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和价值链的重塑加速了资本的流动，世界主要经济体为了吸引海外投资，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和拉动就业，纷纷围绕所得税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调整，进而发展为世界性的减税浪潮。这一减税浪潮进一步推动了全球资本的流动，改变了世界投资格局，也深刻影响着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布局，由此企业所得税制度成为影响企业OFDI的重要因素。

所得税制度对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是一项连续性的工作，本书基于全球减税这一背景进行分析，不仅是该项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也为未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从整体来看，中国企业OFDI布局虽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优化，但还存在区域分布不均衡、投资过于集中等问题。所得税制度的改革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吸引海外投资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中国企业OFDI的布局特征、演变态势与所得税制度改革的深化密切相关。从母国所得税制度来看，母国的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实际税负等所得税制度要素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税后收益率，从而影响企业的OFDI布局；从东道国所得税制度来看，OFDI企业在进行投资布局时，会综合考虑东道国的所得税税率、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税收征管效率等；从全球减税背景来看，减税浪潮会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纳税成本，提高企业的税后收益率，从而影响企业OFDI的区位布局和规模。已有研究大多考虑单一所得税制度要素对企业OFDI布局的影响，或者单纯将税率作为所得税制度的替代因素，较少对多种所得税制度要素进行综合分析，考虑全球减税背景的研究则更少。

本书通过理论推演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在全球减税背景下，所得税制度要素对中国企业OFDI布局具有显著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复杂的，是多种所得税制度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融入全球减税背景，系统研究所得税制度要素对中国企业是否OFDI、OFDI区位布局、OFDI规模布局的影响，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OFDI相关理论、检验相关理论的适用性，对促进所得税制度和OFDI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从实践意义来看，本书融入全球减税背景，揭示了所得税制度对中国企业OFDI布局影响的内在机理，既可以为国家和政府部门积极参与国际税收事务、优化税收征管服务、引导企业OFDI合理布局提供政策建议，也可以为企业全面了解国内外所得税制度、合理确定OFDI布局提供决策参考。

本书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第一，分析全球减税背景下所得税制度对企业OFDI布局的影响机理，并构建概念模型。

第二，基于2008—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OFDI次数数据，运用Logit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全球减税背景下所得税制度对中国企业是否OFDI的影响。

第三，基于2008—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在不同税负国家（地区）的OFDI次数数据、不同收入国家（地区）的OFDI次数数据，以及2014—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在“一带一路”与非“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OFDI次数数据，按东道国税负水平、收入水平、是否“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分组，再按是否制造业分组，运用Logit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模型、计数模型等，综合检验了全球减税背景下所得税制度对中国企业OFDI区位布局的影响。

第四，基于2004—2019年中国31个省际的OFDI存量、流量数据，以及2008—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OFDI存量和投资次数数据，运用系统GMM模型、计数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模型、三重差分模型、因子模型等，实证检验了全球减税背景下所得税制度对中国企业OFDI规模的影响。

通过上述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全球减税背景下，所得税制度会显著影响中国企业是否OFDI。首先，母国所得税制度对中国企业是否OFDI具有显著影响。母国所得税税负越高，中国企业OFDI的概率越大。其次，东道国所得税制度对中国企业是否OFDI影响显著。东道国所得税税率与中国企业OFDI呈负相关关系；中国与东道国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可以显著促进中国企业进行OFDI；税收征管效率对中国企业OFDI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税收饶让同中国企业是否OFDI的关系未得到验证。最后，在全球减税背景下，所得税制度对中国企业是否OFDI具有显著影响。双边税差越小，中国企业OFDI的概率越大；所得税减税程度越强，中国企业OFDI的概率越大。

