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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而后，接着晋、南北朝，这个时期的文学，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有种种的变化，而变化的原因也很复杂。今分别说明如下。
两汉的赋是著名的。赋的派别在前一章我们也已经说过了。晋、南北朝就由辞赋转变而为“骈语”。所谓“骈语”，就是比较辞赋更整齐的“四六文”，而几乎全篇都是对偶，故称为“骈语”。“骈语”这个名称在当时候是没有的，后世以“骈文”和“散文”对举，而推南北朝文为“骈文”的代表。王国维称为“骈语”，而把它和“楚辞”“汉赋”“唐诗”“宋词”等并称，可见这种“骈语”确是这个时代的一种特色。
当时候的赋虽然是仍名为赋，但是有一大部分在实际上已变为“骈语”，和“汉赋”不同。此外无论什么文，如序、如论、如书，都用“骈语”。最著名的作家为鲍照、江淹、徐陵、庾信等人，他们都是南北朝人。至如晋代左思的《三都赋》、郭璞的《江赋》等，虽然也很有名，但它们还是“汉赋”的旧面目，而且是“荀赋”的苗裔，可以说不是文学。这时代的作品当推鲍照的《芜城赋》、梁元帝的《荡妇秋思赋》、江淹的《恨赋》《别赋》为最好。其他短篇的书信也有很好的。 至于陶渊明有几篇著名的作品，又当别论，因为它不是“骈语”。
在南北朝时又有一个特别的文学界说，叫“有韵的为文，无韵的为笔”。当时文人有以“文”“笔”对举的，有以“诗”“笔”对举的，有以“辞”“笔”对举的。究竟怎样叫“文”，怎样叫“笔”，并没有确切的界限。刘勰《文心雕龙·总术篇》云：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
刘勰的大意是不赞成把“文”“笔”区分为二的。他说“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因为当时候一般的人认“诗”为“文”、认“书”为“笔”，故刘勰说诗书本来都应称“文”，至近代才分为二事。刘勰于下文还有许多的话，但是他的话很含混，我们读了还是得不到最后的答案。
清代阮元的《揅经室集》里有《学海堂笔对》，引证当时诸史，以说明“文”“笔”之分，把它归纳成为四类：（1）文、笔对举；（2）辞、笔对举；（3）笔、文专称；（4）诗、笔对举。
近人刘师培著《中古文学史》、谢无量著《中国大文学史》，皆根据阮元的话，又参酌自己的意见，加了许多说明，比较得更详细了。现在我再把刘、谢两君的话归纳如下：（1）有藻采、声韵的为“文”；（2）无声韵，但有藻采也为“文”，否则为“笔”；（3）无韵，但为偶语也为“文”；（4）“诗”为“文”的一种；（5）“辞”就是“文”，所谓“辞”就是有藻采、有声韵的作品；（6）“文”可以包括“笔”，“笔”不可以包括“文”；（7）直言无词采的为“笔”；（8）记事的为“笔”；（9）“论”也与“笔”对称；（10）韩愈的“文”在唐代也称为“笔”；（11）后世“散文”不应称为“文”。
我再参照阮氏及刘、谢二君的话重定了一个“文”“笔”的界说如下：（1）零言断语不能成篇的为“笔”，东鳞西爪漫无组织的为“笔”；（2）有组织、成篇幅、有藻采、有声韵的为“文”；（3）但有组织、成篇幅，虽无藻采、无声韵也为“文”；（4）“笔”的名称在唐以后好像是忽然不见了，其实不然，它就是后世的“笔记”。
这个界说比较的精密一些了。这是大概的情形。详情可参考刘、谢二君的文学史及我的文笔辨。 在《中国文学辨正》内。 南北朝时通行“偶语”，且尚藻采、声韵，在他们只认有藻采、声韵的是文，至少也要是“偶语”才算是“文”，不认“散文”是“文”。所以如韩愈的“散文”，唐人也还称为“笔”。这是沿着南北朝时的习惯。
在晋代，老、庄学说盛行，王弼注《易经》、注《老子》，向秀注《庄子》，这一类的书风靡一时。当时由老、庄学说演化成为清谈，大概以乐天知命、放荡形骸为务，把名利看如粪土，把礼教看如枷锁，以淡泊宁静、不受一切的拘束为至乐。这种人生观，由所谓名流提倡以后，便支配了一般人的心理。这种思想影响于文学很深。如嵇康的《养生论》云：“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又云：“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陶潜的《归去来辞》
云：“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又云：“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又如刘伶的《酒德颂》、王羲之的《兰亭序》，都是这种思想的表现。这种思想和后世文人的关系也很深，唐宋以来的文人大多数受了他们的影响。
