缺乏结合经济发展的四大要素的条件，其中经济发展的四大要素为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和创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在其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指出，自由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促进发展的手段，个人贫困往往会导致对其基本能力的剥夺，并不仅仅表现为其收入水平的低下。马蒂亚·森用能力和收入衡量贫困的思想，拓展了经济学对贫困的定义领域。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制度上与其他国家存在一定差异，这决定了我国的贫困和反贫困理论研究有基于自身国情的独特性。首先，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的理念早已深入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成为国内贫困和反贫困理论研究的基础与前提。“三农”领域专家温铁军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贫困的本质在于国民经济不同阶段的资源型和制度性条件短缺。由于缺乏独立的金融和工业化条件，贫困主要集中在我国山区和农村，这些地方仍是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流出地。他还对国内外反贫困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总结，认为我国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土地改革”和80年代出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自主发展权”，对于消除农村贫困和缩小城乡差距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国际上过度城市化与激进的“去乡村化”会形成拉美国家高度城市化和贫民窟集中的陷阱；在人多地少的国家进行土地私有化，也可能导致贫困进一步恶化。农业经济学家李小云在《贫困的终结》一书中指出，人天生具有两种力量：一种是生存性竞争力量，它会产生贫困和差异；另一种是分享的力量，它会对产生的差异加以遏制，最后形成贫困和扶贫或反贫困的结构性问题。贫困问题在于生存性竞争力量会产生社会阶层对差异的固化，以及由现代社会理性的扩张导致的不同种群和国家在物质供给方面的差异。扶贫在于把这种现代化扩张到没有掌握这种现代性伦理的群体和地方。
本书在对上述贫困和反贫困理论进行梳理的过程中发现，尽管领域内专家对贫困问题思考的角度不一、表述不同，但具有以下三点共性：第一，都强调贫困的主体，要么是具有区域特点的主体（如国家、地区），要么是有阶层特点的群体、家庭或个人。第二，都强调客体的缺乏，这类客体包括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资源、人类本身具备的生存技能或人力资本、人类发展的制度平台。第三，主体对客体的缺乏程度，形成了缺乏最基本生存需要客体的绝对贫困和落后于同时代大多数人的需求的相对贫困。需要强调的是，贫困地区或阶层缺乏的客体无论是物资资源、人力资本还是发展的制度性安排，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都属于人的需求，只是需求的层次有差异。地区和阶层的贫困，换句话说，就是生理性的物质资源未得到满足，健康安全未得到满足，以及自我实现和发展需求未得到充分的制度性安排。反贫困的目的在于使这些需求不断得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