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经济增长加速或减缓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重要的经济变迁过程

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告别2位数的增长，进入次增长阶段，这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表现。实际上，经过中国经济运行体制转轨的深化期、长时间高速增长后的调整期和由全面短缺到阶段性买方市场的转变期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波动幅度逐渐趋于稳定。

关于经济增长的路径，早期学者们仅采取观察的方式进行粗略的描述，比如经济周期理论（BCT）把经济增长路径特征表述为围绕潜在的经济增长趋势上下波动，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就是一个国家经济经历阶段性增长、停滞或崩溃的过程。

经济增长加速（acceleration）或减缓（slowdown）是指在经济增长阶段突然持续偏离预期的增长路径， 本书通过设定经济增长加速或减缓的拐点需要满足条件，进而寻找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在何时加速或者减缓，以此来刻画二次拐点之间经济变动所呈现的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变迁过程。

（一）第一阶段：1949—1978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不仅改变了社会政治秩序，而且加快了经济增长，改善了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1952—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加速，经济结构的显著改善使得GDP增长了3倍，人均收入提高了80%。尽管如此，中国经济并没有沿着稳定持续的增长路径波动，经济增长不稳定。其根本原因为：第一，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冲击着经济的发展，在此期间，中国先后经受了所有制形式的变动，同时也经受了抗美援朝、中苏关系破裂所造成的外部冲击，以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自我创伤。第二，生产规模过于庞大，生产规模的随意“更改”使得经济增长呈现不稳定性。比如，1957年1.3亿户家庭农场在1958年被改造成26000个人民公社，平均每个公社有6700人。如此庞大的生产规模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同时，在工业和服务业也同样强调大型化。不仅如此，在过分强调生产规模的同时，相关政府政策也在随意更改，这使得经济失去稳定的内部增长环境。第三，中国经济增长的市场力量极其微弱，政府主要依靠指令和规划对各种资源进行分配，其结果就是拥有庞大的存货却忽视消费者的福利，与此相伴的就是生产率低下和增长不稳定。

（二）第二阶段：1978—2003年改革开放时期

由于改革开放时期的成功政策，比如，土地控制权和经营权转向农民的政策、发展小规模工业政策、与世界接轨政策等，1978—2003年中国人均收入以每年6.6%的速度增长，远超欧美国家1.8%的增长速度。中国人均GDP从世界平均水平的22%上升至74%，占世界GDP的份额由5%上升至15%，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增长过程并未呈现稳定的态势，尽管1992—2000年经历了9年高速稳定的经济增长，但1978—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很不稳定，主要表现在经济加速增长的同时，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增多。第一，存在大量的低效率国有企业，并且大部分国有企业都存在亏损情况，这些国有企业完全依靠政府补贴和国有银行贷款才得以运营。第二，改革开放初期金融体系较为脆弱。尽管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居民储蓄的爆炸式增长和经济的迅速货币化，但该时期的金融体系是不稳定的，并且存在大规模的不良贷款。第三，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财政的地位十分不稳固。1978—1995年，政府的税收由占GDP的31%降至10%。同时，对地方政府提供的各种各样的税赋优惠以及国有企业收入的大幅度下降进一步影响了纳税基础。这种不稳固的财政地位严重影响了社会保障、公共基础和教育设施的建设。除此之外，能源与环境问题、法律制度和私人产权问题以及地区间和城乡收入差距问题都是影响经济增长不稳定的因素。

（三）第三阶段：2003—2011年稳定高增长时期

2003—2011年是中国经济稳定高增长时期，经济增长率稳定在10%左右。党的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引领下，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迈出新步伐，经济发展从“快字当头”到“好字优先”有序转化。在此期间，坚持将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大力推进结构调整，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主要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扩大国内需求，内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增强；第二，扎实推进科技创新，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显现；第三，着力推进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第四，完善落实区域发展政策，区域发展呈现良性互动态势；第五，注重改善民生，社会发展呈现和谐稳定的新气象。

（四）第四阶段：2011年之后新常态时期

2003—201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0%左右，而2012年和2013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均为7.7%。根据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统计，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7.4%，2015—2019年经济增长率为6.7%~6.1%；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增长”课题组预测2014年经济增长率为7.5%，2015年为7.3%，未来10年平均增长率为6.5%左右。