晋、南北朝时候的思想界除了清谈以外，再有从印度输进来的佛学。佛学输入中国本来很早，但在这时候更有充分的佛经输入。所谓天竺胡僧到中国来的很多，而中国的佛教徒往印度去的如法显、道整等人也前后相继。中国的文人如谢灵运、刘勰等无不信佛，刘勰且出家为僧，法号慧地，梁武帝亦舍身于同泰寺。可见当时佛学支配一般人的心理的情形。这种思想当然和文学发生关系。就实质上说，文学作品中多含有佛学的意味。就形式上说，“塔”“僧”“忏悔”等译音字也充满于文字中， 忏为译音字，悔非译音字，二字 一义，今人多连用。 译经的文法也自成一格，可说是印度化了。这种思想和后世文人的关系也很深。唐、宋诗人如王维、柳宗元、白居易、苏轼等人都受了很深的影响。
从东晋到南北朝，中国的民族史上更发生一个极大的变化，旧史家称为“五胡乱华”，就是当时候西北的外族侵略中原，把中原的地方占据了，晋室因而东迁，由今陕西迁到今南京来，长江以北的地方差不多都被他们侵占去了。所谓“五胡”就是匈奴、羯、鲜卑、氐、羌五种人。匈奴就是汉代的匈奴，这时候一部分南侵入中原，和中原人同化了，一部分北徙入欧洲建国，即今匈牙利。羯属突厥种，晋、唐时侵入中原，唐末西迁，造成今土耳其国于巴尔干半岛。鲜卑，有人说就是今日西伯利亚人的始祖。氐、羌后裔不详。总之，这五种外族人在东晋、南北朝时都靠他们的武力侵略中原，纷纷居住到中原来，居留在中国以后，语言、文字、风俗、习惯都和中原人同化了，久而久之，已无形地变了中原人。不过，从反面说，他们的风俗、习惯影响于汉人的地方也不少。如《搜神记》云：
胡床、貊盘，翟之器也。羌煮、貊炙，翟之食也。自太始以来，中国尚之。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宾，皆以为先。戎、翟侵中国之前兆也。
就这一段文字，可以想见当日汉人风俗的外族化了。
然这些事和文学无关，不必多说，如今我们再说“五胡”所给予中国文学的影响，就是他们尚武的精神灌输到中国的文学作品中。欲知他们尚武的精神影响于中国的文学是怎样的情形，请先看他们自己的诗歌：
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
东山看西水，水流磐石间。公死姥更嫁，孤儿甚可怜。
《琅邪王歌辞》八曲之二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
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
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
《陇头歌辞》三曲
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蹀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
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 䟤 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
《折杨柳歌辞》五曲之三
这些都是西北胡人的民歌，而被汉人采入乐府的，现在我们所见的当然是用汉文写出来的，不是他们的原歌，但是却能十分保存原有的尚武的精神和朴质爽快的风格。这样的诗在原有的中国诗里是没有的，如今大批地加入，当然能使中国的文学界发生一大变化。
在南北朝时南北的文学作品已经截然不同。如《北史·文苑传序》说道：
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
这几句话已经告诉我们南朝的文学好处在柔，北朝的文学好处在刚，南朝的文学是优美，北朝的文学是壮美。《北史·文苑传序》的话是指文人的作品而言，可知西北胡人的民歌已经影响到文人的作品了。此后唐人出塞、从军的诗，如“葡萄美酒夜光杯”“秦时明月汉时关”“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之类，无非是受的这种影响。
在汉武帝设立“乐府”时，曾经采集过一次民歌，把它们来改为乐歌，于是许多民歌就借此保存了。在晋、宋间也有同样的采集民歌改编为乐歌的事，所以晋、南北朝的民歌保存在“乐府”里流传到现在的很多。如《吴声歌曲》中的《子夜歌》《懊侬歌》《华山畿》，《西曲歌》中的《江陵乐》《青阳度》《女儿子》《攀杨柳》等都是很好的民歌。同时及唐以后的文人也多拟作这些民歌，就一变而为文人化了。不过，经过文人化后，真情感已没有了，风格也不自然了。所以最可宝贵的还是原有的民歌。
这些民歌中以《子夜歌》尤为有名。据说，它是晋代的一个女子创作的，女子名子夜，所以就称为《子夜歌》。原有四十二首，后来人家跟着它作的称为《大子夜歌》《四时歌》《子夜警歌》《子夜变歌》等又有许多。这些歌都是男女恋爱之词，它的形式是五言四句，和唐以后的“五绝”一样，也许所谓五绝和它有密切关系。此外，《攀杨柳》也很著名。由《攀杨柳》《折杨柳》演变而为唐以后的《杨柳枝》。 或谓《杨柳枝》为白居易所创是不对的。 唐人诗：“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杨柳二字就是指《折杨柳》，它是双关两意的。
在吴声歌曲中更有一个应该注意之点，就是诗中多“隐语”。例如“梧子”隐“吾子”、“莲子”隐“怜子”、“藕”隐“我”、
二字音相似。
