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时期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新任务、新挑战

在新时代走向全面实现首都城乡现代化的伟大斗争中，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也面临着更加艰巨的新任务、新挑战。一方面，原先存在的农村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突出地表现为，也集中地起因于集体资产薄弱等深层问题；另一方面，在新形势下暴露出的农村产业支撑力不足、组织体制不完善等问题也制约着集体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

一、集体经济总收入大幅下滑

从2013年开始，北京市农村集体经济收入呈现下滑趋势。2019年，全市农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较2013年减少779.1亿元，年均下降9.9%。其中，2014年与2016年下降最为明显，分别较上年下降22.5%、30.0%。集体经济收入下滑是导致农业农村经济总量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农村产业中，林业“一枝独秀”替代了种植业多种经营的增长。镇村企业大量减少。镇村企业户数由2010年的15.28万减少到2019年的6.67万；从业人数由2010年的136.45万减少到2019年的50.02万；增加值从2010年的777.02亿元减少到2019年的725.11亿元。2019年的企业户数比2010年减少56.3%，从业人数比2010年减少63.3%，增加值比2010年减少6.7%。镇村企业中的工业企业户数减少最为严重，2015—2019年减少58.4%，甚至出现农村“无副业”的景况。

由于集体经济组织还处于起步阶段，经济发展模式相对粗放，涉及一些产能过剩、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在2014年后受到严格禁止和限制，低端市场及一般制造业退出，因此在产业清退和转型期间集体经济收入出现下滑，引起总收入下降。如昌平区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全面启动工业大院清理整顿工作，部分企业停业腾退，13家镇村集体企业先后撤销，而剩下的镇村企业大部分属于服务型企业，如东小口镇的公园管理中心、北七家镇的物业管理公司，其主要依赖财政拨款扶持，无自主经营能力。经过近年来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清产核资及“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治理取得实效，全市农村集体企业已基本梳理完成，进入转型发展阶段。

主营业务收入大幅减少，保障服务首都发展、适应城乡融合要求的现代服务业态仍需重点扶持。2019年，北京市农村集体主营业务收入418.3亿元，较高峰期2012年减少899.2亿元，年均下降13.7%（见表1-4）。其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实现4.7亿元、102.5亿元、311.1亿元，三次产业比例由2011年的1.3∶47.9∶50.8调整为2019年的1.1∶24.5∶74.4，第二产业比重下降23.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提高23.6个百分点，与全市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比重扩大的趋势基本一致，表明农村集体经济正在融入首都城市经济体系，营收结构实现优化，发展质量同步提升（见图1-1）。未来农村集体经济产业结构要从以地产经济为代表的租赁业向以高端服务业为主的现代服务业转变，因地制宜地发展文化创意服务、会议会展服务、医疗保健养老服务、以观光休闲旅游为主的都市服务型农业，包括以平原造林、山区生态养护为主的生态环境服务及竞争性较弱的基础设施维护的公共服务业，即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城乡融合发展阶段，郊区产业经济发展全方位地为首都提供保障和服务。

收入渠道单一，租金收入是当前北京市农村集体收入的主要来源。从收入来源看，农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一直占据农村集体经济总收入的主导地位，每年占比基本在87%以上。大部分村集体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较少，主营业务较少。2019年，全市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主营业务收入55亿元，占经营性收入的33.2%。其中，中心城区47.6亿元，城市发展新区6.9亿元，生态涵养区仅0.5亿元。投资收益是少数城乡接合部拆迁村收入的来源，城乡接合部的部分拆迁村将拆迁款存入银行或者委托贷款给投资公司获取投资收益。

二、在集体资产构成中经营性资产相对薄弱

作为集体经济的生产力基础，农村集体资产分为公益性资产（用于农村公共服务）和经营性资产（用于产业发展）。经营性资产是创造集体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2019年，全市村级集体经营性资产1855.7亿元，占资产总额的44.3%。村均拥有经营性资产9407.9万元。全市无经营性资产的村庄2757个，占村庄总数的69.9%。从经营资产的形态来看，村庄现有经营性资产主要为货币资金，主要是征地补偿款。经营性资产规模同城市化进程显著相关，同村庄区位、交通条件和收入水平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其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占比较大，公益性资产占比较小；而经济水平较低的地区，其村集体对政府补助等依赖性较大，故而公益性资产的占比也相对较高。

三、村庄负债和收不抵支的情况持续加剧

2019年，全市3944个村级集体经济负债总额2316.1亿元，比2010年增长1573.6亿元，增长211.9%。从债务来源看，经营性负债391.3亿元，较2010年增加388.2亿元，增长12522.6%（见表1-5）；占负债总额比重则由0.4%增加到16.9%，提高了16.5个百分点。通过调查发现，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负债主要包括未分配的土地安置补偿费、上级拨付尚未使用的工程款、代收应支付给农民的土地流转费等。2019年全市农村集体资产负债率为68.3%，较2005年的57.7%增加了10.6个百分点。特别是2011年以来，全市农村集体经济资产负债率一直保持在61%以上，远高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55.5%）和全市企业资产负债率（44.6%）。各区农村集体经济的资产负债情况也不容乐观，绝大部分区农村集体资产负债率在50%以上，最高的朝阳区则达到81.6%。

集体经济组织收不抵支问题日益突出，收不抵支村数增加。2019年，全市收不抵支村数达到2017个，比上年增加34个，占总村数的51.2%。平谷、房山、朝阳、密云、通州、怀柔、丰台、昌平等区收不抵支村数都超过本区村数的一半，且收不抵支程度加重，资金缺口扩大。2017年，全市收不抵支村庄净利润总额为-39.5亿元，2019年扩大到-61.9亿元。对于一部分村集体来说，收不抵支现象已经影响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城镇化地区有的村集体经济建设项目，各种手续办理每拖延一天，就要多支付数十万元的利息，成为基层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集体经济在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

全市农村集体资产大部分集中在城镇化地区。朝阳、海淀、丰台三区的集体资产都在千亿元以上。平谷、密云、怀柔等区的集体资产不足百亿元。最高的朝阳区，资产总额是最低的密云区的40倍以上。而海淀区东升镇一个乡的集体资产相当于怀柔区一个区农村集体资产的5倍多。2019年，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生态涵养区的集体资产占全市份额分别为66.4%、28.0%、5.6%；与2005年相比，城市功能拓展区上升19.6个百分点，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区分别下降4.5个、6.8个百分点，区域间资产分布不均衡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见图1-2）。

从村庄分析，村集体资产超2亿元的村庄占村庄总数的10%，拥有的集体资产占全市的75%。大量集体资产集中在城市化、城镇化较快的村庄。

当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村庄集体经济发展差距存在层级固化风险，发展差距有扩大趋势。改革开放初期，村庄集体经济收入和集体经济资产所处的“高、中、低”层级相对容易突破；2000年以来，村庄发展差距呈现一定的固化态势，也就是说，各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所处的层级相对难以突破。如果不加以政策倾斜和资源调配，这种村庄差距的固化趋势难免将会长期存在。在一些预期土地被征用的地区，村民等待由征地补偿而改变生活状态；在一些偏远的村庄，因缺少自然资源和经营性资产，集体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更加依靠财政拨款维持运转。如此循环往复，各地区集体经济差距将逐渐扩大，贫富分化日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