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西班牙经济危机的历史视角

在任何国家，分析危机最有成效的方法之一就是从有待解释的现象出发。这样，它便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避免其对当前危机的特殊性深信不疑。这也许是最好的，也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至少它可以揭露正统危机理论存在的谬误。

在扩张的每一瞬间，“危机已成过去”这句话不绝于耳。尽管长期以来一直有人如此认为，但当危机真正到来时，人们总是将其归咎于某种外生因素，总是大张旗鼓地宣称：“每一场危机都是一次性事件，持续时间不会太长。无论如何，它都不会再发生，因为其根本问题已经解决。”（Shaikh，2016：728）反过来，无论是源自前一阶段的扭曲现象还是危机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事件，重要的根本不是将分析本身仅仅局限于对表面现象的描述，而是要对其进行深入探讨。

在西班牙，从旧政权到与资本主义崛起相关的自由主义的转变发生在19世纪的前30年，而对这种转变的抵制一直持续到1876年第三次卡洛斯战争（Carlist War）才结束。可以说，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西班牙一直是一个自由政权，它支持巩固资本主义制度（Carreras and Tafunell，2018）。在西班牙资本主义这一历史框架中，出现过几个重要的危机阶段，在此值得一提。根据科明（Comín，2015）等经济史学家的观点，这些阶段包括1855—1859年、1863—1871年（铁路泡沫的破裂）、1873—1877年、1883—1898年（农业和牲畜危机）、1902—1908年、1916—1921年、1929—1955年（其中包括1929—1930年的危机和1936—1939年的内战）、1959—1961年（1959年稳定计划引发的危机）、1975—1985年、1992—1993年，最后是2008—2014年的经济大萧条。

以普拉多斯·德·拉·埃斯克苏拉（Prados de La Escosura，2017）提供的长期系列数据（见图1.1）为标准，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6个阶段出现了下降，分别是1856—1857年、1864—1868年、1874年、1878—1879年、1885—1890年、1893—1896年、1902—1905年、1911—1914年、1917—1918年、在1926年和1928年有轻微变化、1930—1933年、1936—1938年、1945年（1948—194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953—195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略有下降，1959—196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981年、1993年以及2009—2013年。

在这份清单之后让人难以理解的是，经济学家不会问自己这种危机的再次发生是否可能是由某种共同因素引起的，因为如果对世界经济进行分析（Reinhart and Rogoff，2009），同样的情况也可能会发生。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的数据，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总计发生了4次全球范围的危机，分别在1975年、1982年、1991年和2009年（Kose and Terrones，2015）。在美国，得益于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工作，最完整的危机研究统计数据才得以长期记录并保存。通过这些统计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每隔7～8年就会出现一次衰退，自1854年以来总计出现了33次衰退，自1980年以来先后出现了4次衰退（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2019）。

是否有人继续声称危机只是一系列偶然事件？是否还会有人认为危机是外部因素或人为错误导致的结果？如何使人明白经济科学的主要部分并没有提供一套危机内生理论？不幸的是，主流经济学方法所采取的策略，或至少是糊涂推断的策略，主要谈论的是周期性增长，削弱了危机理论概念的意义，目的就是有效延长增长时间。因为一旦危机出现彻底退化和普遍化的现象，最后就会失去形成危机理论的价值。

令经济学家震惊不已的是，这些衰退现象不仅持续发生，而且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因为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它们只能如此，这就是制度框架和每个阶段增长的特点。直到19世纪80年代，经济危机的主角一直是农业危机和生存危机。从那时起，衰退表现为商品生产过剩。例如，1882年的危机是由国外进口的农产品触发的。但随着20世纪60年代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农业不再成为经济周期的标志。因此，在1975—1984年的经济停滞时期，虽然国内生产总值没有出现绝对下降，但其与1960—1974年成为佛朗哥（Franco）独裁统治第二阶段工业化的绝对主角——工业部门密切相关。近年来，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变成了建筑业和相关服务业，旅游业和银行业保持原状。无论如何，这种投机动态并非新鲜之事：1864—1871年的危机发生之前，铁路运输业出现了投机性繁荣；1960—1974年工业化期间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1985—1991年）的增长阶段出现了建筑业泡沫，主要是住宅泡沫，而且其总是伴随着银行规模的过度扩张。

19世纪的西班牙还不是金本位制的国家，因此它拥有财政和货币主权。这种独立地位使西班牙的扩张性政策能够克服危机，但这里也存在一个保护主义的框架，如1891年的《卡诺瓦斯关税》（ Cánovas Tarrif ），随后是1906年的《萨尔瓦多关税》（ Salvador Tarrif ），这些都使稳定国际收支成为可能。从历史上看，西班牙的危机导致了汇率贬值（Catalán and Sánchez，2013；Comín，2015），随着相关优势和成本（如通货膨胀）的出现，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西班牙加入欧元区。当前大衰退的特殊性在于西班牙加入了一个超国家货币区，因而可以避免汇率贬值。然而，在国际收支中，贸易和经常账户赤字一直反复出现，尽管在19世纪的铁路建设繁荣时期，它没有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5%，而在融入欧元区后，这一数值接近10%（Carreras and Tafunell，2018）。我们在这里始终研究的这一个阶段的一个新奇之处就是名义利率的趋同，至少在危机爆发之前都是如此。自1621年西班牙首次以与德国、荷兰和英国相同的利率进行融资，这给了外国投资者前所未有的信心（Comín，2015）。

历史视角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危机的严重性。在卡雷拉斯和塔夫内尔（Carreras and Tafunell，2018）看来，考虑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的强度及其持续时间——从2008年起连续6年——这场危机一直都是一场经济衰退，甚至是全面的大衰退。在这一时期，西班牙人的经济福利不断被削减。至少自1850年以来，在过去的危机中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甚至在紧随其后的内战中也没有发生过（同上：357）。根据危机前恢复生产水平所需的年数，这次衰退是历史上第二严重的，仅次于1930年开始的那场危机。1930年危机爆发后，尽管这场起于内战的灾难引入了一个独特的因素，但这些学者认为它将会持续25年。在前两次衰退期间，即1975—1984年和1992—199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并没有下降，只是增长速度放缓了。

从历史上看，西班牙在扩张阶段实现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趋同局面的逆转，究其原因正是经济危机。科明（Comín，2015）指出，在1873年，欧盟10国（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和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72.7%的最高水平，直到1999年才恢复正常。从普拉多斯·德·拉·埃斯克苏拉（2017）建立的数据库中可以看出，19世纪末的衰退将这种差异扩大到189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而相对水平保持不变，略有震荡，直到1960年才降至37%。在达到这个最小值后，随后的增长阶段——西班牙奇迹——创造了趋同的局面。1972年才恢复到内战前的相对水平，到1975年达到63.9%，这明显高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水平。随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繁荣使得趋同态势得以恢复，而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衰退使其再次中断。2003年又达到最大值，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占到欧洲平均水平的75%，这一数值在扩张的最后阶段有所下降，当前的大衰退扩大了这种差异。不幸的是，当前没有理由能够确保西班牙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能够与西欧最发达经济体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持平。 chnEV7s6eu/y1ORKIFpJ3mua+WQOkVsSWXLHBy1ohxZn2uxpXX/1Y03zWpFoNkw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