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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差异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威廉逊在库兹涅茨关于收入差异与经济增长倒U型关系曲线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区域趋同假说，而这一假说对区域经济差异研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相关经验研究中既有支持该假说的论据，也不乏有反对该假说的证据。
Baumol（1986）研究发现国家间初始人均收入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8］ ；Barro和Martin（1991，1992）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对美国各州和西欧73个区域人均收入增长的研究发现，人均收入水平的收敛现象是客观存在的 ［9-10］ 。Martin（1996）对110个国家及经合组织成员1960—1990年的数据分析也表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确存在着收敛现象 ［11］ 。Dilling-Hansen等（1994）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和教育差异的缩小导致二战后丹麦县际人均收入增长呈现出较强的收敛态势 ［12］ 。Coulombe等（1995）认为得益于区际贸易、政府间转移支付和税收，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后加拿大各省人均收入和产出增长均趋于收敛 ［13］ 。Duede等（2016）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冷战结束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全球宏观经济呈现显著的 σ 收敛 ［14］ 。Yasari（2021）通过计算人均收入的威廉姆森指数和泰尔指数发现，2011—2019年南加里曼丹省地区间经济差异呈现缩减态势 ［15］ 。Norihiro等（2022）基于日本的研究认为高铁建设对周边地区的收入和创新产生积极影响，可以加速区域经济收敛 ［16］ 。当然，绝对收敛通常只存在发达国家之间或者欠发达国家之间，即俱乐部收敛更能体现这种分组收敛特征（Ben-David，1998） ［17］ 。
也有相关经验研究不支持威廉逊区域趋同假说。Jackson等（1981）研究发现美国九大经济区1960—1978年的人均收入差异保持相对稳定，人均收入并没有表现出收敛的现象 ［18］ 。Amos（1988）研究认为美国区域经济差异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存在逐步扩大的趋势 ［19］ 。Bernat（2001）发现美国各州人均收入在1950—1979年趋于收敛，而在1979—1999年趋于发散 ［20］ 。在影响区域经济收敛性的因素中，相关研究发现选民政治偏见分布的地区差异（Okabe et al.，2017） ［21］ 、劳动生产率的差异（Beugelsdijk et al.，2018；Kataoka，2018） ［22-23］ 、政府提供经济服务的差异（Nandan et al.，2022） ［24］ 都是解释区域经济差异的关键因素。
如果存在经济收敛现象，经济收敛速度则成为经济收敛研究的重要内容。Mankiw等（1992）的研究表明在保持人口增长和资本积累不变的情况下，各国的收敛速度与扩展索洛模型预测的速度大致相同 ［25］ 。Davidescu等（2018）考察了2000—2013年外国直接投资对罗马尼亚收敛指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长期中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增加1%意味着罗马尼亚的经济收敛指数将接近欧盟平均水平，增长近0.61% ［26］ 。Labidi（2019）研究了突尼斯1985—2016年的经济收敛速度，结果表明在此期间突尼斯区域经济确实存在着收敛速度较慢的特征，需要适当的公共政策来加快经济收敛的速度 ［27］ 。Carrington等（2021）用夜间灯光数据代替收入分析了1992—2013年厄瓜多尔省际的经济收敛，结果表明，各省之间存在经济收敛，且每年的收敛速度大致为2% ［28］ 。
近年来，随着空间统计学和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兴起，研究者也考察了空间因素对经济收敛的影响。Paolo等（2020）通过研究1992—2014年欧盟的经济增长发现，该地区经济存在收敛效应，且考虑空间相互作用后收敛速度会更快 ［29］ 。Cartone等（2021）采用了空间分位数回归方法对欧洲12个国家187个地区的经济差异成因和收敛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它们在投资、人口增长、人力资本和溢出效应等方面存在区域异质性且收敛速度不同，特别是经济增长速度较慢的地区反而具有较高的收敛程度 ［30］ 。
胡焕庸（1935）基于人口密度提出的“瑷珲—腾冲一线”引起了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对我国人口空间分布和经济非均衡发展状况的关注。相关统计数据显示，1949年各地区工业总产值排在前5位的依次是上海、江苏、辽宁、山东和广东，均为沿海地区，其中上海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1/4，沿海5省（市）则占全国的56.23% ［31］ 。为逐步改变近代以来生产力不合理布局的状况，特别是调整内地和沿海地区的经济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了“既要合理地利用原有工业基础，也要积极地着手创设新的工业基地，逐步地改变过去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态”的建设思路 ［32］ ，并逐渐形成了“利用沿海、发展内陆、缩小地区差异”的均衡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初期，如何加快发展步伐和迅速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政策课题。