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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5月，《曼彻斯特学报》刊登了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的成名之作《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该文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刘易斯的经济发展模型主要研究传统的仅能维持生存的经济结构变动。构成刘易斯模型理论起点的是他对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认定。在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早期，存在两个互相独立又彼此联系的经济部门，一个是市场导向和技术先进的城市现代产业部门，另一个是以庞大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农业部门为代表的传统经济部门。传统经济部门的劳动力大量过剩，一般以隐藏性失业的形式存在，可以为现代产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由于存在传统部门溢出的劳动力的有力竞争，每个劳动者都得把自己的工资报酬控制在最低限度。现代产业部门工人的实际工资只得长期保持一种低水平，难以提高。这样，节约资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会因成本低而有利可图，从而得以迅速扩展。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并迅速转变为资本，欠发达国家工业化早期资本严重短缺的局面逐渐得到缓解，经济增长进入良性循环。一旦传统经济部门中的过剩劳动力资源被城市产业部门吸纳完毕，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便告结束，城市现代产业部门工人的实际工资就会快速上升，投资者把眼光转向开发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工业化过程从此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从长期徘徊不前到快速上升的转折时点，习惯上称为“刘易斯转折点”。刘易斯模型关注两个过程：一个是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向外转移，另一个是现代部门的产量增长和就业增长。它们转移或扩张的速度取决于在现代工业部门中投资的多少和资本积累的高低。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必须至少比农业部门工资高30%，这样才能诱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农业部门进入工业部门。
刘易斯模型不仅提供了一个描述欠发达国家工业化早期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而且给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指示了一条清晰的可供利用的条件，即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来抑制城市现代化产业部门实际工资水平的上升，限制资金密集型产业和技术的扩展，最大限度地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减少公开失业和隐蔽性失业，才能最快地步入工业化和现代化。刘易斯认为，发达国家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导致非熟练劳动力不足，引起劳动力成本上升，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于是发达国家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时加快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引起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由于历史的限制，刘易斯没有建立起关于产业转移的完整理论，他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转移的解释也较为简单。
“中心—外围”理论是由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1949）提出的一种理论模式，他从依附角度分析了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外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中心—外围理论模式将资本主义世界划分成两部分：一个是生产结构同质和多样性的“中心”，一个是生产结构异质性和专业化的“外围”。概括地说，这一理论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中心—外围”体系是一个统一的、动态的体系，具有整体性；“中心—外围”之间在生产结构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中心—外围”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普雷维什强调的整体性，无论是“中心”还是“外围”，都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而不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体系。普雷维什认为，现存的世界经济体系是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以后，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和生产关系在整个世界的传播而形成的，维持这一体系运转的是在19世纪获得了很大的重要性的国家分工。根据这种国际分工，首先技术进步的国家就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处于落后地位的国家则沦落为这一体系的“外围”。“中心”和“外围”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是技术进步及其成果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发生和传播的不平衡性导致的必然结果。对于“中心—外围”体系的差异性，普雷维什的侧重点在于强调二者在经济结构上的巨大差异。他认为，技术进步首先发生在“中心”，并且迅速而均衡地传播到它的整个经济体系，因而“中心”的经济结构具有同质性和多样性。“外围”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结构是专业化的，绝大部分生产资源被用来不断地扩大初级产品的生产部门，而对工业制成品和服务的需求大多依靠进口来满足。此外，“外围”部分的经济结构还是异质性的，即生产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极低的经济部门（如生产型农业）与使用现代化生产技术，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部门同时存在。关于“中心—外围”体系的“不平等性”，普雷维什认为，从资本主义“中心—外围”体系的起源、运转和发展趋势上看，“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不平等的。
