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和方法来自经济增长理论，绿色全要素的增长已然成为衡量经济是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生产率的相关研究最早可追溯至早期前古典经济思想的分工学说，然后沿着单要素生产率理论、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的发展历程不断完善。

面对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等欧洲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在重商主义学说和重农学派关于生产率的基本思想基础上，亚当·斯密（Adam Smith）首次宣称，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并认为劳动分工将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即劳动生产率是一国财富的直接决定因素之一。同时，他提出劳动创造价值，并成为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最核心内容。伴随资本主义生产从工厂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劳动价值论的主流地位开始被客观效用价值论（也被称为生产成本价值论或要素价值论）取代。萨伊（Say）系统地提出了生产成本价值论，认为价值即效用，由劳动、资本、自然（土地）三要素共同创造，土地、资本与劳动一样具有生产性，并把劳动与产出比值定为劳动生产率，资本与产出比值定为资本生产率。这被认为是单要素生产率理论的发端，以此为基石产生的边际生产率理论给多要素生产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经济发展产生一系列新变化，要素投入日趋多元化，全要素生产率概念被正式提出。戴维斯首次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界定，认为其是所有产品与资本、劳动、原材料、能源等所费资源的变化。索洛统一了生产函数，认为从产出增长率中扣除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全部归于技术进步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索洛将技术进步等同于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作为外生变量，而“不可知的部分”被称为索洛余量。为此，2018年版《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在全要素生产率词条上明确指出，全要素生产率是产出中投入要素不能解释的部分。这一概念描述虽简单明了，但索洛余量影响因素众多，使得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在实践应用中有较大误差，希克斯技术中性以及生产者均衡等假定条件在实际中并不存在，所以按照索洛的算法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远没有其实际内涵丰富，如规模效率、资源配置效率等，要素分解无法真实反映要素的增长贡献。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将环境资本视为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本纳入考量，认为物质、人力和自然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Weitzman，1976）。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考虑要素不包括环境资源的约束，在结果上扭曲了对社会福利变化和经济绩效的评价，从而误导政策建议（Hailu et al.，2000），学者们逐渐开始将环境因素纳入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框架中，由此衍生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用于衡量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全要素生产率，着重强调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既考虑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效率问题，也将环境因素纳入考量体现环境的约束问题，能够更好地协调好“资源—环境—经济”三者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发展的绿色高效可持续。

新时代环境问题在全世界备受关注，日益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凸显出农业绿色生产的紧迫性，现阶段相关学者对农业生产率的研究重心已实现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效、从全要素生产率向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转型，把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纳入全要素生产率的核算框架中。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衔接经济产出、生态产出与环境代价的桥梁，受到广泛重视。 S7DZFAaC/UHv1HHj+g9Oduo7qPNYS2tM3GJKhQTasb7PTPo8U6LWteFbrura0DB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