基于对发展理念与发展实践的反思，提出了“效率优先，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总体发展思路，这一发展思路在区域发展战略中的体现就是，在沿海地区设立四个经济特区、对外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赋予它们某些特有的财权和事权，鼓励其吸引外商投资和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并由此逐渐形成了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此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特别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各种发展要素向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城市聚集，地区间的合理分工与协调发展偏离了预期目标。于是，中央政府基于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发展基础重构了我国区域经济格局，并因地制宜地提出了西部大开发（1999）、东北振兴（2003）、中部崛起（2004）等区域发展战略。基于此，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于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经济收敛性（或经济趋同性）的研究文献日益丰富起来，这些研究成果为探讨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变规律和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经济差异变化的倒U型假说对国内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许多研究文献在采用诸如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指标测度经济增长及区域经济差异的基础上直接或者间接地验证该假说在我国是否成立。杨开忠（1994）的研究认为我国省份经济差异以1978年为拐点基本呈现出倒U型的变化轨迹，而沿海和内地的经济差异大致表现出V型变化特征 ［33］ 。徐建华等（2005）基于1952—2000年的省级数据研究发现，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过程在大时间尺度上基本符合倒U型曲线规律，而在小时间尺度上表现为由倒U型与U型连接的复合倒U型曲线 ［34］ 。刘树成等（2007）测算了1952—2006年地区间人均GDP的变异系数、基尼系数、 σ 系数，发现它们均显示出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特征 ［35］ 。冯长春等（2015）基于2000—2012年人均GDP数据从经济区、省域和市域三类空间尺度测度了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变，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大致呈现先小幅上升、后持续下降的倒U型趋势 ［36］ 。
当然，也有文献的研究结论并不支持倒U型假说。贺灿飞等（2004）测度了我国1952—2002年地带间和省份间的经济差异，认为地带间差异随时间持续扩大，省际差异自1978年以来呈现U型变化态势 ［37］ 。张毅（2010）以农民人均纯收入等指标分析了1980—2008年我国县域经济差异的变化状况，认为县域经济差异巨大，并有不断扩大的态势 ［38］ 。陈培阳等（2012）从地带、省级、地级和县级等多个尺度测度了1998—2009年我国区域经济差异，认为研究期内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在四个尺度上均表现出扩大的趋势 ［39］ 。孙久文等（2014）的研究发现，1978—2012年我国省份人均GDP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在平缓的V型变化中趋于缩小 ［40］ 。
随着数据资料的逐渐完善与丰富，关于经济差异研究的空间尺度由地带、地区、省域、市域逐渐延伸到县域甚至镇域（丁志伟等，2013） ［41］ 。
在明晰经济差异演变特征的基础上，探究其成因就显得尤为重要。李国平等（2003）认为生产与人口流向的空间不匹配是造成我国地区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 ［42］ 。陈良文等（2007）将要素流动和集聚经济效应纳入分析框架，认为在集聚经济效应作用下地区间的要素流动将会扩大地区经济差异 ［43］ 。姚先国等（2008）认为尽管提高劳动力教育程度对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积极的影响且有一定的溢出效应，但却不是地区经济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44］ 。田伟等（2009）探讨了晋升博弈、地方官员行为与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关系，为理解我国区域经济差异提供了一个不局限于经济因素的解释 ［45］ 。任保平等（2021）认为不同省域政府财富创造能力的差异是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差异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 ［46］ 。吕承超等（2021）的研究表明，尽管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等质量型因素会影响地区经济差异，但人均资本、城镇化率和对外开放程度等数量型因素才是主导地区经济差异产生和变化的力量 ［47］ 。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南北经济差异逐渐显现，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解释了造成南北经济差异的原因。盛来运等（2018）认为北方资本积累速度较慢是造成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最重要原因 ［48］ 。当然，更多的研究文献倾向于将产业结构优化、区域经济政策、科技创新载体等方面的异质性所产生的动能转换差异视为南北经济分化的主要原因（杜宇等，2020；杨明洪等，2021；安虎森等，2021） ［49-51］ 。
