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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全球价值网络总体特征和区域映像的变迁是由参与网络行动的国家力量变动导致的。因此，在国家层面分析全球网络中的制造业价值创造和吸收对探讨“世界—区域—国家”格局的权力中心是必要的，具体表现为参与网络行动的国家核心性和控制力。
对2015年制造业全球价值网络的加权出度中心性（相对出度）进行排序，中国（6.943）、美国（3.400）、德国（2.889）、日本（1.842）、韩国（1.431）分列前5位，第6～10位分别是法国（1.071）、意大利（1.069）、英国（0.830）、印度（0.708）、中国台湾（0.675）。全球价值网络的相对出度中心性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全球增加值贸易网络中输出自身国内创造增加值的能力，直接表现为该国或地区的生产市场容量和能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在2006年，中国制造业对世界的出口国内增加值达到5695.23亿美元，首次超过5664.74亿美元的美国，更超过商品贸易总额全球第一的德国。2005-2015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增加值贸易中的出度中心性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国内制造业生产网络不断扩张，生产市场不断扩大，国内部分创造的增加值越来越多，对全球制造业的输出能力和控制力不断增强。相较于中国制造业出度中心性的表现，世界其他国家大都呈下降趋势，这是由世界经济格局多极化发展决定的，而中国在全球多极化发展进程中表现亮眼。该特征也可由TiVA数据库中的世界其他国家（Restof World）数据得出论证，因为数据库中64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度和入度中心性都在不断上升。发达国家对制造业增加值的创造和输出能力在减弱，尤其是以美国、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制造业强国，技术创新的放缓和逆全球化力量对现有国际制度的冲击对它们影响更大。从制造业出度中心性来看，东亚地区的制造业价值网络对全球份额分割严重，表现出以中国为首整合的东亚网络近年来在不断强化，持续的改革开放顺应全球化的命运共同体。
对2015年制造业全球价值网络的加权入度中心性（相对入度）进行排序，美国（5.096）、中国（3.389）、德国（1.623）、日本（1.285）、英国（1.279）分列前5位，第6～10位分别是法国（1.168）、墨西哥（1.055）、加拿大（0.979）、韩国（0.943）、印度（0.821）。全球价值网络的相对入度中心性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全球增加值贸易网络中吸收他国国内创造增加值的能力，直接表现为该国或地区的消费吸纳容量和能力。尽管中国人口众多，但制造业价值网络的入度中心性一直居全球第2位，并呈现出不显著的上升特征。中国制造业商品的消费市场庞大，但国内的消费能力还有待大幅提升和深度挖掘。受欧洲人口增长的困境和日本人口老龄化影响，德国、英国、日本制造业价值网络的相对入度中心性在同趋势下降，对制造业商品的消费吸纳有限。即使美国拥有全球最强大的消费市场，但美国制造业的相对入度中心性指标下降了45.68％，以量化权力中心性的角度来看，美国对全球制造业外国增加值的吸纳能力在急剧减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国内逆全球化的势力阻碍美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究其原因在于美国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持续恶化和民粹力量的兴起。
制造业出度和入度中心性的衰弱标志着美国对制造业生产网络的权力控制开始出现明显的弱化。而中国则表现出完全相反的制造业价值网络特征，中国制造强国的大国地位正在崛起，如图1-5所示。标准化的出度和入度中心势能够反映在整个加权的制造业全球价值网络中的集中趋势，也就是创造制造业国内增加值的全球集中度或是吸纳他国制造业国内增加值的全球集中度。
图1-5 2005-2015年世界主要国家的网络相对加权出（入）度中心性
中间中心性测量的是行动国家对资源控制的程度，即行动国家对制造业价值流动的控制力。中间中心性越高，该国家对制造业价值流动的控制力越强，参与程度越深入。而接近中心性则反映的是不受他国控制的测度。
对2015年全球制造业国内增加值矩阵的相对中间中心度进行排序，中国（15.039）、德国（11.481）、美国（11.038）、意大利（5.444）、法国（4.988）分列前5位，其次为日本（2.600）、英国（2.102）、韩国（1.474）、印度（1.190）、俄罗斯（0.981）。这些国家在网络中把握着价值流动和交往的关键区域，扰乱其地位必将重塑全球价值网络格局。
2005-2010年，美国制造业的中间中心性全球第一，但持续下滑，美国对制造业价值创造的控制力在急剧下降；与此同时，中国的控制力却在上升，加工制造的枢纽地位凸显，奠定了“世界工厂”的全球地位。德国作为前三大全球性制造业中心表现平稳，其他国家也没有明显的趋势性变化。由此可见，美国对制造业价值创造的控制力在该阶段转移了很多到中国，美国与中国对制造业价值创造的控制力表现出“此消彼长”的特征。但有一个细节必须说明，中国对制造业价值创造的控制力在2010年后强于美国，并不能代表中国对制造业生产、消费等领域的综合控制力强于美国，因为数据是基于每个国家的国内增加值总量，且没有对制造业细分行业进行分析。参与生产的规模总量大、加工组装与流转等非核心环节的增加值多于美国、中国国内完备的工业体系和战略环境都是中国的指标强于美国的可能原因。如图1-6所示，2005-2011年，全球价值网络的中间中心性在下降，且在美国控制制造业价值的背景下，美国对此的控制力确实在降低；2011-2015年，中国中间中心性由11.05％上升到14.31％，处于引领地位。不可否认的是，基于连接其他国家的中间中心性指标，制造业权力中心在向中国转移，但步履维艰。
图1-6 2005-2015年主要国家制造业全球价值网络相对中间中心性
第四次科技产业革命将率先爆发在工业基础雄厚且体系完备的经济体中，尤其是制造业价值创造和吸纳规模化的国家或地区。基于制造业国内增加值出口的视角，制造业全球价值网络的整体凝聚力在不断增强，参与的国家在不断增多，但其内部成员不平衡性和极化特征明显，以中、美、德3国为主导的世界映像已经取代过去的以美为主的多极化制造网络格局，权力中心正在向中国转移。2015年的制造业全球价值网络基本划分为全球核心区、亚太核心区、全球外围区、亚太外围区和边缘区五大区域块，这五大区域块相互支撑与组织协作。各区域的生产规模和消费能力直接决定了其角色，其网络权力中心的变迁也显示着今后的大国科技博弈主要是以东亚、欧盟、北美为首的核心利益国在科技产业领域的激烈竞争。
目前，中国已经在制造业领域积累了大量的价值创造，但大多是由价值链低端环节和个别行业贡献的，部分关键的中间投入品仍受制于发达国家，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是急需解决的问题。高质量发展是基于做大之后谋求更优的战略抉择。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阶段，中国制造业应持续加强以人工智能、数字业态为核心的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让科技赋能新型的工业互联基础设施，并支撑与服务制造业的升级和价值网络的攀升。中国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治理必须着眼于自身制造业的发展，为制造业升级开辟智能化前沿空间和需求场景，加快引导制造业全网络系统演进，并为承接与担当全球制造核心区奠定制度基础和提供切实保障。
[1] 加权网络即赋值网络，根据戴维·诺克的研究，赋值有向的网络密度可以表示为： D =∑ L w /［ N ×（ N -1）］，其中，∑ L w 表示所呈现关系的所有赋值总和，无论如何都不改变密度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