从起源上说，根据普雷维什的观点，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外围”关系形成以前，“中心”和“外围”当时都处在基本相同的发展水平上。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特别是在英国的逐步确立，这种状况开始发生变化，尤其在这些国家开始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以后，这种变化越来越大。在这种体系形成的过程中，英国作为“中心”首先享受到技术进步的好处，而广大的“外围”地区被迫参与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分工，承担着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的任务。
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趋势加深了“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由于技术进步及其传播机制的作用，“中心”与“外围”之间形成了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中心”国家以生产和出口工业品为主，“外围”国家则以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然而，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与工业品相比存在长期恶化的趋势，这又进一步加深了“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普雷维什认为，一是技术进步首先发生在“中心”，工业部门容易吸收新技术，因而会提高工业生产率，使工业的要素收入增加，并使制成品价格较高；而初级产品部门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投入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从而使初级产品的价格较低。二是贸易周期运动，在贸易周期的上升阶段，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价格都会上涨。但在贸易周期的下降阶段，由于制成品市场具有垄断性质，初级产品价格下跌的程度要比制成品严重得多。三是在贸易周期的上升阶段，由于企业家之间的竞争和工会的压力，“中心”国家的工人工资会上涨，使制成品的价格相对上涨；而“外围”国家由于初级产品部门工人缺乏工会组织，没有谈判工资的能力，再加上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竞争，初级产品价格相对下降。四是由于初级产品的需求不像制成品那样能够自动地扩大，而它们的需求收入弹性又比较低，因此它们的价格不仅呈现周期性的下降，而且出现结构性下降。
世界经济体系的“动力中心”从英国向美国的转移，进一步加深了“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普雷维什认为，在“中心—外围”体系形成初期，英国所奉行的政策使“外围”国家和地区能够在“中心—外围”体系下获得一定发展的可能性，不对其进口的“外围”国家的初级产品设置关税或非关税壁垒。然而，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动力中心”转移到美国以后，“外围”国家和地区就处在了一个更加不利的地位上。主要原因是美国的进口系数非常低。美国的低进口系数意味着其从“外围”国家进口数量相对较少，使“外围”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同时，美国低进口系数进一步压低了初级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使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更趋恶化。
普雷维什认为，由于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低而工业制成品的需求弹性高，导致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并形成巨额贸易逆差，发展中国家被迫实行进口替代战略，试图通过国内工业化替代大量进口工业品；为加速工业化进程，虽然跨国公司转让的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生产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但是它们同时攫取了巨额利润，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普雷维什关于“中心”和“外围”之间经济关系的分析部分地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产业转移的现实，同时较早地注意到产业转移是区域间经济关系发展变化的必然产物，但对产业转移能够加快欠发达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认识不足。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弗农在总结国际贸易对美国这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先行国的工业结构转换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剖析产品的国际循环，提出了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又称产品循环论。弗农认为，美国之所以向国外转移产业，是由于企业为了顺应产品周期的变化，以规避某些产品生产上的比较劣势。根据弗农理论，一种新开发的产品将经历以下几个发展过程。
新产品阶段：在这一阶段生产者基于对市场的熟悉和对当时需求的了解，推出一种新产品。而新产品尚未进行标准化生产，生产者正在努力改善产品的性能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新产品的生产往往来源于国内，因为生产者对国内市场熟悉并了解消费者需求，而且生产新产品的国家往往人均国民收入和单位劳动成本较高，例如美国等发达国家。
成熟的产品阶段：是产品及其生产技术逐渐成熟的阶段。随着新产品的国内市场不断扩大和生产者对这个市场的特性越来越熟悉，产品的设计也会趋于标准化。标准化生产能使生产者通过集约生产而获得规模效益。产品的需求最终将扩展到那些同国内市场的需求结构相近的国外市场，例如美国开发的产品更可能在西欧和日本找到市场。在这个阶段，生产者开始体会到在决定生产布局上生产成本的重要作用。如果生产者估计这种产品在国外生产比在国内成本要低，则生产者会调整生产的国际布局。这个产品就可以在国外生产并向第三国出口，甚至可以流回产品的发起国。