“蚕眠”隐“缠绵”、“丝”隐“思”等随处皆是。这种隐语可以说在汉已经有了。如“稿砧今何在”一诗，“稿砧”二字就是应“丈夫”的“夫”字，因为“稿砧”为斩草之具，名叫“
”，由“稿砧”隐“
”，由“
”转隐“夫”，于是“稿砧今何在”一句，就是说“丈夫今何在”。这可算是汉代民歌中的隐语。但在晋以前这样的隐语还不多见，到了《吴声歌曲》中就很多很多了。晋、南北朝以后的民歌中也有时可以看见这种隐语。如刘禹锡的《竹枝词》：“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全唐诗》注“晴”一作“情”。其实并不是又作“情”，简直“晴”字就是“情”字的隐语。清末黄遵宪的山歌：“第一香橼，第二莲。第三槟榔个个圆。第四芙蓉，五枣子。送郎都要得郎怜。”这首诗中“橼”隐“圆”、“莲”隐“怜”、“榔”隐“郎”、“芙蓉”隐“夫容”、“枣子”隐“早子”，每一件花果名都是隐语。这就是晋、南北朝《吴声歌曲》中隐语的习惯，保留到最近时，还可以有民歌中找到的。
刘禹锡所作《陋室铭》 〔元〕赵孟
书
中国小说的诞生，在前面第四章里已经说过了。不过晋、南北朝以前的小说，到现在大都失传，今日所见的题名汉人所作的小说，大概是晋、南北朝人假托的，除了刘向的《列女传》《新序》《说苑》保存一些古代的小说，旁的没有什么可见。汉、魏时小说不很流行，到了晋代，小说乃盛行了。古小说而经晋人加注的有郭璞注的《山海经》，古小说到晋代才发现的有魏襄王塚中掘出来的《穆天子传》，晋以后人所作而托名汉人的《西京杂记》《汉武内传》《飞燕外传》等；晋、南北朝人自己的创作有干宝的《搜神记》、葛洪的《神仙传》、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真可谓盛极一时了。
东晋的诗人陶潜，他是一个最喜欢读小说的，他的诗道：“泛览《周王传》， 就是《穆天子传》。 流观《山海图》。 就是绘图的《山海经》。 ”这可见他萧闲自在沉醉于小说中的状态。郭璞是晋代一个博学的人，他把《山海经》和《穆天子传》细细地加了注解，可见他也是爱读这些书的人。但就这两点看来，我们已可想见在那时候小说是怎样的盛行了。
现在再把上面所提起的几种小说略说一说。《山海经》旧传为禹治水时所作，又传为伯益作，但都不确。据近人卫聚贤所考，其中一部分为春秋时随巢子所作，乃是他从印度到中国的旅行记，因为《山海经》中的神话完全是印度的神话，再有一部分是刘歆所加的。 详见《古史研究》第二集。 又有人说《山海经》是古代的巫书，但是后代的地名很多， 如长沙、零陵等皆非古地名。 这是有后人增加的地方。总之《山海经》虽是一部古书，但在晋以前并不盛行，自从郭璞注了以后，才成为一部名著。《穆天子传》是记周穆王西游的事，也是一部古书，不过到晋太康二年才发现于汲郡魏襄王墓中，可见以前并不流传。《西京杂记》今《汉魏丛书》本题为刘歆撰，但《学津讨源》本题作葛洪撰，明孔天胤本也题作葛洪撰，《四库书目提要》谓为吴均撰，托言葛洪得刘歆《汉书》遗稿，录班固所不载的事而作此书。总之为晋以后人所作无疑。《汉武内传》旧题为班固撰，《飞燕外传》旧题为汉伶玄撰，但就文字看，不像是汉人作的，乃是晋以后人假托的。《搜神记》为干宝撰，中间有一大部分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民间传说，很有价值。也有人说，今日流行的二十卷本有后人加入的，这也可信。又有《后搜神记》题为陶潜撰，乃是假托的。《神仙传》可以算是晋以前神仙故事的代表。《世说新语》是晋、宋时的名人逸事。这几部小说都是最有价值的。以外再有许多，不及遍举了。
这时代文人作的诗，在形式上说，起初只是继续汉、魏原有的体裁，而没新的创作，到最后才开“律诗”之端，而没有完全变成“律诗”。但是产生了一个著名的诗人陶潜，他的诗全是歌咏自然，而且是民众化了，在中国诗歌里能另辟一个境界。他的作品除了诗歌，如《归去来辞》《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等也都是不朽的作品。当时的诗人以陶、谢并称，谢是谢灵运，他的诗善于摹写山水风景，虽和陶潜并称，却比不上陶潜。此外，在晋代的文人诗如阮籍的《咏怀》、郭璞的《游仙诗》、左思的《咏史》，都是名著。
桃花源图（局部） 〔明〕仇英 绘
关于这一类的著作在中国很是缺乏，曹丕的《典论·论文》虽然是开了端，但是极简单的一篇，不曾成为专书，直到南北朝时才产生了三部名著：（1）刘勰的《文心雕龙》，可说是一部文学原理兼文学史、文学批评的书；（2）钟嵘的《诗品》，他把汉、魏以来的著名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每人穷究其诗学的源流，并品评他们的优劣，这可说是一部文学批评的书；（3）任昉的《文章缘起》，说明各种文体的起源，可说是一部和文学史相类的书。三书之中以《文心雕龙》为最好，虽然他的见解在今日看起来很有不对的地方，他用四六文写也是一个错误，但在当时候不能说不是一部杰作，到现在还没有失掉历史上的价值。唐、宋以后的诗话、文谈之类虽然是多到不可胜数，但是能够有系统如《文心雕龙》一般的却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