综合而言，关于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成因存在着不同看法，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经验数据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基本涉及了发展基础、区位与资源禀赋、经济结构、市场化与要素流动、区域经济政策、技术与制度创新等因素。
在分析经济差异时空演变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截面或面板回归模型检验经济收敛性成为较多文献很自然的选择。相关研究文献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存在不同程度的收敛特征。魏后凯（1997）的研究表明1978—1992年我国低收入地区与高收入地区的人均国民收入趋于收敛 ［52］ 。刘强（2001）认为尽管我国地区间经济增长在1981—1998年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和区域收敛性，但新古典的经济增长收敛机制并没有起作用 ［53］ 。沈坤荣等（2002）认为1978—1999年我国地区间经济同时存在着显著的俱乐部收敛特征和条件收敛特征 ［54］ 。王志刚（2004）研究发现1979—1999年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出现了不同的收敛现象 ［55］ 。刘生龙等（2009）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使得2000—2007年该地区年均经济增长率上升了大约1.5个百分点，从而促使我国区域经济从趋异转向收敛 ［56］ 。董雪兵等（2020）研究发现1978—2017年我国全域经济经历了“收敛—发散—收敛”的变化过程，其中“四大板块”间经济逐渐收敛 ［57］ 。
当然，也有相关文献的研究结论认为我国区域经济不仅没有出现收敛，反而存在着发散特征。刘夏明等（2004）基于基尼系数分解的研究结果表明1980—2001年我国各地区内部不存在俱乐部收敛 ［58］ 。周亚虹等（2009）研究发现1978—2006年我国经济处于加速增长的发散状态，尽管富裕地区的经济逐渐向收敛状态过渡，但相对落后地区却存在较为明显的发散现象 ［59］ 。朱国忠等（2014）认为1952—2008年我国各省的人均生产总值总体上不存在收敛性 ［60］ 。朱建平等（2021）基于2000—2018年的季度数据研究发现我国省际经济周期包括发散与收敛并存、逐步收敛、急速发散三个阶段，总体上表现出先收敛后发散的U型变化特征 ［61］ 。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经济联系的逐渐增强，区域经济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空间自相关性，有研究文献在考察区域经济收敛性的同时考虑了空间相互作用的影响。林光平等（2006）的研究结果表明考虑空间相关性后我国1978—2002年的地区经济存在 σ 收敛 ［62］ 。潘文卿（2010）认为纳入省际关联效应后我国经济在1978—2007年存在着全域范围内的绝对 β 收敛特征 ［63］ 。洪国志等（2010）应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证明1990—2007年我国240个地级城市经济存在着绝对 β 收敛 ［64］ 。何雄浪等（2013）研究发现空间相关性已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考虑空间相关性后我国经济在1953—2010年不存在绝对收敛性，但却存在条件收敛性 ［65］ 。
相对于其他国家重点开发区域而言，兰州—西宁地区的研究文献数量偏少，截至2022年底中国知网中以“兰州—西宁地区”“兰州—西宁城市群”“兰州—西宁城市区域”“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等为检索主题的文献不足300篇，其中期刊文献不足200篇。剔除重复文献及非经济方面的研究文献后，被当年核心期刊
收录的研究文献仅有百篇左右。从相关研究文献的年度分布情况来看，最早的相关研究文献出现在2004年；而从变化趋势来看，2008—2014年和2018—2022年发表的研究文献数量相对较多，在这两个时期国家恰好发布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兰州—西宁城市群发展规划》，说明对兰州—西宁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注与研究受国家相关政策的影响较大。
从相关文献第一作者单位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西北师范大学和兰州大学居前两位，其余高校或研究机构相对较少，大多为1～2篇，呈现出“高集中度”的特点，一定程度上表明兰州—西宁地区在国家区域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当然，兰州—西宁地区所在地的研究机构和研究者开展相应研究是相对比较有优势的。比较而言，青海省的相关科研、教学机构对兰州—西宁地区的关注度偏低，仅有少部分学者分析了该地区的经济效率问题和区域经济合作问题 ［66-67］ ，其他学者更多的是从省内战略出发关注青海东部城市群的建设问题（薛成有，2011；李勇，2013） ［68-69］ 。
从研究主题来看，主要涉及人口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70-73］ 、区域整合及经济空间格局研究 ［74-81］ 、城镇规模与城镇体系研究 ［82-84］ 、产业发展研究 ［85-86］ 、交通通达度研究 ［87-90］ 、城镇化发展的环境效应 ［91］ 以及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协调发展 ［92］ 等主题。同时，相关研究也对地形、资源禀赋、发展政策等方面的差异和省际毗邻地区的特征，以及兰州—西宁地区的内部经济差异给予了相应关注。这些研究为深入了解兰州—西宁地区的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经济差异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伴随的一种现象，兰州—西宁地区亦不例外。相关文献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效率等角度分析了该地区经济差异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并对经济收敛性进行检验判断。
