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货币基础上的竞争。竞争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核心,但这种竞争离不开货币,货币被视作竞争的目的和手段,因此市场经济有别于其他经济制度。根据经典经济学理论,企业为提升竞争力,会采取科技革新、模式创新、管理优化等手段,以达到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由此来推动整个经济的增长。以货币视角解读,这些微观主体为增强竞争力而增加的投资支出,会推动货币的扩张和流动,由于现实中的经济增长定义为货币增加值的增加,由此竞争力的提升会促进经济增长。货币思维侧重于观察货币的创造和流动,包括整体的货币增长,以及居民、企业、政府、外部部门的债务扩张和相互间的货币流动情况等。例如,当前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速从中高位回落,反映企业活跃度的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速则持续在低位运行,M2与M1增速之间的梗阻,主要出现在“M1→M2→M1”循环的后半段。根据货币创造的历史经验,货币主要由各经济部门创造并先注入企业,形成M1。随后,企业通过支付工资、分红及贷款等方式,将货币转移至居民手中,进而形成居民存款和M2。正常情形下,居民存款不会大面积沉淀,而是会通过消费和投资渠道回流到企业,从而实现“M2→M1”的良性循环。然而,目前居民在获得收入后,更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和投资,导致资金并未充分回流到企业部门,同时企业资金存在沉淀空转现象,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循环。
货币的创造过程也是债务的积累过程。定义上,货币统计的是私人部门的存款变化。现实中,这些存款主要是通过信贷和发债产生的。只要货币被创造出来,就必然有相对应的债务,这些债务可能来自国内部门,也可能来自国外部门。如2002—2007年,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那几年,我国货币的创造主要依靠外汇占款,这与美欧国家(地区)居民部门债务扩张有关,尤其是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2008年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我国开始扩大内需,通过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居民部门的债务扩张实现货币创造,也就是通过基建、制造业、房地产来实现货币创造。在货币创造能力强的时候,社会上的流动性充足,债务问题被掩盖。而当货币创造能力下降的时候,社会上的流动性出现不足,债务风险会被暴露。反过来,债务的积累未必会带来货币的增加。例如,居民部门购买企业部门的债券。按照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会计记账原理,居民部门的资产端在增加一笔债券的同时将等额减少一笔存款,但负债端并没有发生变化;相应地,企业部门的资产端将增加一笔存款,负债端也将等额增加一笔债券。这里,企业部门通过发行债券置换到了居民部门手中的存款,实现了货币从居民部门到企业部门的转移,该过程并没有带来货币增量的增加。如果是商业银行购买企业的债券,那么企业发债将创造货币,因为来自银行体系的货币增加了私人部门的存款。因此,市场上“债务是大敌”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货币创造的本身就是债务增加的过程,只要货币创造能够持续促进增长、拉动就业、提高收入,这种债务的增长就是值得我们接受和尝试的。
同时,货币创造的流动过程,也是经济增长、收入增长和分配的过程。如同房地产,它的扩张会带来货币和债务的同时扩张,会带动建筑业、房地产业、制造业等行业增加值的增加,促进就业和居民收入增加。因此,货币、债务、增长、收入之间,实则是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的整体,可认为是同一问题的不同面。
货币是观测经济运行的重要先行指标。货币的创造、流动、分布过程的镜像是经济周期的扩张与收缩,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需求结构、成本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存量流量结构的变动。在货币扩张阶段,银行信贷规模扩大,企业利润好转,就业市场改善,居民收入增加,经济进入复苏轨道。信贷尤其是抵押贷款的迅速增长,将推升房地产价格上行,进而提升抵押物价值和私人部门的信贷能力,促使经济向繁荣阶段迈进。而当货币进入收缩阶段时,银行信贷、抵押物价值往往会缩减,资产存量价值的波动将进一步影响收入流量,导致投资、消费以及整个经济增速的下滑。从历史经验来看,我国经济的良好表现往往与M1增速的上升阶段相伴随。如2002—2003年,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债务扩张,我国抓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机遇,通过出口扩大经常项目顺差,由此外汇占款大幅增加,带动货币供应量和经济的显著增长。2009—2010年,面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我国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通过政府部门的债务扩张,迅速将货币和经济从谷底拽出。2015—2016年,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三去一降一补”政策的作用下,居民部门加杠杆购房,稳定了货币和经济基本面。从统计数据来看,M1增速拐点通常领先名义GDP增速约半年时间,这进一步凸显了货币作为经济先行指标的重要性(见图1-3)。
图1-3 我国M1同比增速与名义GDP增速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整对经济运行有重要影响。在没有政府干预的理想市场经济中,经济周期的自发调节主要依赖于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在这种机制中,货币增长率和利息率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紧密联系着资本存量和收入流量的相对价格。在封闭经济情形下,企业利润率近似等于货币增长率减去利息率。当货币增长率高于利息率时,企业有正的利润率,投资有利可得,名义经济增长,资本存量价值上升,经济正常循环。若货币增长率低于利息率,企业则普遍亏损,投资信心不足,名义经济增长放缓,资本存量价值下降,经济循环受阻。现实中,现代信用货币创造是在二级银行体系下进行的,即央行向商业银行体系投放基础货币,商业银行以基础货币为锚,通过向企业和居民提供融资,实现广义货币的派生(见图1-4)。央行对货币供给具有非常强的控制力,尤其是在美欧深度实践现代货币理论(MMT)的当前,它的取向变化会直接影响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进而影响企业决策、资本存量价值以及经济周期运行。实践中,中央银行常采取“逆周期”调节的方式来应对经济过热或过冷,即经济过热时,采取加息等紧缩性货币政策,而经济过冷时,采取降息等扩张性货币政策。但笔者认为,这种“逆周期”的调节方式可能会有顺周期的效果,因为在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中,经济过热时,由于货币供不应求,利息率是上升的,而经济过冷时,由于货币供大于求,利息率是下降的。中央银行加息过慢或降息过快,反而会延长繁荣周期或缩短衰退周期。
图1-4 二级银行体系下的经济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