标准化阶段是产品及其生产技术的定型化阶段。随着产品达到高度标准化阶段，生产成本将成为生产布局的主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欠发达国家就可能成为最理想的生产国（尤其是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产品），因为它们的劳动成本比较低。如果发生了这样的生产布局调整，那么，欠发达国家的出口发展将会进一步向国外转移。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揭示了：如果一个国家在某种新产品上拥有技术上的竞争优势，那么它将出口这种产品。由于作为技术发展基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人才资本（一国的技术和知识人才的密度），因而高技术产品出口国将是那些人才资本相对密集的国家。当某种产品的生产技术传播到另一个国家时，技术开发国在这种技术上的人才密度就会丧失优势，从而失去它在这种产品上的比较优势。一旦技术引进国获得了产品生产的必要技术，则贸易模式就主要由相对生产成本来决定了，而相对生产成本又主要取决于资本与劳动力的相对存量。产品及其生产技术的生命周期变动，导致产品生产地点的变动，从而决定了该产品出口国和进口国位置的变化。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产品及其生产技术的周期和各国的比较优势变化结合起来，从一种动态的角度说明了发达国家从出口、对外直接投资到进口的发展过程，其所建立的产品生产区位的转移模式对产业转移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梯度作为表现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别的方式，在区域经济学中被广泛采用。梯度转移论建立在客观存在的地区二元结构基础上。它源于美国弗农等首创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梯度理论认为每个国家与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出现的每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处在高梯度上的地区向低梯度上的地区传递下去。区域经济学者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论，并得出以下结论：区域经济的盛衰主要取决于它的产业结构的优劣，而产业结构的优劣又取决于地区经济部门，特别是其主导产业在工业生命循环中所处的阶段。如果一个地区的主导专业部门都是由那些处在成熟阶段后期或衰老阶段的衰退部门组成的，这种地区就属于低梯度地区。创新活动包括的新兴产业部门、新产品、新技术、新的生产管理与组织方法等大多发源于高梯度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命循环阶段的变化，按顺序由高梯度地区逐步向低梯度地区转移。根据梯度转移理论，产业发展在客观上存在的区域性梯度差异，使得产业转移成为可能。产业转移实质是高新技术扩散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尽管理论界对梯度发展有不同的认识，但从现在已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技术梯度是明显的事实。通过区际产业转移，存在技术经济水平梯度差异的两个地区按互补性原则，将一个地区内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往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这样，既可摆脱包袱，充分利用沉淀资金，获得比较利益，又可为本地区发展其他优势产业提供有效空间，推动产业升级。其最终结果是使各区域的产业类型和水平与自身的资源禀赋、要素价格和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相适应。梯度理论表明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差异是产业转移发生发展的客观基础。
“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ttern）最早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基本成形，20世纪70年代最终定型。20世纪30年代赤松要在研究日本棉纺工业发展史时，发现明治维新以后由于日本近代经济的发展，国内需求增加，棉线、棉纺织品的进口也随之扩大。不久，国内产量猛增，逐步取代了进口。棉线和棉纺织品生产分别于1890年和19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超过了进口。这是实现进口替代的转折点。随着国内产量的不断增加，出口开始扩大。于是赤松要在1932年提出有关后起工业国的典型产业发展模式理论——“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说”。
“雁行模式”理论主要用来说明日本的工业成长模式。赤松要先生认为，日本的产业通常经历了“进口—当地生产—开拓出口—出口增长”四个阶段并呈周期循环。某一产业随着进口的不断增加，国内生产和出口的形成，将四个阶段用图形表示就如一只大雁展翅翱翔，故得此名。在一国范围内，“雁行产业发展形态”先是在低附加值的消费品产业中出现，然后才在生产资料产业中出现，继而整个制造业的结构调整都会出现雁形变化格局。
日本学者山泽逸平先生对赤松要先生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说”进行了扩展，提出了“引进—进口替代—出口成长—成熟—逆进口”五个阶段。从而更加详尽地展示出后进国家如何通过进口先进国家产品和引进技术，建立自己的工厂进行生产以满足国内需求，不仅可供出口，而且后来居上占据“领头雁”地位并最终实现经济起飞。
赤松要本人及山泽逸平等日本学者不仅对“雁行模式”加以了拓展，而且将其引申来解释以东亚为中心的亚洲国家的国际分工和结构变化的过程，以及表述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相互依存、相互波及中依次起飞的历史过程。从辩证的角度看，任何事物都存在两面性，不能仅就其一面全盘否定或肯定它。“雁行模式”反映了产业转移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巨大推动作用。但是，问题的症结在于：日本在推行“雁行模式”的过程中将其固化、制度化或静态化，试图以此来确保日本经济在亚太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进而提高其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发言权，这种企图不但会使该地区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产业升级换代受到一定的阻滞，从而遭到这些国家的反对，而且最终会使日本自己的发展受到掣肘。
