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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极”（Poles of Growth）理论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在1950年首次提出，经布德维尔、弗里德曼、缪尔远尔、赫希曼等经济学家完善而成。“增长极”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在经济增长中，由于某些主导部门，或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或行业在某一些地方或大城市聚集，形成资本与技术高度集中、具有规模效益、自身增长迅速并能对邻近地区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增长极’，通过具有‘增长极’地区的优先增长，进而带动相邻地区共同发展。增长极强调要与整个区域之间都建立起一种和谐的适宜于经济成长的机制与环境。如果周围地域的技术力量、地方市场及交通通信网络等条件严重滞后，且没有成熟的产业体系，那么增长极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和空间扩散效应所形成的乘数效应就难以在区内实现，并有可能使增长极成为地域经济中的‘飞地’或‘孤岛’，更不可能促进和带动区域经济的成长。”这是区域经济学在关于增长极论述中对飞地概念最直接的表述。
区域比较优势是与区际贸易、区域分工密切相关的概念，区域比较优势理论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一方面汲取了马歇尔的外部经济原理，另一方面继承了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揭示了不同区域比较优势落差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最初试图回答发展中国家如何在世界经济中发展定位的问题，现在这一理论也被广泛应用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
区域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不同区域间资源配置效益存在差异的原因有两类，一是区域间生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差异，二是区域间外部经济的差异。生产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指区域间各种生产要素拥有状况及其相对价格的差异，不同的生产要素比较优势对应不同的资源配置区域比较效益，具有资本、技术、信息、人力资源优势的区域与不具有这些要素优势的区域相比，其资源配置的区域比较效益显然要高。区域内已有资源的集聚会产生经济效益，同时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等也会给区域内各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经济效益，这就是所谓区域外部经济。区域间的外部经济不同，会造成资源配置的区域比较优势差异。区域比较优势理论从系统科学的角度解决了一个子系统在大系统中如何定位的问题，该理论认为，不同区域在资源禀赋和资源配置效益方面存在的差异导致区域之间不同的比较优势，按照比较优势理论的观点，拥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地区应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通过利用比较优势来发展自己，专注优势产业的发展，每一个子系统只有找到自己的特色并发挥自己的这种比较优势，才能在大系统中找到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飞地经济发展模式下，开发区和飞入地充分发挥在资源配置效率、资金、管理、人才、土地等方面具有的不同的比较优势，专注优势产业的发展发挥了各自的特长和不同的功能。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区域经济学家克鲁默和海特等以赫克曼和威廉姆斯的不平衡发展理论为依托，以弗农等首创的工业生产生命周期理论为依据，探讨了工业产品生产的过程特点及与此相关的地域扩散。区域经济学家将工业生产生命周期理论应用于区域经济学，创立了区域发展梯度转移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为适应我国经济建设实践的需要，何钟秀、夏禹龙、冯之浚等国内学者，提出了一种经济发展战略理论——梯度理论。
梯度理论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其产业结构的状况，而产业结构的状况又取决于地区经济部门，特别是其主导产业在工业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如果其主导产业部门由处于创新阶段的专业部门构成，则说明该区域具有发展潜力，因此将该区域列入高梯度区域。该理论认为，创新活动是决定区域发展梯度层次的决定性因素，而创新活动大多发生在高梯度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及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生产活动逐渐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而这种梯度转移过程主要是通过多层次的城市系统扩展而来的。
生产要素的流动，总是先流向能带来高收益的经济发达地区；当该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要素价格就会上升，进而导致生产成本加大，一些产品在当地生产变得不经济，需要向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便宜的周边地区转移。由此，区域经济发展就形成一种梯度逐步推进扩散的态势。根据梯度转移理论，经济发展迅速的开发区采取飞地经济发展模式，在欠发达地区选择飞入地进行产业延伸和产业转移，可以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共生”（Symbiosis）的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于1879年提出的，指的是由于生存的需要，两种或多种生物之间必然按照某种模式互相依存和相互作用地生活在一起，形成共同生存、协同进化的共生关系。20世纪中叶以来，共生理论和方法开始广泛应用于医学、农业和经济等诸多领域。
从一般意义上讲，共生指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它由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三要素构成。共生不是共生单元之间的相互排斥，而是在相互依存中共同合作进化。这种合作进化不仅可以产生新的单元形态，而且可以产生共生能量和新的物质结构，表现为共生个体或共生组织的生存能力和增殖能力的提高，体现了共生关系的协同作用和创新活力。共存是共生的深刻本质，但共生并不排斥竞争，它不是对自身性质和状态的摒弃，而是通过合作性竞争实现单元之间的相互合作和相互促进。这种竞争是通过共生单元内部结构和功能的创新以及共生单元之间功能的重新分工、定位和合作实现的。
目前，很多学者把这一理论运用在区域发展中，呼吁按照共生原理不断优化区域合作。不同的区域通过互利共存、优势互补形成一个相互依赖、共同生存和协同进步的共生系统，它们之间不仅是竞争关系，更重要的是区域之间以及区域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共生和协同进化关系。发展较好的开发区在一定阶段有向周边地区扩散其能量和拓展腹地的动力和要求，而相关区域有对接这些区域实现地区跨越式发展的迫切需要。若采取飞地经济发展模式，冲破行政区域的壁垒，通过加强合作，充分整合不同区域的优势资源，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组合，优化投资环境，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形成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共生协调、互利共赢的新格局。
在“多地开花”的繁荣现象背后，飞地经济也因地方政府之间的行政管理冲突、利益冲突等体制机制障碍而陷入封闭化、模式化的发展困境。政府作为飞地经济的“推动者”和“搭台者”，其是否愿意推动飞地经济发展、搭建合作平台以及推动力量是否足够大、搭台能力是否足够强等因素，都直接决定着飞地经济的合作效果。根据安增军等（2008）的研究，地方政府的态度、意愿及能力等因素是衡量合作效果的关键维度。围绕这一层面，既有文献指出了许多关于飞地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将其简要归为以下两类。一是两地政府对合作伙伴的不信任以及对合作结果的不放心，导致合作存在信任危机。冯艳飞等（2018）及李猛等（2020）提出，地方政府尤其是发达地区的政府大多抱着“肥了外人，害了自己”的顾虑，担心在飞地合作中非但无法获得相应的利益回报，还会因合作分流其产业和税源，故在飞地开发中吝于拿出真金白银和好项目、派出精兵强将，导致合作的积极性不高乃至不愿意合作。冯云廷（2013）及张贵（2021）指出，欠发达地区虽然受益于这种异地开发的生产组织方式，但涉及一些高污染高风险的项目，也要承担不小的环保压力。二是两地政府因飞地管理理念和收益分配方案而产生意见冲突，导致合作出现管理危机。麻宝斌等（2014）提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政府因发展目标、地方政策的不一致，容易在园区建设以及项目运营等问题上产生分歧，从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政府间横向协调的难题。查婷俊等（2017）研究发现，谁来协调、怎样协调的问题都将影响区域间的长期有效合作。潘家栋等（2021）认为，有关飞地经济最终产生的收益如何分配、利益如何规划的问题会影响地方政府的合作意愿，从而妨碍飞地合作的顺利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