关于兰州—西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县域尺度出发，在构建指标体系计算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指数的基础上，借助GIS技术分析其空间分布状况及其可能的影响因素（张志斌等，2011；白永平等，2011；张宇硕等，2011；李丁等，2013） ［93-96］ 。概括而言有如下特征：①研究的县域单元数量为41～42个，且均倾向于将兰州市和西宁市的主城区进行合并分析，参与实际分析的县域单元数量为35～36个。②构建的指标体系仅包括人均GDP、经济增长速度、城市化率、非农产业比重、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12项经济指标；由指标体系计算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指标时多采用因子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且研究数据采用1995—2011年代表性年份的横截面数据。③基于横截面数据及空间自相关分析，该地区的县域经济差异在研究期内虽然较为显著，但却有减小的趋势，空间差异上则呈现出“南北分异”与“东西分异”并存的特征。④产业结构、集聚效应和边界效应是该地区经济差异演变的可能影响因素。
效率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提升经济效率是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关于兰州—西宁地区经济效率差异的研究均从县域尺度出发，在应用DEA方法测算经济效率或绿色经济效率的基础上，借助空间回归模型或者Tobit模型探讨其影响因素（高新才等，2018；马志超等，2022） ［66，97］ 。具体而言：①相关研究在测算经济效率时应用了超效率SBM模型，选取劳动力和固定资产投资为投入指标、地区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收入为产出指标；而在测算绿色经济效率时则应用了超效率SBM-ML模型，且在考虑产出时选取了PM 2.5 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尽管指标选取和测度模型有差异，但是研究期内兰州—西宁地区的经济效率和绿色经济效率总体上均呈现上升的态势。②基于空间误差模型的结果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有利于提高该地区的经济效率，而城镇化水平与经济效率之间则存在U型关系；基于Tobit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第三产业发展有利于提高该地区绿色经济效率，而人力资本水平、消费水平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目前很少有文献分析兰州—西宁地区的经济收敛性问题。张志斌等（2013）分析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2000—2010年的人均GDP指标和劳动GDP指标的收敛趋势，结果表明该地区县域间经济存在微弱的 σ 收敛趋势和每年2%收敛速度的绝对 β 收敛趋势，而城市间经济存在新古典主义与新增长理论两种收敛机制 ［98］ 。贾卓等（2022）在测度2010—2018年兰西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的基础上，发现该地区的环境规制效率存在空间收敛性，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人口密度和工业化程度等因素有利于促进空间收敛性，而能源强度则对空间收敛性起到抑制作用 ［99］ 。
由于区域经济差异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因而在分析区域经济差异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如何缩小区域经济差异也就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普遍关注的问题。然而，由于相关研究所选取的区域样本以及时间跨度不同，对于经济差异演变趋势得出了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因此，分析特定区域在特定时期的经济差异演变趋势及可能影响因素确有其价值。与此同时，国内文献基于地带、省域、市域和县域等多空间尺度对我国不同时期的经济差异展开了经验研究，但基于县域尺度的研究区域多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其中的省际毗邻区域相关研究偏少。事实上，欠发达地区省际毗邻区域的经济差异问题相对更为复杂，更加值得关注。
就兰州—西宁地区相关研究而言，现有研究为了解该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与借鉴。当然，这些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现有文献对兰州—西宁地区空间范围的界定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主要是从地理环境因素或者政策因素确定研究区域，而这些因素与研究者的主观认知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对于经济区建设或者城市群发展而言，其空间范畴需要综合考虑地理、文化、经济以及政策等多方面因素，这样既能与当地经济社会的实际相符，又能为区域发展战略服务。第二，尽管有部分文献关注到了兰州—西宁地区的经济差异问题，但其时间尺度已不能完全反映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对经济差异变化的分析大多采用截面数据，割裂了变化过程的连续性，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时间过程分析和空间格局分析的分离。第三，现有文献在评价兰州—西宁地区经济差异时多考虑纯经济指标，忽视经济绩效以及环境指标。在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区域经济发展评价既要考虑相关经济总量、结构指标，也要考虑经济效率、环境效应以及反映人民群众获得感等方面的指标。第四，分析兰州—西宁地区经济差异的文献较少进行收敛性检验，且对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多采用定性评价，定量分析较为欠缺。