二、增长加速和减缓的界定及其显著特征

一个国家的经济不会一成不变地持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通常在哪个阶段减缓或加速，成为考察经济增长趋势性特征的关键。本书通过设定经济增长加速或减缓的时间点所需要满足的条件，进而寻找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在何时加速或者减缓，并且刻画二次拐点之间经济变动所呈现的特征。借鉴Eichengreen等 和Aiyar等 关于增长加速和增长减缓的界定，同时考虑本书重点关注中国以及各省（区、市）的经济波动情况，放宽对人均GDP增长率的约束，界定经济增长减缓需要满足的条件为如下三个维度：

其中， g _t 为依据2005年不变价格测算的GDP增长率， g _{t - n ， t} 和 g _{t ， t + n} 分别表示 t - n 到 t 以及 t 到 t + n 时间段 n 年间GDP年均增长率的平均值。考虑到很少有国家连续7年经济增长加速或经济增长减缓，取 n =7。第一个条件要求增长减缓之前的7年平均增长率不低于 Γ 。为了能获得较多的经济增长减缓拐点，借鉴Eichengreen等的设定， 把 Γ 定为3.5%。第二个条件要求增长减缓下降的幅度不低于 Λ ，表明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的收入水平之后会进入经济转型期。同样，为了能够获得经济增长拐点， Λ 取值2%。第三个条件限定增长减缓发生在某一收入区间内，考察经济增长进入一定的收入门槛之后是否发生经济增长转折。同理，筛选出的经济增长加速的时间点必须满足的条件为

其中，第一个条件要求增长加速之后的7年平均增长率不低于3.5%；第二个条件要求增长加速上升的幅度不低于2%；第三个条件表明从一个加速拐点到下一个加速拐点，增长加速发生在某一收入区间内。

由于我国当前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所以放松了对收入的约束。考虑到Eichengreen的设定（ Γ =3.5%， Λ =2%）对跨国数据的分析得到了较好的拟合效果，因此，以此为依据，借助全国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数据，筛选出中国经济增长减缓的时间点，如表2-1所示。本书GDP年均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数据库，时间跨度为1952—2013年。

从表2-1中可以看出，1952—2013年的62年里，我国经济增长经历了10次经济减缓拐点和12次经济加速拐点，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多次经历增长加速或者减缓，经济增长波动的惯性较大。我国为了实现既定的增长目标，多次采取刺激经济的政策，使得经济频繁增长加速或减缓。简单地说，刺激经济的措施可以使发展速度慢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变得更快，而发展速度快的经济体则会面临增长减缓。在单一经济体中，单纯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不一定能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在此期间，尽管会出现就业率、GDP等经济数据的趋好，但并不能最大限度地改变整个社会需求，生产力也并没有真正得到提高，甚至还会对经济体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如物价暴涨、产能过剩，甚至是经济危机。这样的增长只会产生短暂的虚假繁荣，并不能使经济体产生持续的增长动力。在此期间，我国经济增长路径经历3次连续的减缓过程和4次连续加速过程，分别为1958—1960年、1970—1971年和1996—1998年的连续增长减缓拐点，以及1977—1980年、1982—1983年、1991—1992年和2002—2004年的连续增长加速拐点。这表明，当加速经济增长的刺激过后，如果没有持续的稳定增长动力之源，随之而来的便是经济增长连续减缓。根据国际经济增长经验，当新兴市场国家跨越人均GDP为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当人均GDP超出3000美元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该增长区间内，能否顺应当前增长减缓的趋势，通过转方式、调结构顺利进入下一个增长阶段成为当前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

表2-2为1952—2013年我国经济增长路径高增长中的加速阶段和低增长（中等增长）中减缓阶段的特征数值。计算结果显示，1952—2013年，我国经历4次低增长或中等增长中的减缓阶段，分别为1957—1970年，持续时间为14年；1971—1975年，持续时间为5年；1975—1996年，持续时间为22年；2011—2014年，持续时间为4年。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经济增长经历4次高增长中的加速增长阶段，分别为1968—1977年，持续时间为10年；1983—1991年，持续时间为9年；1992—2000年，持续时间为9年；2003—2011年，持续时间为9年。根据稳定增长的界定，在经济减缓区间中，经济增长波动幅度小于3%的只有2次，分别为1971—1975年和2011—2014年。这2次经济增长减缓属于稳定增长的界定范围，其中1975—1996年属于低增长稳定状态，2011—2014年属于中等增长稳定状态。同时，在经济加速区间中，经济增长波动幅度小于3%的也有2次，分别为1992—2000年和2003—2011年，它们都属于经济高增长稳定状态，其中2003—2011年的增长稳定性更为明显。

