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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作用、政治行为或体制框架并非机械地产生于一套社会生产关系中的被动现实，也不仅仅是经济结构的结果。我坚持一种整体论，即这种整体论可以与韦斯特法尔（Westphal，2003）所说的个人作用兼容并存，也就是说，它并不排斥个人作用。但同时，我必须声明，这些理论并不具有完全自主性。
概念上的优先级并不是铁板一块，也有高低之分。与基于人文主义的方法相对的是，马克思基于对社会的基本结构所产生的有关危机的理论，对那些界定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给予了更大的解释意义。雇佣劳动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以及经济活动的重商主义特征，都是产生某种制度逻辑的要素。我们只有确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才能理解代理人的行为。这是一种社会决定，它限制了个人的决策能力，或者说这是一种源自客观过程的社会制约。阐明社会演进的并非个人或人性（Milios et al，2002），相反，社会各阶级的相关性源自经济关系框架。
个体工人、企业家或政治家也并非绝对自由。资本家的作用只是作为资本的象征，正如工人的作用只是劳动的象征一样（Marx，1861-63）。最终，资本的概念包含了资本家（Marx，1857-58），资本家和工人都是不同社会阶级或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此外，还存在另一个问题：资本优先于劳动。“劳动力的存在是为了满足现有价值自我扩张的需要，而不是物质财富的存在是为了满足劳动者发展的需要”［Marx，1867：616（MECW35）］。
危机理论的基础不在于人性，也不在于个人的决策，无论是工人（工会）、企业家（出于投机的选择，或者是银行家给予过多的信贷），还是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或多或少的自由性质）。当然，这些因素可以决定危机的表现形式，甚至加剧现有的矛盾。此外，必须指出的是，在有些紧要关头，这个例子里提到的现象可能会造成危机，例如一次严重的政治动荡或一场激烈的军事冲突。但是，如果没有出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势头，就不容易对其进行理论总结。
这些方面均处于危机可能性理论的框架内，因此，仅具有偶然性。但无论如何，那些可以解释危机的冲突决不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结构中固有的矛盾格格不入。一旦明确了这一点，就有必要阐明本书所依据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社会基础，而且本书反对任何类型的决定论或目的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