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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2013年的62年内，中国经济增长经历周期性波动的过程中共出现10次经济增长减缓拐点。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共经历3次经济连续减缓过程，分别为1958—1960年、1970—1971年以及1996—1998年。在每一次经历经济增长连续减缓过程之后都会达到经济周期的波谷，如经历3年经济增长连续减缓后，1961年和1999年分别处在经济增长的谷底。有些波谷在连续1年甚至2年的经济增长减缓后出现，如1976年的情形。这表明，经济增长减缓拐点的出现往往伴随着经济增长大幅度波动过程的发生。已有学者对经济增长减缓拐点的出现导致经济增长持续下滑现象进行证实，例如Aiyar等（2013）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减缓拐点的出现意味着经济增长可能持续偏离稳定增长路径，并且他们将“中等收入陷阱”和经济增长减缓联系在一起，把“中等收入陷阱”作为经济增长减缓拐点的特例。
2013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6560美元，跨过了世界银行2012年对中等高收入国家的界定标准（3975美元），成功跻身中等高收入国家行列。而以2005年不变美元衡量人均GDP，中国2013年仅为3583.38美元。在当前发展阶段，中国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将面对诸多可预见以及难以预见的风险和挑战。通过对在中等收入阶段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的典型经济体（如“亚洲四小龙”）的经验的借鉴，以及仍在中等收入阶段摸索但增长领先于中国的经济体（如东南亚、拉美和“金砖国家”中其他部分国家）发展路径的总结，可以更清楚地认清中国面临的经济形势，对研究中国当前经济增长问题大有裨益。因此，本书以美国和“亚洲四小龙”（除中国台湾外）为参照系，结合东南亚和拉美部分国家，同时考虑中国增长基数较低的现实（20世纪60年代初的人均GDP还不足100美元），加入博茨瓦纳和赤道几内亚两个起点较低但增长较快的国家，通过对这些国家（地区）出现经济增长连续减缓时对应的增长率和收入水平进行分析和归纳，为中国应对当前经济增长问题提供参考。
控制经济增长下降幅度为2%，同时放松收入区间的约束，通过调整平均经济增长率来考察各国经济增长发生连续减缓的可能性。表2-20显示，整体而言，各个国家发生经济增长连续减缓的可能性都集中在某个增长率区间内，一旦增长率到达一定水平，发生经济增长减缓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比如，亚洲国家多数在7%~10%的区间发生经济增长连续减缓，拉美国家集中在4%~6%范围内可能发生经济增长连续减缓。中国发生经济增长连续减缓的区间集中在7%~11%，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7.4%，正处于发生经济增长连续减缓的概率区间，当前中国正面临经济增长的“换挡期”，经济增长连续减缓趋势已经明显体现出来。
表2-20 不同经济体经济增长发生连续减缓的时间及对应增长率水平
续表
注：括号内数字为经济增长连续减缓的拐点数，经笔者计算整理所得。
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连续减缓过程多集中在跨入高收入门槛之后。如美国1980年成为高收入国家，其经济增长连续减缓发生于21世纪初期；日本1986年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经济增长连续减缓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于1990年先后成为高收入国家（地区），其经济增长连续减缓发生于1993年以后。同时，这些国家（地区）在跨入高收入门槛前10年，增长均相对平稳。如美国、日本及新加坡在此期间均未经历经济增长减缓过程，中国香港虽然之前一直保持较高速度增长，但在此期间仅经历了2年的经济增长减缓期。近几年有望加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巴西和马来西亚，其经济增长连续减缓也分别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而进入21世纪后均未发生过经济增长减缓。由此可见，要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必须保持经济增长的相对稳定，避免经济增长出现较大的波动。
本部分从收入的角度考察经济增长减缓问题，重点关注各国（地区）经济增长经验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启示，因此，将人均收入区间限定在5000美元及以下，重点关注人均收入在（1000，5000］美元时各国（地区）经历的经济增长减缓情况。
通过变动收入水平，计算出各国（地区）在高增长率（3.5%）情况下经济增长发生连续减缓时对应的收入区间。如表2-21所示，几乎每个国家（地区）人均收入在（3000，5000］美元区间内都会出现经济增长减缓拐点。这意味着在保持高增长情况下，人均收入处于［3001，5000］美元时容易发生经济增长的阶段性转折。具体原因可能是经济增长初期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若要摆脱依靠要素投入增加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势必会带来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
表2-21 基于人均收入门槛的经济增长减缓区间的比较
注：“√”表示经济增长减缓发生在某一个收入区间，经笔者整理分析所得。
虽然跨过3000美元人均收入水平面临的经济增长减缓的风险较大，但如果能顺应经济增长减缓的趋势调整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就能较快实现向下一个经济增长阶段的跨越。例如，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的亚洲国家/地区人均收入停留在（3000，5000］美元的时间均较短，新加坡只用了5年时间就跨过了5000美元人均收入的门槛，而韩国和中国香港均用了7年。相反，如果在这个阶段不能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就会在这个阶段滞留较长时间，发生经济增长停滞。典型的拉美国家如巴西1973—2006年的34年间均处于（3000，5000］美元的人均收入水平；阿根廷和智利，人均收入在1960年以前就达到3000美元，分别于1992年和2004年跨过5000美元门槛，停滞时间分别长达33年和45年；哥伦比亚也用了近20年的时间实现跨越。2013年中国人均GDP为3583.38美元，正处于（3000，5000］的人均收入区间，能否顺应当前经济增长减缓的趋势，通过转方式、调结构顺利进入下一个增长阶段成为当前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
