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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增长与环境关系理论的探讨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环境污染引起的“八大公害”事件以及《寂静的春天》一书指出的农药对资源环境的长期危害，使人们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促使不少经济学家开始反思经济增长中的能源使用问题，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和利用一时成为经济学家们研究的热门话题。其中，罗马俱乐部发表的《经济增长的极限》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对经济增长的有力质疑。Meadows等（1972）通过构建全世界的增长模型，同时模拟了包括人口、粮食、能源和环境污染在内的未来世界的经济增长，并断言人类物质增长的极限即将到来。Dasgupta和Heal（1974）运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Hotelling基础上对可耗竭资源的最优开采路径进行了分析，得出了相对乐观的结论。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即“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正式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推向国际，使其成为世界各国广泛接受的社会发展重要战略。在各界不断地呼吁之下，大量的关于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涌现出来。
这些研究对导致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一是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加入环境约束，集中讨论经济增长路径在新的约束条件下会发生怎样的动态变化，主要包括“绿色Solow模型”和基于Diamond（1965）的世代交叠模型（OLG模型）。加入环境约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为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以及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分析提供了一个一般的理论支撑框架。二是将环境作为生产要素的理论模型。Lopez（1994）在生产函数中将污染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经济增长依赖于“污染增进型”技术进步，低水平污染和固定的资本量可以达到一个持续增长的产出水平。三是运用内生增长模型的框架来考虑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主要包括Romer（1986，1990）的知识外溢模型，Barro（1990）和Robelo（1991）的“AK”模型，以及Lucas（1988）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
在实证研究方面，大多围绕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开展。国外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多是大尺度的，研究区域有全球层面（Miyama，2014），OECD国家（Shafiei et al.，2014）、欧盟国家（Andreoni，2012），美国（Congregado et al.，2016）、英国（Sephton et al.，2016）等发达国家以及中国（Shaw et al.，2010）、印度（Tiwari，2011）、巴西（Fischer-Kowalski et al.，2001）等转型期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等；而国内研究的空间尺度较小，主要集中在省、城市层面以及人地矛盾较为凸显的东部沿海地区，对全球层面、国家层面以及小城市层面的研究较少（姚峰等，2015；王西琴等，2010）。国内外主要采用人均GDP、人均GNP与环境质量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国内受国情影响，主要采用工业“三废”作为环境质量指标，而国外采取的环境质量指标范围较广，除工业“三废”外，还包括生态足迹、物种灭绝等生态指标，能源消耗总量等能源指标，以及产出指数（TI）、人文发展指数（HDI）等复合指标（Kahuthu et al.，2006；Cavigliaharris et al.，2009；Jha et al.，2001）。
国外关于“农业绿色发展”相关理论的探索和研究相对较早，但并未出现“农业绿色发展”这一明确的提法，而是多从“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环境农业”“农业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等角度展开分析（畅倩，2022）。1970年，美国土壤学家W.Albreche最早提出了“生态农业”的概念。1974年，美国的Rodale研究所成立，以“有机农业”为主要研究对象，拓展了“生态农业”的主要形式。1981年，英国农学家M.Kiley-Worthington明确指出“生态上自我维持，经济上可持续，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是绿色农业”。1989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Pearce在《绿色经济蓝图》中指出，绿色发展是自然环境和人类自身能够承受、不因人类盲目追求经济增长而导致生态危机与社会分裂，不因自然资源耗竭使经济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200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02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让绿色发展成为一种选择》中，首次提出了“绿色发展”一词。2010年，在南非召开的绿色经济峰会明确指出了“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途径，是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相互依存问题的必然选择”。现阶段，以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绿色农业为代表的可持续农业已成为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和共同选择。
国内关于“农业绿色发展”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在理论认知和制度设计层面处于领先地位（刘云达，2020），而且拥有良好的政策基础，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关注程度不断提升（巩前文等，2020）。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首次正式提出了“农业绿色发展”这一专有名词，并明确规定要“加强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标志着农业绿色发展上升到了战略高度。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第一个关于农业绿色发展的文件《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提出“尊重农业发展规律，加强改革创新、激励约束、政府监管，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优化空间布局，节约利用资源，保护环境，改善生态服务功能，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发展新格局，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明确指出了农业绿色发展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的突出位置。