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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灭、汉兴，时势一变，东西两汉，下及三国，一共约有五百年的长时期。这个时期中文学大势的变迁很多，今分述如下。
《诗经》中的诗是否每首都可以入乐固然还有小问题， 见前章。 但是大概可以说，孔子口中所说的诗是和乐相连不分的。经过秦汉之后，《乐经》亡了，古乐就此失传。
高帝崛起南方，汉初盛行“楚声”。高帝的《鸿鹄歌》是“楚声”， 见《史记·留侯世家》。 唐山夫人的《房中祠乐》也是“楚声”。 《汉书·礼乐志》云：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 所谓“楚声”，当是南方之乐，而与中原古乐不同，大概是多发扬蹈厉之音，而无温柔敦厚之致。这是乐歌变迁的初步。
苏武牧羊图 〔清〕黄慎 绘
后来武帝设立“乐府”，采诗夜诵，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他不但把乐歌大大地整理了一下，而且使乐歌发生极大的变化。他所采的歌有燕、代、秦、楚之讴，所采的乐器有箜篌、横吹等外国乐器。崔豹《古今注》云：“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 《古今注》卷中《音乐》。 可见李延年所制的“乐府”已含有许多外来的分子，而不是纯粹的中国乐歌。这是汉代乐歌变迁的第二步。而南北朝及唐代外国音乐充分地输入中国，当以此为先导。
纯然五言诗，为文人所作而不能入乐的，以李陵、苏武赠答的诗为最早。但今所传苏、李赠答诗，是否为苏、李所作，尚有疑问。此外，《古诗十九首》《玉台新咏》于所选八首，谓为枚乘所作，《文心雕龙》于孤竹一首，谓为傅毅作，故清人沈德潜以为作者非一人，非一时，故统名为古诗。 《古诗源》卷四。 李善《文选》注亦云：
诗云“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
苏李泣别图 〔明〕佚名 绘
他也疑心到十九首中有东汉人的作品。近人即本此说，竟以为十九首全是东汉人作，我以为作者非一人，非一时，是不错的，一定要断言十九首皆东汉人作，是很难说的。总之，五言诗到汉代已确切成立了，成立于西汉或东汉，当再待考定。
汉代的辞赋是有名的，王国维以为可作一代文学的代表。他说：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宋元戏曲史》序
这可见“汉赋”在文学中的位置是怎样。不过，所谓“汉赋”也不止一派。《汉书·艺文志》把它分为四类：一为“屈赋”，二为“陆赋”，三为“荀赋”，四为“杂赋”。
“屈赋”就是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篇及唐勒、 《唐勒赋》今亡。 宋玉所作的赋。在汉代贾谊、淮南王安诸人的赋，属于屈赋。它们大抵都是抒情。
“陆赋”就是陆贾的赋。《汉志》说：陆贾有赋三篇，但今不传，不可考了。而枚皋、朱建、严助、朱买臣等人的赋，《汉志》列于陆赋之属，而今亦不传。今可见的只有扬雄的赋。这一类大抵偏于辞说，为纵横的变相。
“荀赋”就是《荀子》书中的《赋篇》，有礼、知、云、蚕、箴等五篇。《荀子》以后，《汉志》所列的今已不传。但观荀子《赋篇》，是主于咏物的。
“杂赋”本无一定体例，《汉志》所列，今亦不传，无从考证。然一看它的题目，也可以略知其内容。如“杂山陵水泡云气雨旱赋十六篇”“杂禽兽六畜昆虫赋十八篇”，看了这些目录，可知它和荀子的云、蚕相近。不过最后有《隐书》十八篇，为后世“廋辞”之祖。这可见所谓杂赋的体例很不纯粹了。
在汉代的赋有这样四类，四类确不可以一例承认它有价值。除了“屈赋”为抒情的赋，其他三类可以说不是文学。
战国时七雄并立，互相并吞，互相联合，一般策士从中播弄是非，乘机以博得功名富贵，纵横文很用得着。汉初离开战国没有多远，策士的风气依然存在，况七国并立，还是一个封建的形势，策士的纵横文，还是适用。试看蒯通说韩信、邹阳上梁王书，完全是苏、张的面目，就是贾山的《至言》、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论政治书》，还是周、秦诸子的文章。
文、景以后，七国削平，天下太平无事，用不着策士的纵横；于纵横就一变而为辞赋与疏表。变为辞赋的，以邹阳、枚乘、严忌诸人开端，至武帝时有司马相如、严助、朱买臣、东方朔、枚皋、终军等人，称为极盛。他们的辞赋，是由纵横家的离间挑拨变而为对于君主一人的赞美。这是因为时代的关系，自然而然的变化。再有一派变为疏表的，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公孙弘的《贤良策》。主父偃的《谏伐匈奴书》，由纵横家的凌厉驰骋的雄辩一变而为温厚儒雅的风度。这也是因为时代的关系，自然而然的变化。