以上结果显示，成功跨入高收入阶段的国家（地区）均在较短时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在跨越临界点前至少10年间保持经济增长相对稳定。具体而言，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实现增长跨越。比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末经历了经济增长连续减缓，于是选择放弃之前重点发展机械制造业和重化工业的产业战略，将微电子、光学机电和新材料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作为战略支柱产业。同时，日本确立技术立国战略，实行第三次教育改革，培养技术创新型人才。新加坡在1971—1975年发生经济增长连续减缓，为应对危机，新加坡政府于1979年进行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将以制造业发展为主转向发展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同年，为配合产业战略调整，新加坡合并成立了职业工业训练局，强化职业技术教育。韩国经历了6年（1974—1979年）经济增长连续减缓后，于1980年确立了技术立国的战略，2006年韩国专利申请量占全球的9.8%，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第三大专利申请国。伴随技术进步，韩国成功实现了从制造业国家向创新和设计型国家的转型。
拉美国家陷入长期经济增长停滞源于没有适时转换增长动力机制。例如，巴西于1973—1981年经历了近10年的经济增长连续减缓，政府没有积极采取合理的应对措施，转换增长动力机制，至20世纪80年代出现持续衰退，这10年被称为“失去的十年”。阿根廷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两次经济增长连续减缓（1970—1972年和1979—1980年），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因为制度建设缺失，面对经济增长减缓没能及时改善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从而不能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智利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20世纪60年代末发生经济增长连续减缓，随即采用自由市场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取代了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自此新自由主义改革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给智利带来了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
对于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而言，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持续30年经济增速维持在9%以上的水平，但是中国持续的高速增长主要源于国内要素成本优势以及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产生的后发优势。中国一直以来利用资源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世界技术先进国家差距较大，通过技术模仿能以较低成本推动技术进步。然而，这也导致我国技术进步对国外技术模仿的依赖性较强，没有形成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径和优势，这些因素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加速增长，成为导致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推力。当前，中国拥有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资源供给约束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使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丧失，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日益凸显，迫切需要通过调整传统产业结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化。与此同时，随着当前中国技术与世界前沿技术差距的缩小，中国不得不通过自主创新推动自身技术进步，以此推动中国经济成功转型。
综上可见，当经济增长发生连续减缓时，如果不能适时转变增长方式，挖掘新的增长动力，经济将陷入长期的增长停滞。2013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6560美元，与世界银行界定的高收入门槛（12475美元）仍有较大的距离。当前中国经济在经过较长一段时间高速增长之后，于2008年开始出现增长减缓拐点，并且预测2015年还会出现增长减缓拐点，因此，如何寻找新常态下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积极推动经济转型，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关系中国能否成功迈入高收入门槛的关键。
本书关注的稳定增长主要体现为经济在增长持续减缓时期能够具有足够动力回升或者保持稳定，即刻画在经济增长减缓时期跨越减缓拐点的可能性。借鉴Eichengreen等（2012）的方法用二元离散值来表示，如果经济增长在减缓时刻能够加速回升取值为1，其他情况取值为0。即满足如下条件：
式（2-27）表明，当经济增长处于持续减缓时，如果在某一时刻增长加速上升的幅度不低于2%，经济增长就具有跨越减缓拐点的可能性。刻画经济稳定增长动力之源时，从两个维度进行选择：经济稳定增长的直接原因和经济稳定增长的基本原因。经济稳定增长计量模型为
式（2-28）中， X 和 Z 是两个向量，其中 X 为直接原因的向量， Z 为基本原因的向量。 θ t 和 μ i 分别表示年份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 ε it 为随机干扰项。
由于经济稳定增长计量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二元离散选择变量，而Probit模型可以有效地克服线性离散模型的偏效应问题（Woodridge，2010），因此本书构建Probit模型式（2-28）进行分析。同时，采取工具变量估计方法以克服内生性问题，然后利用Davidson和MacKinnon（1995）
提出的D-M检验方法判断内生性是否存在。式（2-28）经济稳定增长计量模型为动态面板模型，包含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导致解释变量存在内生性，为此，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分析，本书主要报告系统矩估计方法的估计结果。
基于直接原因和基本原因两个维度考察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动力之源。
本书选取的基本原因主要包括：
