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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危机理论在经济分析中占据的中心地位，对其方法论基础的解释便变得至关重要。由于它们在解释方面具有一些相同之处，该理论也可用来确定与其他危机概念之间的差异究竟源自何处。
首先要指出的问题是在危机理论的制定中进行不同程度的概括总结背后的方法，这也许是区别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不同要素之一。一个理论框架的方法论视角可以从其切入点予以定义，“开始建立一个理论所选定的方法，即一个理论家聚焦的初始概念，以便使所有的切入对象产生意义”（Wolff and Resnick，2012：37）。马克思经济学的切入点是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里主宰一切的经济力量，它不仅构成了我们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研究的结论所在”［Marx，1857a-58：44（MECW 28）］。与其他理论方法不同的是，资本表达了一种对立的社会生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生产条件的所有者与劳动者互为对立关系。资本的相关性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决定了生产方式的整个特点”（Marx，1894：866（［MECW 37］），也就是其底层逻辑。
这一切入点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所有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Mateo，2018b）：首先，这是通过劳动价值论而得出的价值概念，由此，资本的逻辑定义了整体性的本质；其次，这是一个具体的社会，是一个由资本家和工人构成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关系必然导致“剥削”这一概念的出现；最后，资本的内生限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正是资本及其自我扩张才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Marx，1894：248-249）。鉴于此，“这些内生限制必须与资本的本质相一致”（Marx，1857a-58：342［MECW 28］）。因此，由于资本积累趋于导致危机，危机理论由此便嵌入对资本基本规律的分析中，即危机是资本逻辑作用下反复出现的高潮。
高度概括一下，危机揭示了生产力发展与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换言之，就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在理想条件范畴内，我们对危机的抽象趋势进行了概括总结：假设各类商品和服务供应充足，考虑到体制框架内各种易于修正和完善的因素已经修正和完善，某种人类理性的存在以及价格变化会随着生产条件（抽象劳动）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澄清，现实情况绝不会与这些假设保持一致。事实上，资本主义再生产中出现的动荡、不稳定都属于正常现象，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不平衡和价格变化并非基于各种价值变化。但这一高度概括意义非凡，因为它让我们了解到这种理论化的危机不是来自外生个体的错误或体系的缺陷，而是源于在最优可能条件下存在的基本趋势。
在一段时间内反复出现的危机可以佐证这一危机理论的必然性。“如果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特征，那么我们需要一套理论来证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危机的必然性”（Carchedi，2011：169）。因此，囿于寻找周期性复发现象的共同原因并非科学的做法，理论若仅限于找寻每次危机背后的原因，也属荒谬之举（Tapia，2009）。恰恰相反，马克思将解释每场危机之间的联系置于首位，每一场危机的共同之处足以表明危机在资本主义动态发展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
从方法论上讲，研究危机理论的目的在于找出为何每一次危机爆发的形式各不相同，并在分析中将两个层次结合起来。我们必须从导致具体危机的这些直接原因和诱发原因中分清终极原因和结构性原因。因此，这一方法路径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解释框架，在该框架内，具体事物和最抽象事物将保持一定的联系。显然，这并不意味着要对危机的具体层面视而不见、对其重要性忽略不计，相反，我们会对其进行深入探讨，也必须对其进行深入探讨。
危机理论的方法论视角在唯物主义方法的框架内具有结构性和整体性的特点。整体性是一种具有社会性质的关系结构，而经济结构就是一整套社会生产关系（Cohen，1978）。作为一个结构，整体大于其各组成部分的总和，因为整体不是各部分简单相加的结果（Mateo，2018b），这样的结构才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因此，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
在这一有机整体中，不同部分相互牵制，组成该整体的各元素互相约束、永不分离。整体不仅仅是各个组成元素简单相加的结果，而且是由各元素之间的关系来定义的，这些关系又反过来由这些元素在整体中的地位和功能所决定。（Sanjuán，2019：166）
因此，整体的概念优先权对其组成部分也同样适用。
以资本为切入点，用以解释危机理论的统一轴心必须以资本的全球循环为核心，该循环具有多种形式：［‘M’-］M-C……P｛MP，LP｝……C’-M［-‘M’］，其中，M代表货币，C代表商品，MP代表生产资料，LP代表劳动力。正是在这一框架内，货币资本、商品资本、生产资本和（或）固定资本、可变资本，以及该循环中其他与这一部分有关的特性都变得通俗易懂。在这些条件下，唯物史观中的危机理论主张客观分析，即首先对生产力进行解释，抑或对人们所称的社会基本结构进行解释。
