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畅读海量书库
扫码下载掌阅APP

中文版序

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任保平

二战以后,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系统研究。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资本主义“长期繁荣”迹象的终结,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呈现出再度复兴的趋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外出现了一股《资本论》研究热,一些对主流经济学教条不满的经济学家重新对马克思的相对贫困、不平衡发展、产业后备军、虚拟资本、资本过剩等概念进行了研究。因此,系统梳理和评析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规律,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演变

二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没有出现预想的危机,反而进入了“长期繁荣”,引起了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其整个政治经济学进行重新审视,开始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这一时期,如何看待劳动价值论和利润率下降规律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以及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等问题,成为二战以后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于1962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1964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导论》,保罗·巴兰(Paul Alexander Baran)于1952年出版的《论落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和1957年出版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都是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以福特制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组织化资本主义转向以弹性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后组织化资本主义,资本主义“长期繁荣”出现终结迹象,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呈现出再度复兴和更加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不发达经济等前期主要论题得到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各种流派不断涌现。1973年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出版了《国家的财政危机》,1974年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出版了《劳动与垄断资本》,曼德尔1972年出版了《晚期资本主义》和1980年出版了《资本主义的长波》,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和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等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1974)、《资本主义世界经济》(1979)以及《世界范围的积累》(1974)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法国以米歇尔·阿格里塔(Michel Aglietta)、阿兰·利比茨(Alain Lipietz)等为代表的“调节学派”也在这一时期兴起。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实践,对全球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的分析批判以及对社会主义模式的研究构成了这一时期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阿明的《全球化的挑战》(1996)和《资本主义的幽灵》(1999)、伊藤诚(Makato Itoh)和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Costas Lapavitsas)的《货币金融政治经济学》、戴维·佩珀(David Pepper)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主义》(1993)、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2000),以及大卫·哈维(David Harvy)的《新帝国主义论》(2005)与艾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的《资本的帝国》(2005),都是这一期的代表性成果。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热潮开始出现,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内容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价值,推进了剥削理论、阶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研究,学者们围绕新自由主义批判、金融化问题、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和帝国主义问题展开了研究。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在此背景下,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始终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研究全球经济问题。

二、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坚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坚持了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的统一,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借鉴意义。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在目前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过程中,可以从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吸收思想借鉴。

1.坚持问题导向,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问题新情况

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依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问题。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况和新矛盾。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来说,非常重要的就是对我国经济结构转变的理解,必须在分清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出现问题的不同层次和不同性质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来解决问题。

2.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概括总结新材料新事实

要重视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材料新事实的研究,进而概括总结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201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强调:“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况,也出现了许多新的事实材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需要系统概括总结这些新的事实材料,探索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新规律,并把它们上升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3.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提炼升华新理论新话语

理论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对实践经验的升华,理论必然要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的特征,依据不断发展变化的经济实践,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依据新问题、新情况、新矛盾和新事实,不断提炼形成新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从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和运行的事实中概括出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和世界发展趋势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范畴、论断和基本规律,并能形成同世界对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三、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译丛的形成

2013年,法国调节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罗伯特·博耶(Robert Boyer)教授来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学,做了三场报告,在此次学术交流中,我们发现了法国调节学派的理论价值。次年法国调节学派的会议在巴黎召开,国内许多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参加了大会,我和康蓉老师也投了稿,文章入选了大会,但是我由于其他事务的耽误未能成行,康蓉老师代替我参加了会议,并作了大会发言。从此,我们就和法国调节学派建立了联系。

罗伯特·博耶教授退休以后,他介绍法国里尔一大的弗洛朗丝·雅尼-卡特里斯(Florence Jany-Catrice)教授和我们联系。2016年,我们通过国家外专局聘任弗洛朗丝·雅尼-卡特里斯教授为我院的专家,在我院做了三次讲座,在讲座期间聘任她为我院的兼职教授,我和她就调节学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对话,其间她送了自己的三部著作给我,我读了以后深受启发,萌生了翻译的想法,于是委托康蓉老师联系翻译事宜,经过紧张的工作,完成了“法国调节学派学术译丛”的出版,首先出版了弗洛朗丝·雅尼-卡特里斯教授的《财富新指标》《总体绩效:资本主义新精神?》《经济增长值得期待吗?》三部著作,这三部著作翻译出版以后,在国内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许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鼓励我们继续进行翻译和介绍。与此同时,弗洛朗丝·雅尼-卡特里斯教授又给我们介绍了三部著作:罗伯特·博耶教授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调节与危机理论》、贝尔纳·沙旺斯的《制度经济学》、皮埃尔·阿拉里等的《法国货币理论文选汇编》,我们发现这些书的内容非常好,于是在原来三部的基础上,把“法国调节学派学术译丛”扩大到六部。

2019年,在我牵头下,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功获批了科技部、教育部“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111计划)“国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引智基地”,这个基地就是以法国调节学派的学术译丛和2013年以来与法国调节学派的学术联系为基础而建立的。同时,弗洛朗丝·雅尼-卡特里斯教授又给我们介绍了四部研究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围绕111引智基地建设,形成了“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译丛”,本套丛书包括《危机中的希腊资本主义——以马克思主义视角分析》《危机理论和西班牙经济大衰退》《通胀度量的政治经济学:基于法国案例的分析》和《化石资本:蒸汽动力的崛起与全球变暖的根源》。