中国的分权改革大多把关注点放在财政分权改革上，很少有人提到当中国财政分权改革起步时，还有一个金融分权改革与之相伴。中国的分权改革理应包括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两个方面的内容，这是因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财政与金融不分的“大一统”体制，要打破这个体制必须同时从财政与金融两个方面入手。金融分权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了打破传统计划体制而释放金融资源的一系列举措，包括1979年实施的第一次“拨改贷”以及1979—1985年对国有银行实行的“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改革，1985年初开始实行的第二次“拨改贷”改革和1985—1994年实施的“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分权化管理模式的改革以及随后启动的国有银行市场化改革。由于很多文献已经对财政分权进行了深入阐述，因此本书重点考察的是财政分权下的金融体制转型对经济稳定增长的作用，目的在于分析财政分权启动金融分权改革，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本书在马颖等（2009，2015）研究的基础上构建财政分权下的金融体制变迁指标。在指标刻画上，用金融机构总贷款除以各级政府部门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来表示。该指标显示，在市场经济体系不完善和金融市场缺位的背景下，作为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分权改革促使“大一统”财政兼金融的计划体制瓦解并形成了一个以银行为主体的市场导向的金融体系，体现了中国财政分权过程中启动了金融分权并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
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为市场机制基础性匹配提供保障，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国外学者一般用腐败透明度感知指数来衡量各地区制度环境质量（Arin et al.，2011），也有通过构建政府治理指标体系来考察地方政府的制度质量的情况（Kaufmann et al.，2008）；国内学者则较多地使用腐败立案数来衡量。由于腐败程度反向映射地方政府对制度环境质量的控制，本书用万人腐败立案数作为刻画地方制度环境质量的替代指标。
地方政府追求经济绩效的努力会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地方政府努力水平主要来源于分权改革下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分权化下地方逐渐拥有自身的发展目标及手段（周黎安、陶靖，2009）。一般来说，中央政府往往将地方经济增长率等绝对经济绩效指标作为考核政绩的依据，以此来决定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路径。因此，地方官员为了实现个人目标，通常会施加较大压力，通过片面追求较高的地区经济增长率来获得较好的绝对经济绩效。参考蒋震（2014）的研究，由于地方政府依然关注经济增长率和税收收入增长率，本书选择用各省（区、市）本年与上年的GDP增长率之差（ LE _ G ）和各省（区、市）本年与上年的税收收入增长率之差（ LE _ T ）来衡量地方政府的努力水平。
黄群慧（2014）认为，工业化进程内在蕴含了产业结构转型、产能过剩等影响经济增长效率的因素，因此，工业化水平（ L _ INDU ）可以作为一个影响经济稳定增长的综合性指标。工业化水平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衡量，工业化是国家和地区随着工业发展，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发生连续变化的过程。本书为反映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采用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部门增加值的比重来衡量。
对外开放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是复杂的，不仅包含了对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也包含对发展中国家管理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因此，本书选择对外开放度（ L _ OPEN ）作为基本原因引入分析框架中，对外开放度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对于导致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本书选取固定资本形成率、人口红利、高人力资本水平、原创性技术进步等变量来解释。具体来说，固定资本形成率（ IN _ V ）用资本形成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人口红利（ D _ POPU ），用15~64岁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高人力资本水平（ H _ CAP ）被用来作为人力资本的替代指标，用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来衡量；原创性技术进步（ T _ PRO ），用每万人科技期刊论文数量来衡量。
本书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地方统计年鉴、《中国检察年鉴》以及《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时间跨度为1978—2013年。
表2-22的第（1）列考察了金融分权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估计结果可以发现，金融分权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倒U形关系。
这表明，虽然短期内财政分权及其推动的金融分权为金融发展提供了制度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二者的相互作用促进了经济增长，但金融分权并没有释放出持续的增长动力。从经济稳定增长计量模型中也可以看出，金融分权变量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显著为负。这表明，中国金融分权化过程并未释放足够的动力来促进经济稳定增长，金融分权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效力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递减，开始成为影响经济稳定增长的因素。本书认为，尽管财政分权及其启动的金融分权短期内共同起着促成计划经济解体的作用，顺应了整个经济转型的趋势，使整体经济的效率得以提高，但是，金融分权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效力经过一段时间后开始递减，因此需要进行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尤其是推进金融部门的改革，以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同时改变金融部门作为“第二财政”的地位。实际上，金融部门在提高贷款效率方面还有很大潜力可以挖掘，金融发展不够成熟，是因为金融配置资源的潜力受到财政方面的约束，应当通过市场化改革为金融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使之成为加速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途径。