2019年，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的《2019年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工作要点》进一步将“推进农业绿色生产、加强农业污染防治、保护节约利用农业资源等”作为农业绿色发展的工作要点。此外，国家更是先后在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五中全会以及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对推进农业绿色发展进行了决策部署，并出台了一系列条例和规定来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目标的实现，涉及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业资源保护利用和高效利用，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各个方面。
关于农业绿色发展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的描述。郭迷（2011）认为农业绿色发展是建立在综合协调资源、环境、政府管理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基础之上的发展模式，是科学发展观指导思想在农业领域的具体应用。尹成杰（2016）认为关键是要形成一个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新格局，即资源利用高效、生态系统稳定、产地环境良好、产品质量安全。魏琦等（2018）认为农业绿色发展的核心要义是统筹协调农业发展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即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育、质量高效，突出强调农业产地环境、生产过程和农产品均要实现绿色化。王宗仁（2018）认为农业绿色发展就是以尊重自然为前提，以统筹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为目标，以利用各种现代化技术为依托，积极从事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合理的开发种养过程。崔海霞等（2018）认为农业的绿色发展是以尊重自然为前提，以现代化技术为手段，兼顾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目标，是一种涉及农业结构和生产方式调整的农业发展模式。农业农村部原部长韩长赋则从更加注重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育、产品质量4个方面分析了农业绿色发展的内涵。于法稳（2018）指出农业绿色发展的核心及关键是水土资源的保护，特别是水土资源质量的保护，这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根本。金书秦等（2023）认为农业绿色发展应包括3个关键要素：一是农业经济增长与环境负面效应脱钩；二是农业中的绿色投入与农业经济收益挂钩；三是农业中的绿色要素与经济增长良性互动，成为农业发展的内生因素，是农业经济持续增长的机会、动力和源泉。
总体而言，农业绿色发展是一个综合概念，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笔者认为新时代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内涵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农业绿色发展的本质是一种发展理念，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农业绿色发展不等于某个具体的发展模式，强调的是如何正确处理农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不仅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更重要的是转变价值导向、思想观念、消费习惯等。同强调结果导向的农业可持续发展不同，农业绿色发展更注重过程的绿色化，是探索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其次，农业绿色发展内涵丰富，是农业生产生态生活的全过程、全方位绿色化。农业绿色发展不单单指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化、生态化，还包括农业资源保护、农业生态系统修复等内容。再次，农业绿色发展以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农业绿色发展不是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而是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协调统一，是建立在农业资源环境承载力约束条件下的发展方式。最后，农业绿色发展的实现以绿色发展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为保障。农业绿色发展除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构建外，还是机制创新与制度体系建设完善的过程，通过不断完善绿色发展相关制度体系，建立健全责任追究与奖惩制度，有利于推进绿色发展观建立，进一步增强农业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营造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良好氛围。
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是农业高质量发展效益的重要维度，从发展成效来看，现有文献认为近年来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在生态环境保护、农业面源污染等方面已取得一定成绩，农业农村碳排放持续减少，但诸多地区仍存在要素投入冗余和效率损失大等问题，农业绿色发展水平仍有一定提升空间（徐邵文等，2023）。科学评价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是农业绿色发展体系中的核心内容，也是研究热点。目前国内外针对农业绿色发展评价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构建指标体系，二是构建计量模型测算农业绿色发展效率。
在指标体系构建方面，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构建了针对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美国国家环境保护署选取了作物生产力、土地生产力、灌溉水量水质、农业化学品使用和土地利用5个指标对农业环境进行评价；欧盟选择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土地利用变化、农业能源、化肥及农药使用5个指标进行农业发展状况监测。英国农林渔业管理部门从农业耕作管理、农业投入、农业资源使用、保护农业土地等维度分析农业变化情况。Rada（2016）评价了印度绿色革命后的农业绩效，指出农业部门的绿色增长率的增长从北部“粮食带”向传统产量区域的高价值农业扩散，已经摆脱了农业革命。Kanter等（2018）构建了包括农作物生产技术、社会环境、经济水平、农产品多样性以及营养需求5个维度在内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框架。朱玲等（2017）构建了基于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化学品投入强度、能源利用效率、资源有效利用水平、农业废弃物利用水平5个维度及18个二级指标的低碳农业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对江苏省的实证分析，得出降低化肥、农药及农膜等化学投入品的强度，可使低碳农业的发展水平有效提升。