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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分配领域具有绝对的相关性，但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产生危机。危机必要性理论一方面是基于增殖周期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也是基于生产领域相较于分配等其他领域的优先性。从本质上讲，对收入分配的分析实际上是对工资决定的分析，马克思的方法是基于事先确定的劳动力价值、这一周期的短期影响及其上限和下限。
马克思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预先确立了一个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的劳动力价值。它构成了一个客观的物质要素，并成为工资浮动的重心。劳动力价值首先取决于生产力在国内的增殖空间的发展。因此，同一行业会在不同的国家产生不同的价值。其次，这种价值不仅包含经济层面，即不仅取决于生产率，还受到工人运动和体制框架之间相互斗争的制约。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点上，社会政治领域被置于分析的中心，也就是劳动力价值的确定之中。然而，这种确定受制于资本增殖的需要。因此，这种价值水平最终受制于剩余价值产生的过程。这种从属关系是通过它的上限和下限得以实现的，也就是说，它必须允许资本进行再生产，也必须允许劳动者本身进行再生产。
一旦这一价值得以确定，那么盈余就可以计为剩余。
其中一个因素是经济周期，它通过产业后备军，或者用更时髦的话说，通过失业率、工作的不安全程度、就业不足或非正规就业的数量来影响这些变化。然而，马克思［1867：616（MECW35）］明确指出：“因此，工资的增长受到限制，这种限制不仅让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丝毫无损，而且保证了再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工资有一定上限，可以防止其在较长时间内增长过高。工资增长过高会压缩利润，并使工人获得生产资料，从而削弱资本的主导地位。但关键问题在于，即便出现这种情况，资本主义也有限制这种工资增长的内生机制，因为投资下降会给工资带来下行压力。同样，工资的过度下降必然会招致工会某些有组织的反抗。如果报酬过低，工人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进而威胁到资本本身。
经济周期产生的工资波动对资本主义本身也有一定影响。繁荣阶段工资的上涨与资本竞争息息相关，因为它们能够削弱竞争力较弱的公司的盈利能力（Weeks，1982）。那些已经降低了生产成本的创新公司，可以雇用最好的工人以牺牲最低效工人的利益。事实上，在增长阶段，投资需求对供应施加了巨大压力，某些价格大幅上涨，这不仅有工资，还有原材料和其他不变资本要素的价格及其利率。反过来，这些工资的增长又促进了劳动力在不同行业部门之间的有效再分配。工人跳槽是为了得到更高的收入，这与盈利能力更强的行业有关。简言之，工资上涨是增长阶段的一个正常过程，危机前夕往往是工资普遍上涨的时期。
分配领域具有结构性的决定因素，因此与生产领域相比，它的地位是次要的。虽然偶尔一次特别的工会动员可能会通过降低盈利能力的方式来减缓积累过程，但这会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衰退，因为过剩人口数量的扩大将给工资限制带来压力。这些事实难以支持一套危机理论，仅能支持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这既是因为危机的相对强度，也是因为危机不可能扩大到全球范围。
更准确地说，工资上涨仅仅是一个触发因素，或者按通常的说法，是先前已有矛盾的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