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1977）根据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提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亦即边际产业依次进行，以回避产业劣势，或者说扩张边际产业。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认为，投资国从具有比较劣势的产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而接受投资的国家接受并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从而使潜在的比较优势显现出来。因此，从边际产业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投资国和接受投资的国家都有利。日本在“二战”后经历了“引进现代产业部门—创造了比较优势—失去比较优势”的过程，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反映了日本具有产业转移性质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实。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上，该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是货币资本的流动，而且是资本、技术、经营、管理的综合体，由投资国特定产业部门的特定企业向东道国同一产业部门的特定企业（子公司、合办企业）的转移，是投资国先进生产函数向东道国的转移和普及。
在投资主体上，该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的边际产业（或边际企业、边际性生产部门，这里的“边际”包括边际以下）开始依次进行。所谓“边际产业”（也称“比较劣势产业”），是指在本国内已经或即将丧失比较优势，而在东道国具有显著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或领域。由于同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更易趋于比较劣势，成为“边际性企业”，因此中小企业更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在投资方式上，该理论主张应从与对方国家（即东道国）技术差距最小的产业或领域依次进行投资，不以技术优势为武器，不搞拥有全部股份的飞地式子公司，而采取与东道国合办的形式，或采用像产品分享方式那样的非股权安排方式。
在投资的国别选择上，该理论积极主张向发展中国家的工业投资，并从差距小、容易转移的技术开始，按次序进行。在小岛清看来，从比较成本的原理角度看，日本向发达国家（美国）的投资是不合理的。他认为，几乎找不出正当理由来解释日本要直接投资美国小汽车等产业，如果说有，那也仅限于可以节省运费、关税及贸易障碍性费用以及其他交易费用等。与其这样，不如由美国企业对日本的小型汽车生产进行投资，日本企业对美国的大型汽车生产进行投资，即实行所谓“协议性的产业内部交互投资”。
在投资的目的和作用上，该理论认为对外目的在于振兴并促进东道国的比较优势产业，特别是要适应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依次移植新工业、转让新技术，从而分阶段地促进其经济发展。
在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上，“日本式”的对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不是取代贸易（替代关系），而是互补贸易，创造和扩大贸易。因为这种投资将投资国技术、管理等优势移植到东道国，使东道国生产效果得到改善，生产成本降低，创造出盈利更多的贸易机会。对比投资发生之前，投资国可以更低的成本从东道国进口产品，并且可以扩大进口规模，给东道国留下更多的利益。
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是在当时的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无法解释和指导日本对外投资活动的背景下提出的。实践证明，它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确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甚至在今天的日本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很少出口高技术，可能就是受到“小岛理论”中“从技术差距最小的产业依次进行移植”的影响。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国际经济的实证检验，“小岛理论”的缺陷和对实际经济现象解释的无力使之未能取得进一步发展。笔者认为，就理论而言，略去其假设前提、理论逻辑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单是其理论推导的直接结果——发达国家不断将传统、落后甚至过时的技术、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本国保留技术最先进的高级产业，这样发达国家的领先地位便遥不可及，发展中国家“拾人牙慧”——显然有悖于发展中国家力图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追赶发达国家的初衷。
另外，小岛清阐述的“边际产业移植标准”，在国际经济应用中虽然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因贸易利益的流失和经济发展差距的难以弥合而必然遭到反对，但将其用于一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却可借这一比较优势上的主张提升一国产业结构和总体的经济实力，从而赶超发达国家。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是在融合前人及同时代其他学者国际生产理论的有关思想的基础上，综合形成的一个独特的理论体系，它全面分析解释了国际生产的决定因素、国际生产所采取的形式、国际生产的开展程度等方面的内容。在邓宁理论体系中最关键的就是所谓“三大理论支柱”，即企业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
邓宁认为，企业之所以能够进行国际生产，其基础在于具有所有权优势。邓宁把决定一国企业相对于其他国家企业所具有的所有权优势划分为三类。第一，借鉴贝因所做的关于新的竞争者进入市场障碍的研究后指出，这种企业优势来源于某些新竞争者进入市场的困难及获取原料的困难；或者是由于新设立的企业往往较小，以致达不到规模经济所要求的足够规模，从而难以与原来企业展开积极有效的竞争；或者是原来企业具有某些无形资产，如专利、商标、管理技能等。第二，在某一特定地区里，大企业的分公司在许多方面的竞争力优于一个独立的公司。这是由于分公司能够通过母公司的总体联系网络获益或增强竞争力，而一个独立的公司或一个刚开发新产品进入一个新生产领域的公司一般要承担全部生产开发经营费用，且初始阶段经验欠缺，所以竞争能力往往较弱。第三，企业跨国经营所涉及国家越多，各个国家经济环境相差越大，那么该公司利用不同的要素资源禀赋及市场情况所获取的收益就越大，也就具有更强的企业所有权特定优势。