中国的史学发达得很早。古代史书分为六家，就是：一《尚书》；二《春秋》；三《左传》；四《国语》；五《史记》；六《汉书》。前四家皆在汉前，后二家皆是汉代作品。其中以《史记》为最有创造的能力，且含着极丰富的文学意味。
《史记》是司马迁作的，记黄帝至汉武时事，为本纪、年表、列传等一百三十卷。它的创造力，是在能网罗零碎的古史成一巨著，又能创为传记、年表等体例。
它所以含有文学的意味，有下列三个原因。（1）因为它是富于情感的。司马迁因李陵事而被刑，郁郁不自得，他作《史记》的动机，就是要借古人发牢骚，所以《伯夷列传》《刺客》《游侠》等传，作得更好。（2）是关于描写的。《史记》描写人物，恰能如其身份，很和小说相近。（3）是趋于自然的。他采录古史，都改为当时通行的文字，他又不避俗语，例如《陈涉世家》中的“伙颐”，就是楚国的方言。这三点都和文学的原则相合，所以一部《史记》，就充满了文学的意味，而于无形中被后人视为文学作品。
《汉书》是班固作的，始于高帝，终于王莽，共一百二十卷。班固著作没有完，就死了，是他妹子班昭替他续成的。后来史、汉并称，但就文学的意味而言，《汉书》不及《史记》。若说《汉书》和《史记》体裁上的异点，《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为史，在当时候都是创格。
文学是平民的，不是贵族的，更用不着贵族来提倡。贵族提倡文学，简直是使文学受着损失。在汉、魏这个时代，前有汉武帝，后有曹操父子，以帝王提倡文学，在他们以为是文学界的盛事，其实是文学界很大的损失。汉武帝很喜欢文学，他招致了司马相如、东方朔一类的人做他的“宫廷供奉”。司马相如等人也就以见知于天子为荣幸，所有的作品无非是供帝王的娱乐，作帝王的玩好品，他们只管享受着富贵，而人格、文格受了很大的损失，他们就不管了。
自从汉武帝开了端，后来曹操父子也就学着他。曹操的文学天才比汉武帝更好，他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四言诗，比汉武帝的《秋风辞》要好得多，加起他的两个儿子曹丕、曹植也都是有文学天才的，于是曹氏父子兄弟就成了当时文学界的中坚分子。他们极大地搜罗当时文人做他们的门客，后人所称为建安七子的，便是孔融、王粲、徐幹、陈琳、阮瑀、应玚、刘桢七人。七子除孔融外，皆为曹氏所引用，无非一天到晚陪着他们作作诗，或是给他们代代笔，曹氏父子使文学所受的影响恰和汉武帝相同。
汉武帝提倡辞赋，使文学受了很大的损失，已如上文所述；但他另有一事，对于文学又不能说没有功劳，就是他对于小说、民歌十分注意。《汉书·艺文志》所著录小说有《封禅方说》十八篇、《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原注皆云武帝时。《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臣寿周纪》七篇，原注宣帝时。《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原注，虞初，武帝时人，号黄车使者。《百家》一百三十九卷。除《饶心术》《未央术》似是方术 在当时此项书亦混入小说。 而外，其他都是小说，而以武帝时的作品为多。虞初大约就是汉武帝时的稗官，那些《周说》九百多篇，就是他采集来进呈于武帝的，不然，流传在民间的故事，不当为《汉志》所采。那些小说今皆失传，不知内容如何，但是据我个人的浅见，刘向的《列女传》等三书就是取材于此。 参看第三章。 另外有一类小说，如《汉武内传》《飞燕外传》等，虽题名为汉人作，但多系后人假托， 《汉武内传》原题为班固撰，《飞燕外传》原题为伶玄撰。 不可认为是汉代的小说。
至于民歌，在武帝设“乐府”时，会充分地采录燕、代、秦、楚之讴，以供给他制作乐歌的材料。 参看本章第一 节。 今《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此类民歌有《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邯郸河间歌诗》四篇云云，这些都是各地的民歌，想是武帝设“乐府”时采集来的。这些歌也失传了，不知道它们内容如何，但是据我个人的意见，在今日所流传的“汉乐府”内，还可以找得出几篇。例如《陌上桑》一首，崔豹说，邯郸女名罗敷作， 《古今注》卷中《音乐》。 这或者就是《邯郸河间歌诗》之一。
总之，照《汉志》上所开的目录看，汉代的小说、民歌实在不少，但是不能说不是武帝注意采集的功劳。不然，到今日连这些目录都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