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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价值链的概念起源于全球价值链相关理论，现有研究对于其概念内涵和边界范围尚未统一。最初Schmitz（2000）、Fally（2011）、Meng（2013）、Beverelli（2017）等学者将国内价值链定义为国境范围内的垂直生产专业化，强调了价值链分工属地特征。对此，部分学者指出，发生在国境内的区域间垂直分工很多是由国外投资企业主导和参与的，如果将发生在国境内的区域间垂直专业化分工都统一为国内价值链分工，会高估不同地区间国内价值链分工水平。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刘志彪和张杰（2007，2009）以及刘志彪和张少军（2008），他们指出国内价值链的分工是由本地企业主导和治理的，其大多属于立足国内市场和外包方式的网络经营模式。尽管这种国内价值链分工的定义解决了外资企业利润分配的问题，但对统计会产生很高的要求，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使得许多跨国公司相互持有股权。例如，国内企业可能持有外国股权，同样地，外国公司的中国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也应该属于“国内企业”。因此，如果按照所有权来核算价值链，那么本地投资企业的本地消费和支持必须从国家价值链中排除，而为满足国内需求在境外进行采购的中国企业的部分活动应计入国家价值链范围内（黎峰，2021）。因此，在所有权层面上核算国内价值链分工具有相当大的挑战，这是学者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关键内容。黎峰（2018）认为，刘志彪和张少军（2008）提出的国内价值链概念是基于问题应用的角度，因为他们探讨如何推动国内产业价值链升级的目的是研究价值链分工问题。因此，黎峰（2018）在考虑了国内资源整合和配置的基础上，重新定义国内价值链分工，他认为国内企业（包括国内和外国投资企业）通过核心技术、品牌或营销渠道等优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国内生产分工体系。此外，黎峰（2018）基于内生的所有权层面重新定义了国内价值链分工，指出在国家价值链分工框架内，产业链主要涉及国内企业基于国内需求向国内支持企业（包括国内和外国投资企业）外包，甚至可能涉及逆向外包给外国公司。另外，部分学者如高敬峰和王彬（2020）认为，价值链包括初始生产要素投入到最终产品消费的整个过程，基于整个生产加工过程的地理分工情况，价值链进一步分为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根据中间产品是否跨越地区，国内价值链进一步分为省内价值链和国内区域价值链。
综上所述，多数学者对全球价值链的概念界定较为统一，但对国内价值链的内涵及核算方法等有着多种观点。对于部分国内价值链研究者而言，基于地域层面的国内价值链分工忽视了中国对外部供应链和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而以所有权为基础的国内价值链分工统计核算面临巨大挑战，实践意义有限。基于内生能力的国内价值链概念具有两个关键特点：首先，它强调主要由拥有国内资本的企业创造的价值；其次，中国当前的发展目标是通过整合和利用国内资源，最终实现产业升级，从而攀升至全球价值链的高端。
随着国内大循环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学者们对国内价值链的研究也越发深入，如国内价值链参与度、地位、长度、广度、深度和匹配度等。多数学者从国内价值链产生效应的角度展开研究，包括产业升级效应、经济增长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等。
首先，现有研究发现嵌入国内价值链存在积极的产业升级效应。例如，Navas（2010）研究了巴西的制鞋和家具业，发现与嵌入全球价值链相比，嵌入国内价值链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大的高附加值产业发展空间，公司嵌入的价值链深度与企业盈利能力成正比。赵蓉等（2021）分析中国的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发现，国内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产业升级。然而，国内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并不一定有助于提高升级能力。同样地，冯帆和张璐（2020）也观察到区域间的国内价值链贸易可以显著提高产业结构水平，但不同地区的效果存在差异，该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显著，而在东部地区则不显著。
其次，部分学者对国内价值链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探讨。例如，苏丹妮等（2019）从国内价值链分工网络的角度研究了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考虑了市场化的调节效应，结论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通过国内价值链网络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有助于放大这些溢出效应。高敬峰和王彬（2020）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将国内价值链区分为省内价值链和国内区域价值链，其研究显示，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主要通过嵌入国内价值链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而东部地区更多地依靠嵌入全球价值链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盛斌等（2020）探讨了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对经济增长的互动效应，结论显示两种价值链存在一定的互补效应，这种互补效应对沿海地区的影响相较于内陆地区更显著。
再次，随着创新驱动和共同富裕等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行，现有研究对国内价值链影响区域间技术差距和技术创新展开实证研究。例如，邵朝对和苏丹妮（2019）使用2002年、2007年中国省际投入产出表，对省份进行两两配对后发现，省际的国内价值链贸易有助于减小地区技术差距。黎峰（2021）在测算地区—行业层面国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发现国内的垂直分工能够缩小区域间技术差距，这种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尤为显著。此外，一些学者还通过实证检验分析了国内价值链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如吕越和包亚楠（2019）构建了一个因果识别机制，利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的外部冲击来研究国内价值链长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内价值链的参与程度能够推动区域创新发展。
最后，关于国内价值链的效应研究不仅包括国内价值链在国内产生的影响，还包括国内价值链在国际贸易方面产生的影响，如探究国内价值链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助推效应。一些学者通过定性分析发现，许多发达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在构建全球价值链的同时建立了并行的国内价值链，旨在在国内培育高级生产要素和竞争优势，然后扩展到全球价值链（Ernst and Kim，2001）。刘志彪等（2007）从代工企业的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并认为培育国内价值链可以将潜在的国内需求转化为具有产业基础的市场需求。从全球价值链向国内价值链的转变被认为是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困境的关键，是提升价值链的可行途径。这对于中国的产业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刘志彪和张杰（2009）从理论上强调了培育国内价值链对全球价值链的提升至关重要，研究显示，在动态竞争中实现全球价值链提升的可行途径是在东部地区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重点发展国内价值链，并通过产业迁移和价值链延伸，构建以本地企业为主体的国内价值链。在此基础上，袁凯华等（2019）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发现，与以往的“低端俘获”理论不同，出口迅速扩张并未使中国制造业的国内增加值率大幅下降，其主要原因在于全球价值链在中国内部的延伸推动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提升。刘景卿和车维汉（2019）从安全角度进行了安全分析，并强调了从安全角度构建国内价值链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当全球价值链受到破坏时，国内价值链的发展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方式缓解外部冲击带来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