表2-22 基本原因与经济稳定增长的计量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1%、5%、10%和15%的置信水平，括号内数字为标准差。
表2-22第（2）列考察了地方政府努力水平对经济稳定增长的作用。检验结果发现，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绩效的努力可以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但是笔者发现，地方政府追求税收收入的努力在长期内不利于经济稳定增长，这可能是因为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绩效时，更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但地方政府追求税收收入的努力更多地关注收入来源渠道的发展。为实现晋升目标，地方官员会积极追求经济增长绩效差额的最大化，如果上年的增长绩效较高，则地方官员就会在有限的任期内努力提高任内的增长绩效，这会为后期的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此有利于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是，当前我国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制的设计使得地方官员在追求税收收入增加时，更注重投资过程，而忽视企业的经营发展。我国税收收入构成以增值税为主，就增值税收入而言，只要企业投资行为不断增加，即使企业利润不高，增值税收入也会持续增长。这样，地方政府为了增加税收收入，会通过“招商引资”“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等方式实现短期任内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而这对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是无益的。
表2-22第（3）列考察了地方制度环境对经济稳定增长的作用，实证结果显示，反映地方制度环境质量的腐败指数对经济稳定增长的作用呈现倒“U”形，腐败先促进后抑制经济稳定增长。原因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经济发展的激励体制不健全，通过腐败可以使资源按私人部门的意愿进行配置，从而能够提高经济效率。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政府管制行为的减少，经济增长对制度环境的敏感性逐渐增强，并且较差的制度环境会诱使地方政府的努力方向发生偏向性转移，因此腐败的负面影响已经超过了正面影响，成为阻碍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当前中国正面临对良好制度环境的迫切需求，良好的制度环境意味着政府政务和立法透明，腐败程度低，能够为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匹配提供良好的保障（Fan et al.，2013；陈志勇、陈思霞，2014），减少政府对市场的非正常干预。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反腐风暴持续升级，开始构建公开透明的制度环境，提高制度体系的运行效率，弱化乃至消除不合理制度因素，这些均使得地方制度环境趋于良好。良好的地方制度环境除了可以为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匹配提供保障，减少政府对市场的非正常干预之外，还为地方政府指明正确的努力方向，使地方政府的绩效目标向追求经济增长质量转变。
工业化水平变量系数在经济稳定增长计量模型中为正，但是不显著，这表明工业化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对未来经济增长仍然十分重要，但是当前工业化对经济稳定增长并不能释放足够的动力，不具有扭转经济增长加速下滑趋势的力量。2010年中国步入工业化后期，但是还处于工业化实现阶段，即使到2020年也仅仅走完工业化前两个阶段，工业化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速了工业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经济赶超，但中国只是工业大国，不是工业强国，还需要长期的工业化深化阶段。
进一步考察直接原因对经济稳定增长的不同作用。表2-23第（1）列考察了原创性技术进步对经济稳定增长的作用。回归结果显示，技术进步不仅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具有足够的动力维持经济稳定增长，这表明原创性技术进步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动力之源。也就是说，中国当前所处的增长阶段必须通过以自主创新取代技术引进或模仿来实现技术进步。具体体现为：当经济处于较低发展阶段时，技术引进和模仿可能是比自主创新更有效率的技术进步方式。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技术进步已经难以通过简单模仿来实现，自主研发成为技术进步的主要实现途径。就现实情况而言，中国已经跨过了中等偏高收入门槛，进入经济增长新阶段，同时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转方式、调结构”的迫切需求，以实现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通过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过程，加大原创性技术创新力度，发展高端制造业。当前，中国正面临“缺核少芯”“少创新、缺设计”等短板，国内关键技术研发能力低和“核心技术空洞”已成为事实，如果不能具有高水平人力资本环境下的自主创新，可能会落入依赖国外技术的陷阱，甚至还会丧失经济正常发展的链条。第（2）列和第（3）列检验了人口红利和高水平人力资本对经济稳定增长的效应。回归结果显示，人口红利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不能维持经济稳定增长，而高水平人力资本具有足够动力实现经济增长的长期稳定。这表明，尽管人口红利是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作为中国经济增长重要资源禀赋的人口红利将不可避免地进入衰减期，将会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实质性影响。但是，高水平人力资本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的特征，除了作为一般生产要素之外，高水平人力资本更多地赋予生产知识和技术创新的内涵。同时，高水平人力资本的外部性特征能够有效降低产品生产的成本，提高研发部门的效率，从而成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核心因素。当前，中国人力资本虽然数量上达到足够规模，但是专业人力资本不足。比如，我国计算机与电子行业和制药业是制造业中研发人员占劳动力比率最高的两大技术产业，研发人员占比分别为4.66%和2.67%，而美国的相应比率是11.37%和13.23%。而且中国的人力资本在部门间存在严重不匹配问题，从而引起摩擦并带来资源配置的低效的事实已经严重影响当前中国“转方式、调结构”战略实施成功的可能性，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