内部化优势是企业能将独占的无形资产或其他中间产品在内部交易并运用，克服外部市场失灵的障碍，使交易成本趋于最小，并获得内部化的其他利益。邓宁指出：“一个国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其各种资源的占有——某些情况下这是必须的——同时也取决于企业通过内部化来利用这些优势的愿望和能力。”企业通过它自己内部控制的程序或渠道来分配其资源而替代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其生产经营活动保持稳定并从中获取收益。要理解邓宁的所谓内部化优势，首先需阐明两个概念：一是市场不完全，即某些产品的特性使得它们不能完全合理地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其价值，这些产品不仅包括中间品，如半成品、零部件等，更重要的是指信息、技术、管理知识等。例如，技术等知识产品具有唯一性以及它的效益只能在投入生产过程以后才能断定，从而造成卖方和买方对该产品价值判断的不一致，难以通过市场来正常交易。二是交易成本，是指生产者和使用者在交换产品时并不是无成本的，而是存在一定的交易障碍，需付出一定的代价。即因存在交易成本而导致市场不完全进而促使企业实行内部化。
区位优势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指东道国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优势，如某些自然资源、地理位置等；另一层是指东道国政府的政策法规灵活、优惠、合理而形成的优势。邓宁引入区位因素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有些资源只能被选址于特定位置的企业使用，具有一定的排他性。第二，从生产国到销售国所耗运输成本。第三，无法避免或不可转移的成本，如税收、政府对股利汇出的限制等。区位因素不仅制约跨国公司对外直接的选址及其国际生产布局，而且影响企业所有权优势。邓宁的折中理论既可用于发达国家，也可用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它满足了多方面的需要，从而博得“通论”的雅称。但应当指出，邓宁理论体系尚存在一些不足。由于该理论中包含因素众多，特别是不能说明众多解释因素中哪种因素对投资决定最具影响作用，一切均需视具体情况而定，这就失去了一种严密的理论体系所应有的概括性地解释说明具体现象的能力。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指出，市场经济中，在利益驱动下，主观上为自己的微观主体可通过分工和交易而客观上为社会工作，从而实现自利与互利、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相互联系。社会各经济主体按自己的特长实行分工，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显然，交易活动一旦超出本国范围，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就出现了。斯密的这一理论被称为绝对成本理论。斯密的理论有一个基本前提，即一个国家必然会有某种商品在生产方面占有绝对优势，才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
另一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其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相对成本理论，进一步拓展了绝对成本理论。他认为，不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怎样的状态，经济力量是强是弱，技术水准是高是低，都能确定各自的相对优势，即使总体上处于劣势，也可从诸多劣势中找到相对优势。
比较成本理论为世界各国开展对外贸易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武器。不论哪个国家，也不论其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或强弱大小，它们都能确定各自的比较优势，而且只要按比较优势来安排生产和进行贸易，贸易双方就都能从中获益，即可以用较少的劳动耗费获取比闭关自守时更多的产品。
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是比较成本学说的完整化，也被认为是现代国际分工理论的开端。该理论认为，各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有的劳动力资源丰富，有的自然资源丰富，有的资本资源丰富，各个国家分工生产使用本国最丰富的生产要素的产品，劳动力丰裕的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资本丰裕的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样经过国际贸易，各国都能获得最大的福利。
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解释的是不同产品在不同国家之间分工的原因。但其原理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加工贸易产生的原因。加工贸易作为伴随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分工的发展而兴起的一种新的贸易方式，促成生产环节在不同空间上的分布，使各个国家和地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优化资源配置，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世界各国加工贸易发展的格局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是由其比较优势决定的。通常发达国家具有资金、技术方面的优势，发展中国家具有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优势。
比较成本学说对西部地区的加工贸易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西部地区经济目前远远落后于东部，但西部各省资源要素禀赋各异，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如劳动力优势、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地缘优势等，正是这些优势决定了西部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与地位。资源丰富的省份依据自身优势发展资源深加工型加工贸易，具有产业优势的省份发展技术密集型加工贸易，或者凭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工序或者环节中来发展加工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