魏琦等（2018）构建了包含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育和质量高效4个维度14个指标的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指数，并对近年来全国及各省份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初步评估。靖培星等（2018）从资源利用、产地环境、生态系统、绿色供给4个方面构建了包含18个二级指标在内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周莉（2019）基于乡村振兴视角，构建了包括农业效能、生态节约、城乡融合3个层面的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综合评价了西藏自治区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赵会杰等（2019）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产出高效、生活保障4个角度出发，构建了包括11个指标在内的粮食主产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探讨了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份的农业绿色发展真实水平。孙炜琳等（2019）构建了包括4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的农业绿色发展定量评价体系与由6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构成的农业绿色发展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归一化法和标准化系数法等评价方法。巩前文等（2020）构建了包括低碳生产、经济增收以及安全供给3个维度10个三级指标在内的农业绿色发展指数，并对2005—2018年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指数以及2018年省域农业绿色发展指数进行测度分析。尽管评价体系的构建研究较多，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既有研究在构建指标体系时，多回避或模糊了农业绿色发展内涵的界定，可能导致指标体系在构建的过程中主观随意性较大（巩前文等，2020）。
在农业绿色发展要求下，考虑资源环境因素的农业绿色发展效率亦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效率的测算方法（Chung et al.，1997；潘丹等，2013）、变化规律（李谷成等，2011；杨俊等，2011）、空间差异（冯小龙等，2015）、收敛特征（韩海彬等，2013）和影响因素（梁俊等，2015；Fare et al.，2001）等。在农业绿色生产效率测算指标选取方面，一种是将环境污染因素作为非期望产出变量（Nanere et al.，2007），另一种是将环境因素作为投入要素变量（Reinhard et al.，1999）。测算方法主要包括3种：第一种是增长会计法（GA），第二种是随机前沿分析法（SFA），第三种是数据包络法（DEA）。基于此，诸多学者测算了不同时期的中国省际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并进行了区域比较：李兆亮等（2017）综合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泰尔指数等方法对我国省际间及中、东、西、东北四大区域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郭海红等（2018）基于EBM函数和ML指数从静态和动态视角测算了我国省际及区域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增长指数，并构建了马尔科夫链分析区域差异的长期演化趋势；吴传清等（2018）结合SBM模型和GML指数测度了1997—2015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全面FGLS估计方法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吕娜等（2019）将农业污染排放纳入Malmquist指数框架，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加以测量并进行区域比较；肖琴等（2020）基于资源环境约束角度，运用DDF模型测算了2004—2018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绿色生产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各要素集约利用潜力、非期望产出减排潜力逐年下降，期望产出扩张潜力也逐年下降；李欠男等（2022）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视角，采用SBM-Global-Super模型对中国2000—2017年地级市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同样发现，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表现出波动上升趋势，并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且地区差异也呈逐步上升态势。
探讨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也是学术热点和社会关切点，国内外各领域的学者基于不同研究视角和理论基础展开了大量研究。Amaruzaman等（2017）梳理了造成印度尼西亚农业绿色发展差距的因素，部分专家认为通过激励措施可以缩小差距，部分专家认为培养农户的生产能力并提供资金、技术和知识是提升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还有部分专家认为将环境价值纳入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从环境税中提取的资源有利于提升农业绿色化水平。Kansanga等（2019）分析了农业机械化对加纳北部农业种植规模和模式的影响，发现机械化的使用对粮食安全的文化层面，社会生活的组织以及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具有不利的影响。管延芳（2017）探析了土地流转信托在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中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发现土地流转信托是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良好渠道，有助于促使中国的土地流转信托从起步阶段就步入一条绿色发展之路。洪炜杰等（2018）关于地权稳定性和农业长期投资关系的研究认为，地权稳定性的提高会促进农户进行农业长期投资，从而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龚贤等（2018）从农业绿色发展效能、发展竞争力和发展潜力3个维度分析了西部地区农业绿色发展能力，并发现自然禀赋、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机械化水平、财政支持以及科技支撑对推动农业绿色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高杨等（2018）研究发现农业技术进步是农业绿色增长的主要动力，农业绿色发展程度按照中、东、西部顺序依次递减。肖锐（2017）实证分析了财政支农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夏雯雯等（2019）发现土地经营规模有助于促进农场应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从而可能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并据此提出了促进土地向家庭农场等适度规模经营主体流转的政策建议。