表2-23 直接原因与经济稳定增长的计量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5%的置信水平，括号内数字为标准差。
当前，投资和对外开放开始成为导致经济增长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表2-23的回归结果显示，投资和对外开放在促进经济显著增长的同时也导致经济增长不稳定。在微观层面上，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和由此造成的要素价格扭曲；在宏观层面上，中国存在严重的投资积压和由此产生的产能过剩问题。因此，投资仍然是造成中国经济波动最主要的因素，同时投资本身的波动已经成为经济波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开放在经济发展初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对外开放政策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当前对外开放开始成为导致中国经济不稳定增长的重要原因。对外开放程度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是复杂的，不仅对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有促进作用，还会推动发展中国家管理创新和技术进步。对外开放政策促使大量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被引入国内，在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外围经济走弱以及国际经济随机因素冲击成为中国经济不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经济发展低收入阶段和中低收入阶段，对外开放程度对国家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深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国际经济环境因素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稳定性的影响越来越大。
中国刚跨过中等高收入门槛，2008年即呈现经济增长减缓态势，2015年再次出现经济增长减缓拐点，这使中国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变得相对困难。本书认为，在经济增长的“换挡期”，经济增长动力不仅仅表现在促进经济增长，关键还在于能否具有足够的动力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同时可以发现，在不同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不同的。平衡增长和加速增长时期，导致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较为相似，而在增长减缓时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存在差异，甚至有些因素不仅不能扭转经济增长持续减缓的趋势，还导致经济增长出现更大幅度的波动。因此，需要结合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阶段性特征，适时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迎接下一个稳定增长的关键时期。本书的建议是：①中国分权改革虽然有市场化改革的部分元素，但它毕竟不是成熟和完善的市场经济的产物。因此，需要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尤其是推进金融部门的改革，使之成为金融发展和经济稳定增长的动力。②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为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匹配提供保障，减少政府对市场的非正常干预。同时，良好的制度环境也为地方政府指明正确的努力方向，使地方政府的绩效目标向追求经济增长质量转变，从而能够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因此，改善政府治理、抑制政府腐败依然是中国未来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动力。③工业化进程内在蕴含着产业结构转型、产能过剩等影响经济稳定增长的因素。中国工业经济正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后期阶段是曲折和富有挑战性的，当前必须高度重视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三个方面问题，因此中国还需要长期的工业化深化阶段（黄群慧，2014）。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制造2025”规划，这是中国制造业在信息化基础上的“再工业化”过程，我们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在数控机械设备和智能制造装备等高端装备制造领域挖掘新的增长动力。④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自贸区建设的推进，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进一步加深，要及早防范外来风险给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带来的冲击。在经济增长的“换挡期”，应着力把出口依赖转换为内需依赖。本书研究结论表明，依赖出口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之路并不能持续。随着外围经济的走弱，中国应尽快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从依赖出口转向增加内需，实现包容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⑤基于本书对中国当前所处发展阶段的判断以及对中国各个阶段影响增长动力直接因素的研究，未来中国固定资本投资率的回落在所难免，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推动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引擎是具有高水平人力资本环境下的技术创新，因此，需要内在地要求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提高高水平人力资本的占比。
[1] 为了简化符号，模型中省略了下标 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