由于危机代表着整体再生产的破裂，危机的概念是基于对这种再生产方式的解释。这一运动——被认为是整体再生产过程——受到某些定义这一系统的模式或规律的支配。这种逻辑本质或内在本质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资本积累的过程是通过运行规律完成的，而运行规律揭示了某些方面的规律性或周期性（Mateo，2018a）。
首先，这些规律具有社会历史性，因为它们既不是自发的、不可变的，也不具有技术维度（与事物相关），而是由历史决定的社会关系。依据苏菲迪斯（Tsoulfidis，2010：6）的理论，“市场占据了配置社会产品生产以及分配的主导地位之后，系统性有规律的经济现象出现了，并服从于支配其出现的运行规律”，因此它们完全属于资本主义。另外，以一种更贴切的方式解释危机时，必须指出它们的客观性和倾向性。客观性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共同特征，作为一种研究社会进程的唯物主义方法，其最大的（也是必然的）指标便是价值规律。因此，资本规律源于其自身性质，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其次，不同于任何机械论解释（Freeman，2010b），规律就是倾向力，像倾向力一样发挥作用。正如弗利特伍德（Fleetwood，2012：247）所言，“‘倾向’用来比喻某种推动、促使、促进、推进、施压”。我们也可以说倾向力是一种主导性压力和反作用力。虽然有效的结果取决于二者的相对力量，但二者的本体地位却大不相同。只要确定了反作用力发挥有效作用的限度，就可以发现一个普遍的模式（Shaikh，1990；Mateo，2018b）。
相对于生产领域的资本构成，资本集中值得一提。这一趋势有助于产生并长期维持产业后备军，从而使经济周期中工资的演变满足资本增殖（分配）的需求。两者都使利润率呈下降趋势，这是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规律，是前几条规律的结果，也是经济危机的基础。
因此，尽管这些规律是通过资本的多重性（竞争）表现出来的，整体的组成部分（个人、社会阶层、资本部分、政府）不能创造新的发展规律，但它们可以对其自我表达方式产生影响。这种解释性假设将成为定性危机的关键，因而也是对其他观点的批评。
马克思研究方法的特点之一在于它提出了存在于本质和现象之间的二元性，并给予危机理论所引起的争议一些启示。
一方面，这一分析建立在以市场为主导的系统之上。在这一系统中，我们会发现隐藏的经济力量，它们在表层下相互依存、相互作用。
这一不能直接理解的领域对于解释直接可观察到的现象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对危机的解释需要整合两个层次：内容和形式、本质及其表现方式、抽象和具体。曼德尔（Mandel，1976）所言极是，即否认这种重构本质和现象的需求就像全盘接受表象一样，不去寻求藏匿于表面的经验主义的观察者背后的种种基本力量和基础矛盾，此举既反辩证又令人困惑。如果危机理论仅限于最为抽象的问题，并固执地坚持可见现象背后的增殖问题，则会显示出其解释力的不足。与之相同的另一解释便是从危机的扭曲或不平衡层面开始并进行分析的。在这种情况下，该理论仅限于对危机的发生及其可能性进行描述。未向具体发展的本质主义受到解释的限制，但庸俗的危机理论典型的肤浅性甚至超越了这种偏见，表现出令人咋舌的解释上的不可操作性。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危机理论必须尝试由抽象到具体的纵向发展，因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存在，就是要揭示介于这两个过程之间的关联所在。在高度抽象的情况下，可以将不同危机的共同基础理论化，即无论不同时期或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如何，都可以将危机复发的内容作为理论基础（Carchedi，2011）。一个共同的内容，即增殖危机，可以通过不同的触发因素予以解决，同时也取决于危机的不同特点。
与其他理论方法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危机的理论认为，每个直接原因的表层特征预示着最终解释的到来。因此，失业程度、生产崩溃、库存积累、过度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拖欠工资、资产膨胀等构成了所有这些反映经济问题的不同变量。尽管它们不应该构成分析的起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毫无关联。实际上，马克思认识到了很多危机的直接“原因”（Freeman，2016），但这并不代表马克思危机理论的特殊性。用增殖周期来解释，即当积累中断时，出现的失衡状况通常涉及售出无望、生产过剩、负债率高、工资成本高昂或投机泡沫的出现。但这些都不能成为最终原因，因此它们不能成为危机理论的基础。
即使在价值关系之外的价格没有发生变化，包括最重要的价格——劳动力价格（即工资），也不论竞争中的资本及其各派系如何，危机必然由资本积累的本质所引发。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一种理论才能揭示危机复发的原因，说明危机的出现与资本的内在逻辑息息相关，即从整体资本概念的本质看来，资本是一种面对雇佣劳动的社会关系。
因此，工资、利息支付、资本之间的竞争或经济政策措施等的不平衡或具体的动态变化，只会加剧或形成——但不能创造——现有矛盾。此外，价格与价值之间的这种分歧，直至它们可能拥有自主权或在经济失衡之前都不是这一体系运行中简单出现的障碍。它们更像是这一体系再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典型动荡。这里出现了危机的一个功能，那就是恢复价值关系的首要地位，表明价格不由供求关系决定，而是最终与劳动时间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