詹孟于（2021）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基本覆盖了中国农业生产的上、中、下游组织形式，参与和衔接了农业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将在中国绿色农业发展和推动乡村振兴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毕雅琦（2022）指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发展绿色农业会受到发展方式、技术水平、主体认识水平、生产销售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也被认为是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良好媒介：黄季焜等（2010）和Moustieretal（2010）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制度优势，能够将分散的小规模农户和不同要素禀赋的农户联合起来，引导农户安全生产行为，从而有助于实现农业绿色发展。郑丽琳等（2021）指出，农民合作社有助于推广使用生物防治病虫害技术、生物有机肥等新型绿色农业技术，从而能够有效助推农业绿色发展。
聚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学者们一般根据研究对象特点、经济状况、生产率相关理论以及前人研究理论确定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主要侧重制度因素、政策因素、自然因素、气候因素、劳动力因素、地理因素等，涉及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城乡收入差距、财政支农政策等。Nanere等（2007）发现水土流失对澳大利亚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较大的负面影响。潘丹（2012）把地理因素纳入农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因素中，选取地理因素、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业产业结构、农业灌溉设施投资、农村制度、城乡收入差距、工业发展程度、对外开放水平、产业集聚、农村人力资本以及资源环境治理政策等几个方面采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得出地理因素对中国农业绿色生产率具有显著的影响、区域间农业绿色生产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的结论。李谷成（2014）对1978—2008年中国农业绿色生产率采用横截面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制度因素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价格体制改革、农村工业化变量、农业公共投资变量、农业税费改革、农业开放度变量等对农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认为不同时期各制度变量作用不尽相同。梁俊等（2015）研究认为，技术进步是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和农业贸易条件则阻碍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提高。李兆亮等（2017）探讨了我国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现状及其形成机理，发现农业科研投资和农作物受灾面积分别对东北和西部地区农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最大。吴传清等（2018）以长江经济带为样本，测算其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指出机械化水平、人力资本存量、财政支出水平是关键的影响因素。尚杰等（2020）认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资本投资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业产业结构、城市化发展水平和农业财政支持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周法法等（2022）研究发现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且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和非粮食主产区。王亚飞等（2022）认为农旅产业的协作整合能够明显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将其划分为农村技术进步指数和技术效率指标，指出其都能够有效地推动农村发展。蒋团标等（2024）指出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而且提升效果在不同区域呈现显著的异质性。
综观现有文献，农业绿色发展问题已经成为环境经济学中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众多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对农业绿色发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为相关领域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基础。近10年来，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能源过度消耗、资源利用效率低，以及环境质量持续下降等问题日益凸显，农业环境、农业化肥投入等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农业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和共同选择。实现农业绿色发展是国内外学者共同关注的课题，农业绿色发展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研究体系也越发完善，为本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和实践参考。
现阶段，广泛使用评价指标体系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两种方法来评价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由于传统的SFA、DEA等方法并未将环境污染问题考虑在内，测算结果不尽合理，因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农业污染作为一种非期望产出纳入农业生产过程，考虑环境问题约束下的绿色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问题。总体来看，一是研究方法较为成熟，已有研究多以将农业污染物视为非合意产出为视角，建立不同的生产函数模型进行测算，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的选择方面；二是国内研究多基于全国层面或省级层面，绝大部分研究都是测算不同年份的全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行纵向对比，专门针对某个区域的研究还比较少；三对经济地理因素考虑得较少，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之间特别是相邻地区之间，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可能会相互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空间效应或协同效应。因此，本书综合吸收前人研究的经验和不足，从农业技术经济视角，对京津冀农业绿色发展进行系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