第二，在全球减税背景下，所得税制度对中国企业OFDI的区位布局具有显著影响。首先，当不同税负的东道国实施减税措施时，中国企业OFDI偏好流入低税负国家（地区）。东道国所得税税负越低，中国企业OFDI流向低税负国家（地区）的概率越大，但东道国所得税税负对中国企业在低税负国家（地区）开展OFDI次数具有负向影响（并不显著）；实际税差越小，中国企业OFDI流向低税负国家（地区）的概率越大、次数越多；所得税减税程度越强，中国企业OFDI流入低税负国家（地区）的概率越大、次数越多。其次，当不同收入的东道国实施减税措施时，中国企业OFDI偏好选择高收入国家（地区）。所得税税负越低，越会提高中国企业OFDI流向高收入国家（地区）的概率，OFDI次数越会显著增多；实际税差越小，中国企业OFDI流向高收入国家（地区）的概率越大，OFDI次数也会相应增加；所得税减税程度越强，中国企业OFDI流入高收入国家（地区）的概率越大、OFDI次数越多。最后，中国企业偏好流入实施减税的“一带一路”国家（地区）。所得税税负越低，中国企业OFDI流向“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概率越大，所得税税负对中国企业OFDI流向“一带一路”国家（地区）次数的影响方向与假设一致，但并不显著。实际税差越小，中国企业OFDI流向“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概率越大、次数越多；所得税减税程度越强，中国企业OFDI流向“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概率越大、次数越多。

第三，在全球减税背景下，所得税制度对中国企业OFDI规模布局具有显著影响。首先，母国所得税制度对中国企业OFDI规模布局具有显著影响。母国所得税税负越高，中国企业OFDI存量规模、流量规模越大。其次，东道国所得税制度对中国企业OFDI规模布局具有显著影响。东道国所得税税率与中国企业OFDI存量规模、OFDI次数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中国与东道国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可以有效扩大中国企业OFDI存量规模、增加OFDI次数；东道国的税收征管效率越高，越会促使中国企业扩大OFDI存量规模、增加OFDI次数；税收饶让与中国企业OFDI规模的关系未得到验证。最后，在全球减税背景下，所得税制度对中国企业OFDI规模具有显著影响。实际税差对中国企业OFDI规模的影响得到部分验证，所得税减税幅度对中国企业OFDI存量规模、OFDI次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书的主要创新点如下：

第一，融入全球减税背景，揭示了所得税制度对中国企业OFDI布局影响的内在机理。通过理论推导、演绎与实证检验发现：在全球减税背景下，所得税制度对中国企业OFDI布局具有显著影响。本书在阐释所得税制度对企业是否OFDI、OFDI区位布局、OFDI规模布局影响机理的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回答并验证了中国企业“是否进行海外投资、到哪里投资、投多少”三个经典问题。这与以往研究较少考虑全球减税背景下所得税制度对中国企业OFDI布局的影响不同。

第二，综合考虑所得税制度要素，验证了全球减税背景下所得税制度对中国企业OFDI布局具有显著影响。在验证和分析所得税制度对中国企业是否OFDI、OFDI规模布局的影响时，综合考虑了母国所得税实际税负、东道国所得税税率、税收饶让、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税收征管效率、所得税双边税差、所得税减税程度等所得税制度要素；在实证检验所得税制度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布局的影响时，在高低税负、高低收入、是否“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分组的基础上，按是否制造业分组，综合考虑了多种所得税制度要素，这与以往研究只从单一因素分析所得税制度对OFDI布局的影响不同。

第三，综合采用多种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所得税制度是全球减税背景下中国企业OFDI布局的重要影响因素。首先，运用Logit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了全球减税背景下所得税制度对中国企业是否OFDI的影响，发现母国所得税税负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OFDI；东道国企业所得税税率越低、税收征管效率越高、与母国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实施所得税减税措施，越能吸引中国企业OFDI。其次，运用Logit模型、计数模型、固定效应模型、DID模型等，估计了全球减税背景下所得税制度对中国企业OFDI区位布局的影响，发现中国企业OFDI倾向于流入实施所得税减税措施的低税负国家（地区）、高收入国家（地区）及“一带一路”国家（地区）。最后，运用GMM模型、固定效应模型、计数模型、三重差分模型、因子模型等，估计了全球减税背景下所得税制度对中国企业OFDI规模的影响，发现母国所得税税负会显著促进中国企业OFDI规模的扩大；东道国所得税税负越低、税收征管效率越高、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实施所得税减税措施，越能显著扩大中国企业OFDI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