表2-3为各个省（区、市）1952—2013年经济增长路径的增长加速拐点频数及其加速过程区域转移情况。

注：表中数值为加速拐点频数。

表2-3显示，整体上各个省（区、市）经济增长路径上都经历过频繁的加速过程，但是，2003年之后，我国经济增长加速过程发生区域转移。发达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增长加速期消失，经济增长趋于稳定，但是中西部省（区、市）依然处在持续增长加速阶段。

数据显示，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加快。2007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速首次超过东部地区。2008年，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经济全面加速，均超过东部地区增长水平。截至2009年底，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分别同比增长12.6%、13.4%和11.6%，比东部地区分别高出1.9个、2.7个和0.9个百分点。这表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全面超东部地区已无悬念，中国经济加速增长已经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转移。这一特征事实的具体原因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区域产业梯度转移是重要的动力之源，主要表现为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制造类产业正在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经过一段时间的产业梯度持续转移之后，东部地区的产业以轻工类、附加值更高的服务业为主，这一类产业增长速度不及工业高，从而表现为东部地区增长速度不及中西部地区。

第二，伴随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加快，我国的经济重心也在不断演变。首先，中西部地区所占GDP份额不断提高，并呈现不断递增的态势。截至2009年，中西部地区所占GDP份额已高达46.16%。其次，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的能力不断增强。2010年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比重由11.2%上升到13.7%，到2013年，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增速已经超过东部地区。与此同时，江西、湖南、四川、重庆、河南、吉林等一批内陆开放高地正在形成，这种内在驱动力进一步促使中西部地区外资引力加强。目前，境内外资本正加速流向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呈加速趋势。

第三，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加速增长的切入点。中西部地区拥有资源优势以及人力成本低于东部地区的优势，这些比较优势使得中西部地区能够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内在地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如此，中西部地区还不断加快人才培养，实现人才供需的有效对接，增强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高铁的飞速建设拉近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市场的距离，缩短了城市之间的交通距离，改变了城市间的空间结构，进而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

第四，除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政策优势外，加速协调发展政策是经济增长加速向内陆地区转移的又一个原因。目前，我国区域发展增长格局，从东部地区“一马当先”，向中西部地区全面加速、各区域协同并进转变。我国地区差距逐渐缩小，区域协调发展呈加速态势。与此同时，在“十二五”“十三五”经济转型、结构调整大背景下，我国将加快产业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速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将给中西部地区加速增长带来新的机遇。首先，从中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来看，我国经济增长加速拐点和减缓拐点的出现是频繁的，并且出现过连续的经济增长加速过程和减缓过程，这种加速和减缓的不断交叠使我国在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呈现大幅度的波动态势。其次，2003年之后，我国经济增长的加速过程发生区域转移，东部地区在2003年之后增长加速过程逐渐消失，经济增长趋于稳定，但是中西部地区加速增长过程依然明显，中西部地区潜在增长动力将是推动整体经济稳定增长的引擎。最后，得益于较长时期的加速增长，我国能够保持长期的高速增长态势。但是，通过对比国际经济增长经验可以发现，中国要想成功跨入高收入阶段，需要在跨越临界点前至少10年保持相对稳定增长。

从当前经济增长态势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仍然存在较大的追赶空间。首先，从GDP增长率来看，如果假定GDP增长率每10年以1%的平均速度递减，2014年经济增长率为7.5%，2015—2024年为6.5%，而到2025—2034年为5.5%。按照这个假定，中国将在2026年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到2030年经济总量相当于世界GDP的1/4。但是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只达到西欧和日本1990年的水平，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依然悬殊。其次，中国的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后，经过大规模的经济赶超，比较优势已经逐渐失去，而随着整个经济态势的变动，作为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技术前沿也会进一步外移，这意味着技术模仿成本变得更大，用创新取代模仿将是中国今后经济增长和追赶发达国家的主要动力，而创新本身就是一个长期过程。最后，中国经过增长拐点之后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可能会减弱。日本和韩国经济均在拐点出现10年之后遭遇严重的危机，能源危机和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这两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使它们永久性地放慢了增长速度。考虑到未来10年中国对原油依赖性的日益增加和对外依存的显著存在，当受到外部随机因素冲击时，中国有可能会发生类似于日本和韩国的增长减速的情况。因此，需要结合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阶段性特征，适时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抓住下一个稳定增长的关键时期。 IdCa9/aTGp6DCBKIFwiz43mGjp7565Z6ISeYCCA1M6JKhZge8wPyiHOl3VA+AJ/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