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orter(1990)将生产要素分为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基本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地理位置、非熟练劳动力等一国自然拥有的先天要素,高级要素包括现代化电信网络、技能劳动力、先进技术等需要通过长期投资和后天开发才能获得的要素,而先天具有的非熟练劳动力可通过后天训练和开发转变为高级要素,因而劳动力规模显著提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型升级,人力资本的消长是动态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要素投入可以通过资本积累的数量效应和结构调整的要素配置效应提高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一个国家的制造业产业结构转型能力不仅体现在人力资本积累对制造业升级的支持性作用上,还体现在人力资本结构调整对制造业结构转型的持续性配置作用上。而自主研发作为产业发展内生动力,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对中国制造业而言,当要素条件发生变化,只有增加资本投入,进而积累人力资本,提升研发水平,推动要素禀赋的结构性升级,才能真正实现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
冉茂盛和毛战宾(2008)认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有助于实现制造业产业转型。其中,人力资本具有的要素功能与效率功能在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中起到关键作用。要素功能强调人力资本积累会导致物质资本的集聚,即物质资源会自动流向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制造业部门,当某一制造业部门人力资本存量较大时,其引致物质资源流入与集聚的速度就越快。要素集聚则进一步引发了其他生产要素在制造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优化再配置,有利于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效率功能则强调人力资本存量与技术进步间的正向联系,人力资本积累会通过知识外溢与学习提升一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吸收能力。除此之外,制造业各部门中人力资本分布的差异性也会促进制造业升级。制造业中各部门人力资本分布的差异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内在机理,假设具有人力资本比较优势的部门率先取得技术突破并进入加速增长期,那么处于高增长率的部门向后与为其提供机器和原料的部门相联系,在侧向上能够促进它们所在城市和地区的发展,向前激励了更多部门积极引入人才,这种基于后向、旁侧、前向的联系将诱发扩散和渗透效应,进而导致制造业不同部门实现交替增长的“自发演化”过程。
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并不必然会实现制造业的系统演进。结构主义认为在某一给定时点上,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即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资源的相对丰裕程度会内生决定该国在对应时点下的最优产业结构,且经济结构与要素结构优化调整的适配性能够产生结构红利,总体上带动经济增长。刘智勇等(2018)认为,人力资本结构调整主要是指一国或地区中初级人力资本与高级人力资本相互替代的人力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过程。
人力资本结构调整的配置效应能够提高生产要素在产业部门间的流动速度,有效地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具体而言,当市场信息变化时,人力资本结构的调整能够提升经济体由非均衡向均衡状态转变的速度(牛旻昱等,2013)。而产业转型实质上是通过要素在各个制造业部门间流动最终实现利润率平均化,因此,要素配置效应下生产要素流动速度的提升最终能够实现制造业产业结构由旧均衡向新均衡的高效率转变,有助于加速制造业产业转移与扩散进程。与此同时,人力资本结构调整的要素配置效应也能够通过提高要素利用效率推动本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攀升。当人力资本结构与物质资本内部结构合理配置时,各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应该等于市场出清时的要素价格,即各生产要素产出份额等于它们的成本份额,此时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均得到提升,制造业结构随之向高级化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