四、《危机理论和西班牙经济大衰退》译介

《危机理论和西班牙经济大衰退》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译丛”中的一部,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来研究西班牙经济危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班牙一直是欧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由于西班牙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业,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下,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了经济危机。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下,西班牙房地产泡沫的影响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增长速度最快。危机严重的后果是金融危机过后会出现信贷紧缩的情况,利率较高导致房地产泡沫破灭。房地产业、建筑业、银行和相关行业都处于危机中,西班牙经济经历了50年来最严重的衰退,失业率上升到20%,其中45%为青年。而且在明知风险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西班牙政府依然没有下决心解决经济过于依赖房地产业的问题,最终导致楼市的彻底崩溃和银行危机。

《危机理论和西班牙经济大衰退》主要是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和解释这次西班牙经济危机的。一是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不同危机概念的方法论进行理论探讨。二是对西班牙经济大衰退进行实证研究。本书的基本观点是:西班牙经济大衰退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增殖领域。由于资本产生的剩余量不足以让积累过程延续下去,这是一场反映在盈利能力上的增殖危机。

全书主要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西班牙经济大衰退背后的危机理论基础。这部分坚持劳动价值论和唯物主义视角的危机必然性理论,为全书提供了理论基础。提出了一个基于唯物主义的危机理论,认为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内生和必然现象。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的切入点是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主宰一切的经济力量,它不仅构成了本书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本书研究的结论。由于资本积累趋于导致危机,危机理论由此便嵌入对资本基本规律的分析中,也就是说,危机是资本逻辑作用下反复出现的高潮。本书认为研究危机理论的目的在于找出为何每一次危机爆发的形式各不相同,并在分析中将两个层次结合起来。必须从导致具体危机的这些直接原因和诱发原因中分清终极原因和结构性原因。马克思研究方法的特点之一在于他提出了存在于本质和现象之间的二元性,并给予危机理论所引起的争议一些启示。一方面,这一分析是建立在以市场为主导的系统之上。在这一体系中,我们会发现隐藏的经济力量,它们在表层底下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对危机的解释需要整合两个层次:内容和形式、本质及其表现方式、抽象和具体,由此认为危机必然性理论只能从劳动价值论发展而来。盈利能力下降导致全球性危机爆发,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家的存在相辅相成。盈利能力下降源于剩余的产出不足,利润率的下降使之成为现实。危机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的固有现象,必然是内在动力积累的产物。如果没有达到生产目的,即产生的利润不足以支持继续投资,那么危机的最终原因就在于利润的决定因素,即剩余价值。在这种分析基础上,本书还给出了盈利能力的数学表达式。

第二部分是实证部分。主要对关键变量进行实证分析。一是对危机爆发前和经济萧条时期西班牙经济中的各种盈利指数和盈余数量进行量化,并与欧元区其他经济体进行比较分析。主要论证盈利能力的重要性,以便理解经济危机,并提供解决住宅资产通货膨胀的框架。二是对制约资本积累模型的投机性住宅繁荣的原因及其最重要的特点进行了解释,同时突出了价格效应,因为价格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盈利能力演变的产物。只有考虑到潜在的盈利能力问题和围绕房地业的投机过程的存在,才能正确把握资本积累动态的特殊性。三是研究盈利能力的基本决定因素,研究了西班牙经济资本构成的演变、生产率以及部门扭曲。揭示出盈利能力背后的主要因素——产出—资本比率的潜在下降现象,而这一下降反过来又依赖于利润率、相对价格和资本—劳动比率。

第三部分是讨论西班牙经济危机的原因。主要研究危机为什么会爆发以及爆发之后应采取什么措施。首先从经济政策、激励措施和代理商的决策、意识形态三方面解释了危机的形成。接着又从工资、劳动力市场收入分配角度解释了危机,认为工资决定是主要议题,劳动力市场的调节和消费者需求的作用也存在一些决定性影响。同时又从金融化角度解释危机,主要从低利率到信贷繁荣和过度负债角度进行解释。最后讨论了人们提出的走出危机的各种措施。主要讨论了自由主义提出的扩大市场、后凯恩斯主义提出的社会民主改革、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计划、欧元区和左翼经济战略。在这些方案讨论的基础上,本书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一是增加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推进财政累进制度,以扩大福利国家的覆盖面,并为公共部门投资项目提供资金,从而减少对金融市场的依赖。确保国有化,或在战略部门建立公有制企业,如某些制造业、能源、运输、通信和银行系统。私营企业部门将继续存在,但应受到国家的严格监管。二是从根本上纠正自从向民主制度过渡以来实行的巨大分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计划需要配备适当的体制结构,以便捍卫国家主权,提高经济效率,保障所有公民的平等权利。

《危机理论和西班牙经济大衰退》一书的特点在于,依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理论构建危机分析的理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在各种走出危机方案讨论的基础上,提出西班牙走出危机的具体措施。本书在理论上对于中国特色社会经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在实践上对于防范和化解房地产风险、金融风险具有现实意义。

本书是111引智基地“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段性引智成果,该书的翻译,感谢弗洛朗丝·雅尼-卡特里斯教授与我们的合作,她在版权授权方面做了积极的努力。感谢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康蓉副教授在我们与调节学派的联系方面所做的辛勤工作。同时感谢西北大学科研处、社科处、学科办、外事处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在各项工作中的支持。而且感谢中国经济出版社贺静编辑的辛勤工作。 CI4B2WpSuEILCXw5PK4OYZKCwbYu51r4z0WH6U/q56Og3dD/wYAMVcGI6fv7uDmq

点击中间区域
呼出菜单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